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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只有四十岁，但过早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些。他对莉琳娜开玩笑说：“现在演父亲比演情人更适合于我了。”

为了扮演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的角色勃鲁托斯，他需要剃去他的胡子——该剧由丹钦柯导演，他必须听从导演的安排。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不舍得剃掉自己的胡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在下星期不得不把胡子剃掉。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不敢剃它，因为它是属于你的。”

后来，他的化妆师保证给他做一个与他原来的胡子一模一样、随时能戴的假胡子，他才同意剃掉。

在《裘力斯·凯撒》的排演工作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努力，以致搞得疲惫不堪，还患了头疼病和失眠症。他给莉琳娜写信说：

“最近两夜我睡得很不好。昨天晚上，有一只小老鼠不让我睡觉。我连敲带喊，但是没有用，最后我只得学猫叫，并且像猫那样抓被单，老鼠立即安静下来，我也就入睡了。”

日俄战争爆发，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些演员，面临着被征去服兵役的危险⋯⋯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患病，他陪伴母亲去法国治疗。

旅途中，他得知契诃夫在德国疗养地巴登威勒病逝的噩耗。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工作，开始时只不过是他在艺术文学协会工作的继续而已。只有在契诃夫的剧本中，他的导演方法才有所改观。由于契诃夫的剧本表面上看起来散漫、没有一定的形式，这使得他不能

再运用老一套的导演方法。这些剧，他越演便越深刻地体会它们的意义。他觉得契诃夫剧本的“妙处就在那难以捉摸的、深深隐藏的芬芳之中。要感觉到它，就必须使花蕾绽开，待花瓣舒展开来。但这应当自然而然地进行，不带任何的强制，否则便会糟踏娇嫩的花朵，使它枯萎。”

然而，如今契诃夫已经离开了人世，再也没有契诃夫的新剧作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工作，似乎也走到了绝路上。

他在给莉琳娜的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从我的头脑中把契诃夫抹掉。亲吻克尼碧尔，并告诉她，我在那种时刻却不得不到国外去，真是令人感到无限悲哀。现在，整个的未来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也许从来没有被人注意过，但契诃夫的威信确实是在很多方面保卫了我们的剧院。”“我经常被一个思想纠缠着——契诃夫，我从未想到自己竟会对他这样依恋，也未想到他的死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这么浓重的阴影。”

在给莉琳娜的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不能忘记已故的契诃夫，我正在重读他的小说，使得我更加敬爱他和尊重他。我刚才听说果尔茨耶夫①已经组织了他的葬礼，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该马上考虑由我们剧院出资给契诃夫建立一个纪念馆。”“一想到我们的剧院我就感到悲哀，它不会存在太长久了。虽然我不能设想，没有它，我的生活将怎样。”

几天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给妻子写道：“我正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 回忆起他的许多往事，并开始撰写他的札记。我读到报上关于描写他的葬礼的文章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很担心克尼碧尔，特别听你说她面带病容。为她，也为我们剧院的未来，我有一种恐怖感，不敢期望她以后还能演戏，起码不能再演契诃夫的戏了。现在我深深体会到通常所说的‘祸不单行’这句话了。咱们的剧院同样也不得不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啊！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凄凉，特别是近几天来一直阴雨不断。现在我觉得留比莫夫卡是那么亲切，那里的人都是可爱的天使。”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前途的悲观，并没有因而减弱他对戏剧事业的强烈追求。探索表演法则的时期才刚刚开始⋯⋯

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在导演一个剧或表演一个角色时，所依赖的是侥幸。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而惟有舞台艺术在那时还似乎只靠“灵感”的垂青，而这“灵感”又是那样捉摸不定，正像他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但是，舞台法则究竟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伟大的演员们都只知道忙于演自己的戏，从未想到过有确立一种法则的必要。

前人留下的那些片断的经验，对他内心所设想的工作帮助不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写札记，对自己的演员和导演工作进行无情的自我分析。

当他离开法国返回祖国的前夕，在写给莉琳娜的短信中，他对妻子提议在留比莫夫卡建立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的意见，十分赞同。

从国外回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家人在克里米亚住了一段时间。 10 月中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病逝，这对他又是一个巨大的精神

打击。可是在举行葬礼的那天，剧院正排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夏别斯基伯爵。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他忍住悲痛，按时

① 《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

参加排演。这件事使剧院的同事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