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雍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又称“康乾盛世”，是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统治时期出现的盛世，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盛世。

康雍乾盛世起于1681年，止于1796年，时间110多年。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康雍乾盛世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不同以往的风格和特点。

清朝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清朝的内阁，但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

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朝廷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

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

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和我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朝廷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

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订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对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千克。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

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由于地理大发现，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

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我国人口重新突破一亿，1740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至1762年，已经超过2亿人，1790年突破3亿大关。

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超过了人口合理容量，使我国人口虽多，但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并为了统治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很低，使人口数量的优势并未转化为更高的综合国力。

康雍乾时期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至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

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30000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

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苏州“益美字号”的苏布、无锡的棉布等，信誉极广，名达四方。

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至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工匠人数就不下10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

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40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我国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年产蔗糖60余万篓，一篓近100千克，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300多处。

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至1811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千克。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千克。

广东的铁冶规模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

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

特别是江南的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我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也高。

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摹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祯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画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也多，则是一大罪过。

清帝国版图在乾隆于1759年平定新疆后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即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缅甸，廓尔喀，即尼泊尔、哲孟雄，即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即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杆、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我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

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

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我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唯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九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至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大清帝国没有一点要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使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我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康雍乾三朝盛世时期的我国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每一个盛世都是完美的。

“康乾盛世”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正是后来者锐意变革的动力。

[旁注]

内阁　明清最高官署名。1658年7月，清王朝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

军机处　清代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怕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吴绫　古代丝织物。江苏吴江名产。乾隆《吴江县志》记载：“吴绫见称往昔，要唐充贡。今郡属唯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名品不一，往往以其所产地为称。”

蜀锦　是指四川省成都市所出产的锦类丝织品，大多以经向彩条为基础起彩，并彩条添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配色典雅，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与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名锦。

遗民诗　易代后不仕新朝的“遗民”的诗作。在文学研究上，一般特指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的遗民诗歌。明清之际的遗民诗歌不仅是前代诗歌的悲壮结束，更是新朝代诗歌的辉煌起点。

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

九星联珠　是指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九大行星一同出现于太阳一侧的罕见天象。大约每隔179年出现一次“九星会聚”，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天象。

包世臣　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其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等鼓吹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

王夫之　字而农，号葁斋，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附近，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衡阳县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代表作品有《读通鉴论》、《宋论》、《尚书引义》和《读四书大全说》。

吴敬梓　字敏轩，号粒民，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善诗文，尤以小说著称。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中杰出的作品。

纪昀　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82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等。浙江省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也有“我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即今属江苏省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袁枚（1716年～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即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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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虽然残酷多疑，但确实是一位治国之君。他不好声色，不尚奢靡，张廷玉说他每次见到皇上用餐时，从不掉一颗饭粒或饼屑。他经常教育厨师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粮食。

雍正帝日夜勤于国事，很少有人与他在一起。批阅奏折累了，唯一的消闲，就是独自饮酒、赏心或赋诗。

他有一首诗，把自己描写得十分形象逼真：“对酒吟诗花劝酒，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之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可见雍正帝真正是一个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