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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民族-人民的”与“文化霸权的”
——也谈葛兰西的文化思想
■ 谢冬冰[1]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传媒艺术系 南京 210036)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关于其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霸权思想、“民族-人民的”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知识界等论题上，尤其在其文化霸权思想的研究上，成果非常集中。本文将就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论题加以探讨。任何思想成果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其中必然存在或隐或显的甚至是不可割裂的联系。不过，就笔者掌握的研究资料看，此前关于葛兰西文化思想的研究绝大多数为单取一块的个案研究，本文将其思想中概念与“文化霸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一个目标下的两个概念
葛兰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其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胸怀“拯救意大利”的抱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尤其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诚然，其文化思想最终也是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
葛兰西在《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概念，从文中内容推算，时间应该在1930年年底。而“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没有来得及做充分系统的论证，但这一思想贯穿在整部《狱中札记》之中。就两个概念的外延看，“文化霸权的”思想应该涵盖“民族-人民的”文学。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思想前提是：人不仅受到权力的支配，而且受到观念的支配，统治阶级的建立实质上是其世界观的创立。1马克思也有同样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这里，葛兰西首先承认，任何一种国家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专政，但是，专政并不是政治统治的唯一形式，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霸权”。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演化上看，虽然他偶尔也在政治领导权、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的统一上使用“霸权”这一概念，但他重点强调的是文化霸权(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比如，某一社会集团“借助或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主导权”，3“通过同意即凭借文化的引导，而不同于通过法律和警察而施加的武力、强制、国家干预的控制”3等等，在狱中文章里，葛兰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霸权”与“统治”、“武力”、“强制”等概念对立使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霸权概念被极大地忽视了；与列宁相比，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发生了意义重心的转移，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言：“葛兰西把通过单纯的意识形态方式所获得的文化霸权看作是达创政治权力的优先条件，而对于列宁来说，取得政权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只要形势允许，就能够夺取也一定要夺取政权。”4显然，列宁实现霸权的方式是通过国家机器，而葛兰西实现霸权的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如果整个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取得霸权，则无产阶级也就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在葛兰西的狱中写作中，因为言论自由的限制，葛兰西无法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他花了大量笔墨对市民社会做了重新阐释，他认为，只要市民社会能够对资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霸权，则革命也就能够以一种非暴力的、缓和的方式取得成功。所以，按照他的理论，“霸权”的实现在于基本阶级(市民阶层)在不同社会集团构成的体系之内对政治、智识、道德所实行的领导权，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的实现只能来自于接合原则，即葛兰西所谓的“霸权原则”：“它包含一个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实现依赖于处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基本阶级所起的中心作用。”5可是，20世纪20、30年代的意大利市民阶级无法起到这种中心作用。因为他们连属于“民族-人民的”文学都没有，何谈文化霸权呢？
所以，这一思想首先在意大利遭遇了尴尬：“无论是文学的人民性，还是本国创作的‘人民的’文学，现在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作家’缺少同‘人民’一致的世界观，换句话说，作家既未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也没有肩负起‘民族教育者’的使命，他们从前不曾、现在也没有给自己提出体验人民的情感……从而培育人民的思想情感的任务。”6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葛兰西明明知道，“人民的”文学尚不存在，其所谓的“文化霸权”自然也难以实现，尤其在意大利可谓虚无缥缈，此种境况下，他为什么还如此痴心不改呢？
二、“民族-人民的”文学——文化霸权之基础
葛兰西认为，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是意大利实现文化霸权之基础。
在《意大利人民的特征》一文中，葛兰西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了意大利人民缺乏斗争的力量：首先，意大利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冷漠态度；其次，没有一个群众政党的传统扎根于意大利人民之中，即不存在对群众的政治领导，不存在对人民的难以驾驭的情绪的指导方针；第三，历时4年的“一战”结束后，意大利作为战败国，成千上万的人们失去了精神支撑点，他们不再追求所谓的国家精神，而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葛兰西借用德·桑克蒂斯的话来概括此时意大利人的精神状态：“缺乏力量，因为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因为缺乏文化。”7归根结底，意大利的问题是缺乏文化。而葛兰西对意大利文化的认识就是要实现由人民支配的崭新的民族道德和民族观念。他说：“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求对待人民阶级采取新的立场，确立关于‘民族的’新观念。”7这里，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文化就是全民族共同持有的道德准则、生活方式及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要实现这种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文化阶级”的统一，“文化阶级”显然指的是知识分子阶级，要达到“文化阶级”的统一，就必须实现知识分子的统一，知识分子要创造新文化，就必须“对待人民阶级采取新的立场”，确立关于“民族的”新观念。
但是，当时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严重脱离人民。葛兰西从普通百姓不读本国小说而只读《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小说这一现象得出结论：“在意大利不存在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民族统一体，也不存在等级制的，更毋庸说平等的民族统一体。知识分子不是来自人民，虽然偶尔也有人出身于人民，他们同人民毫无联系(撇开娓娓动听的言辞不谈)，他们不了解人民，不懂得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人民的隐蔽的感情；就对人民的关系来说，知识分子像是悬吊在空中的、脱离人民的阶层，而不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职能。”6
可见，葛兰西时代的意大利，既没有统一的意大利民族文化，也没有属于人民的文化，“人民的意大利迄今仍处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宗教同偶像崇拜的习俗交织在一起，并停滞在这一阶段。”6葛兰西认为，当时的意大利仍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人们除了宗教崇拜没有任何信仰。
而葛兰西所谓“人民”的主体是市民社会。他认为，国家可以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各种“民间”、“私人”组织的总和，葛兰西独创性地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归入上层建筑领域。这一点与马克思很不相同。马克思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8马克思在此揭示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性，把市民社会视为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和发源地，继而指出，“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8这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入有上层建筑矗立其上的经济基础。葛兰西与此恰恰相反。
葛兰西不仅与马克思背道而驰地认为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还认为它不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而是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如此，霸权与意识形态就在市民社会交汇了。意识形态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具体地说，它只能存在于工会、商会、教会、学校、文化实体、民间组织、自治团体、各种协会、大众传媒等等实体之中。而且，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属于观念的体系，是现实世界的“副现象”，他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实践功能。这一认识应该是受到宗教的启发。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观念，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存在于少年的洗礼、虔诚的跪拜等各种宗教活动之中，“人的生活中与个人幸福攸关的一切大事和行动，即如诞生、结婚、死亡和葬礼都夹杂着某些宗教的东西”。9在葛兰西的思想里，意识形态也存在于人的各种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有机地、有力地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归纳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关键点可以归结为：首先，意识形态是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的，具有操作性、活动性；其次，人类社会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其主体性及主体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再次，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比如文本，具有机构性，比如学校和学术机构等。
由此，葛兰西的理论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但是，意识形态革命与综合爆发式的枪杆子革命完全不同，在葛兰西的思想中，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完全不是在“综合爆发”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是在“有机继承”的意义上呈现其特有内涵，这种有机继承要求有良好的图书馆、档案馆，其中储备丰富，使用方便，可资对过去的一切活动进行浏览和批评。所以，与暴力革命不同，有机继承意义上的革命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需要的是对市民(人民)进行教育。
他把教育人民的希望寄托在作家和通俗文学身上。必须在意大利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才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市民，才能实现他所提出的文化霸权。
三、“民族-人民的”文学——教育的艺术
葛兰西谈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从对克罗齐的批判开始的。克罗齐作为意大利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深受葛兰西的尊重，葛兰西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葛兰西发现，要倡导革命的新文学，必须对克罗齐的直觉美学做出批判，在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审美本质的同时，强调内容的教育性。
针对克罗齐提出的艺术即直觉、即语言、即艺术的主观唯心论，葛兰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克罗齐自己的话对他的观点加以批判：“诗歌不产生诗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需要有阳性元素，即需要有现实的、激情的、实际的和精神的东西的参与。最权威的诗歌批评家在这种情况下提醒说，勿求救于文学处方，而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重新造就人’。一旦人重新造就，精神焕新，情感的新生活产生，便会产生——倘使产生的话——新的诗篇。”10在此，葛兰西吸取了克罗齐关于“诗歌不能产生诗歌”论的合理内核，揭示了革命实践同造就新人、创立新文学的关系，明确指出，这个论点可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接受。他进而引申自己的观点：文学不能产生文学，意识形态也不能创造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无法产生上层建筑；它们的诞生绝不是所谓的“孤雌生殖”，而是必须依靠“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这些“阳性”元素创造新人，创造新的社会关系。
葛兰西在此明确了一个观点，就是艺术必须表现历史的、革命的内容，也只有有了这样的元素，艺术才成其为艺术，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可能教育出新人。当然，新人不是从天而降的。新人是从旧人变来的。他结合但丁的创作提出：“旧‘人’由于变化的结果，也可以成为新‘人’；因为在原先的种种关系被推翻以后，他进入了新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在正面形成的‘新人’创作出诗篇之前，可以听见得到新生的旧人的‘最后凯歌’。这最后凯歌每每放射出令人惊叹的奇光异彩；在那里，新与旧糅合在一起，激情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炽热程度。《神曲》难道不就是中世纪的最后凯歌，新时代和新历史的先兆吗？”10这里，葛兰西充满信心地展望，通过艺术的教育，通过在艺术中注入新的革命的内容，意大利将诞生新的但丁式的伟人。
葛兰西要通过文学艺术教育人民，同时又坚决反对文学艺术政治化，把文学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他在文章、笔记中多次论及文学批评的标准。他认为，批评家的任务是把探讨作品的艺术特征同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即作品中贯穿的情感及对生活的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预先安排的’和规定的政治宣传”11。葛兰西还通过举例证明，只有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热情与高超的艺术技巧有机结合的创作，其产品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品，如果创作热情虚假而空洞，纯粹为了表现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概念，那么再高明的艺术家此时也不是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希望博得主人欢心的奴仆。
同时，葛兰西认为，艺术家与政治家对“人”的看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政治家眼光中的人，一如现实中的人，同时又是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政治家的任务正在于把人们发动起来，摆脱现今的际遇，成为有能力通过集体的行动达到既定目标的人，就是说，推动他们“顺应”未来的目标。艺术家则必须展示“实实在在的存在”，一定时期的个性化的、毫不随波逐流的事物——这种展示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从政治家的观点来看，他从来不会对艺术家表示满意，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他永远觉得艺术家是时代的落伍者，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永远被现实运动抛在后面。11
政治家把人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改造，以期摆脱目前的境遇，实现未来的目标，而艺术家则必须现实主义地来反映人。葛兰西指出，艺术家只有老老实实按现实主义的原则反映人，他笔下的人物才能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等贵族青年，都因为其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才使它们可以永葆现实意义。相反，葛兰西把作品描写中的不忠实斥责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
在《文学批评的准则》的最后，葛兰西强调：“至关重要的是，新文学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humus(法语：‘沃土’)之中；人民文化有着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倾向和诚然是落后的、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世界。”11人民的新文学一定要反映人民的文化，即便是人民文化中的落后元素，联想到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精神深处之劣根性的揭示，我们不得不赞赏葛兰西见解的深刻与精辟。
为疗救意大利文学之病，葛兰西将意大利历史与文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成九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文学为什么不是人民的文学？接下来有戏剧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浪漫主义文学问题、教会问题、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影响问题、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态度问题、通俗小说问题，等等。对这些重大困难问题的根源、实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的统一性，做了细致的解剖，指出它们的存在是“现代型式的意大利民族难产的映照”12。葛兰西提出了意大利文学中存在的一揽子问题，并分析了其间的内在联系，但根本的原因是领导者性格和意志的软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情洋溢而又悲天悯人，狂热而轻佻。他们不可能是代表人民的知识分子。
代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谁？代表意大利文学的出路在哪里？葛兰西在《意大利文学的普及性》中认为，意大利文学的出路在于发扬民族复兴运动的民主精神与文学传统，在于创作像威尔第的歌剧那样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要求的作品。
在葛兰西的视域里，可以代表意大利人民的知识分子，有德·桑克蒂斯、皮兰德娄等，他还通过对比托尔斯泰和曼佐尼的作品，阐释了他对人民艺术家的理解。
德·桑克蒂斯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曾积极参加民族复兴运动。他反对文艺理论领域的学院主义与形式主义，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文化与生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葛兰西推崇这位批评家，提出“回到德·桑克蒂斯”的口号，关键在于桑克蒂斯在意大利较早地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化思想，即要求知识分子对待人民采取新的立场，确立关于“民族的”新观念。
如果说德·桑克蒂斯是批评家的代表，则皮兰德娄就是创作家的典型。葛兰西研究皮兰德娄戏剧的文章，被公认为皮兰德娄研究中的经典性文献。他跳出纯文艺批评的圈子，从历史、文化、道德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分析皮兰德娄怪诞戏剧的思想特征和艺术价值，指出尽管皮兰德娄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借助异乎寻常的性格和荒诞的戏剧冲突，对教会势力、陈腐的观念、传统的戏剧规范，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葛兰西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戏剧领域‘冲锋陷阵的勇士’。他的喜剧犹如无数枚手榴弹，在观众的头脑中砰然爆炸，使陈旧庸俗的习气摧毁廓清，情感和观念分崩离析。路易吉·皮兰德娄的巨大贡献在于，他至少让生活的形象摆脱传统的刻板模式，突然闪现于我们的眼前；……他的喜剧里有一种抽象思维的活力，它冀求在演出中得到具体化，而这一旦获得成功，便为意大利戏剧带来不同凡响的成果，这些成果以奇妙的灵巧多姿和清晰剔透而令人叹为观止。”13
葛兰西之所以潜心研究皮兰德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喜剧具有“在观众的头脑中砰然爆炸”的手榴弹的威力，他的贡献不在于他是一个诗人，是艺术作品的制造者，而在于他是一个精神环境的革新者、批判者，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者。
葛兰西在对皮兰德娄加以颂扬的同时，对那些自命高贵，缺乏“民族-人民的”情感，高居人民之上的贵族意识进行了有力地批判。葛兰西在《曼佐尼与“被侮辱者”》、《托尔斯泰和曼佐尼的“人民性”》、《曼佐尼》等一组文章中，通过对比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尖锐地批判曼佐尼思想和作品的局限性，赞扬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人民性。
曼佐尼的《约婚夫妇》(1824—1823)通过一对乡村恋人仁佐与露雪娅的悲惨际遇，反映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同时，他的作品又宣扬借助基督教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企图把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跟基督教教义相调和。葛兰西不能容忍的是曼佐尼作品中蔑视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对曼佐尼来说，普通老百姓没有‘内心生活’，没有深刻的精神个性；他们是‘动物’，而曼佐尼对他们抱着‘同情’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基督教社会保护动物的那种关怀”。14在曼佐尼心里，人民和贵族完全是尖锐对立的两个阶级，前者完全是“被侮辱者”。而托尔斯泰同样具有基督教救赎思想，但是，“托尔斯泰的鲜明特色在于，人民淳朴天然的智慧，即便是在着墨不多的描写中流露出来的，也闪耀着光芒，主宰着有教养人的精神危机。这正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最出色的地方。他‘从民主的立场’理解《福音书》”。15尽管有批评家对葛兰西贬抑曼佐尼的评价持有异议，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寻找人民代言人的渴望。
葛兰西对艺术家的评价是客观的，从不求全责备，但深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标准永远是对人民的态度，他一心渴求的是在意大利艺术家中找到人民教育家。他激赏皮兰德娄与托尔斯泰，反对曼佐尼等人，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综上，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思想与“民族-人民的”文学概念，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革命的政治目的，这一革命的主体是市民社会，领导人是知识分子，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是在缺乏人民文学的意大利实现文化霸权的第一步，只有通过“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教育，才能培育出新的人民、新的文化，为此目的，葛兰西十分强调“民族-人民的”文学之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R.贝茨.葛兰西与霸权理论[A].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C].陆贵山、周忠厚编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Antonio Gramsci.Gramsci’s Prison Letters[C].trans.By Hamish Henderson.London：Zwan Publications， 1988.
[4]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Ⅲ[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5]Chantal Mouffe(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1979.
[6][意]葛兰西.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意]回到德·桑克蒂斯[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0][意]葛兰西.教育的艺术[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意]葛兰西.文学批评的准则[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意]葛兰西.问题的联系[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3][意]葛兰西.皮兰德娄的《诚实的快乐》[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4][意]葛兰西.曼佐尼与“被侮辱者”[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5][意]葛兰西.托尔斯泰和曼佐尼的“人民性”[A].葛兰西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内容摘要：
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思想与“民族-人民的”文学概念，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革命的政治目的，这一革命的主体是市民社会，领导人是知识分子，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是在缺乏人民文学的意大利实现文化霸权的第一步，只有通过“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教育，才能培育出新的人民、新的文化，为此目的，葛兰西十分强调“民族-人民的”文学之教育功能。
关键词：
葛兰西；“民族-人民的”；“文化霸权的”；市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