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工业英国的生活和劳动

1851 年的英国已经似乎人满为患了。但是这个密集的人口在此后三十五年之中加速地稠密起来。在爱尔兰地广人稀，虽则就一个农村地区来说仍嫌人口过多的时候，不列颠一路上升的曲线的倾斜度在七十年代就已渐渐大起来，在八十年代则几乎变成为平直线。③医学知识和卫生法律已经推迟了死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毛死亡率在五十年代曾经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二，在八十年代则是十九点一。威廉·法尔在 1854 年所抱的那个不为过份的奢望，

即千分之二十的城市死亡率④，已经几乎达到。伦敦在 1883 年就降到了二十一以下，虽则十年之后克莱尔市场和其他一些黑地段的死亡率还几乎高此一倍。⑤这些数字虽然比在法国、比利时或普鲁士所能看到的好些，但却没有未始不可作到的那样好，如果行政一直是同医学知识和法律齐头并进的话。而且幼童死亡之速仍和二十年前几乎不相上下。①

这一部分是因为生命的洪流还没有放慢下来。在 1871—1875 年出生率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最高点（英格兰和威尔士是三十五点五，苏格兰是三十四点九），此后虽然开始了或许迄今尚未终止的下降，但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它的后果还简直觉察不出。在 1880 年前后那几年之中，岛上没有一个重要城镇的出生率在三十以下，甚至布赖顿也不例外，而且一些工业城镇的出生率竟高达四十左右。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几乎到处都很大。在真正市民占居民三分之二左右的这个国家里，平均自然增长，即单纯出生超过死亡之数，每年都在千分之十四以上。城镇至少已渐渐可以居住了。它们不再象十八世纪那样，夭折的人比出生的人还多，从而不断地吸纳着外来的移民。

爱尔兰先是由于饥荒和疠疫，后来又由于移民船的缘故，一直是地旷人稀；但是不列颠出境的移民，甚至在每年将近二十万人的时候，象在八十年代早期贸易萧条时那样，也没有为新生命腾出一半的空余。那时，出生之数总是每年超过死亡之数四十多万。随着新人口长成到工作年龄，这个工业国家，这个只由一只无形的自私自利的手所领导的工业国家，就靠了自发作用为他们提供职业，而且大体上具有惊人的成功。（陆上职业的数目却是停滞不动或日趋减少的。）有一些是毫无出路的职业，也有一些廉价劳动，但是制造业和分配过程的扩大和无穷无尽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全非这两种形式的新职业。因而为了 1881 年的人口调查，不能不编制一部包括“一万一、二

③ 本卷，第 494 页。

④ 参阅本卷，第 569、602 页。

⑤ 慈善组织协会的历史在韦伯：前引书，第 455—468 页中有一篇不甚同情的叙述。关于另一方面，参阅洛克：《慈善组织》（Loch，C. S.，Charity Organisation）（1892 年版）。协会创立于 1869 年。

① 《人对国家》，第 28 页。

千个⋯⋯各有其名称”的新的、大加增广的职业词典了。①这部词典以全能 手（all-rounder）、画工（bambler）、鞣工（barker）和印坯工（bat-printer） 为开始。最后则是西部人（west-ernman）、楔轮工（wheel-glutter）、废毛清洁工（whim-driver）和白师傅（whitster）。②

对英国出境移民稍稍起了一些抵销作用的入境移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了相当的增加，这些外国移民在少数狭窄地区最卑微的职业方面引起了新的竞争。到六十年代，除爱尔兰人外，移民已经差不多都是实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或有技术的工匠，都是十八世纪的李嘉图、安格尔斯坦因、范米耶罗普和罗思柴耳德以及伏利亚米和巴托洛季斯的继承者了。③这些德国人、希腊人、瑞士人、各种国籍的犹太人、间或一些法国人和象乔治·皮鲍迪之类的美国人乃是英国方面人的资本一笔至可宝贵和迅即同化的额外增加。少数比较卑微的人始终是有的，尤其在伦敦移民区；但是从国民经济的观点来看，他们却无足轻重。在 1871 年人口调查时，整个不列颠申报的外国出生者只有十万五千人。其中有三万四千名德国人，包括德籍犹太人在内，和一万八千名法国人。到 1881 年总数还没有超过十二万四千人，其中有六万人在伦敦。俄籍犹太人，也就是波兰籍犹太人以一万五千人而和已经衰减的法国人同居第二。在 1881 年以后，随着中欧和东欧排犹太人运动的出现而人数陡增。④伦敦犹太人监理委员会在应付赤贫方面，财力已感支绌。

①对于以低生活水平为基础的廉价竞销，在这种无法抵拒的竞争特别恼人的

一个时候，从东头的非犹太教徒当中发出了怨言。感到这种压力的人主要是面包师、雪茄烟制造者和裁缝，尤以裁缝为最。这个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 伦敦不能不加以正视。曼彻斯特和利兹的裁缝区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规模不大。但是没有全国性问题出现。整个苏格兰只有几千名外国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航海为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是在 1886 年英国全部外国出生人口似乎也比不上单单那一年的英国出境移民；在东头的犹太人中间，虽则现正成长的第二代会倾向于仍别成一族，但是会比第一代更加同化于它的经济环境。

在 1851—1853 年和 1881—1883 年之间伦敦死亡率大约千分之三的降

① 这里所利用的事实在《1909 年公共卫生和社会状况统计备忘录和图表》（the Statistical Memoranda and Charts…relating to Public Heal thand Social Condi-tionsofl909）（敕令第 4671 号）中有一很合宜的汇纂。

② 《公共卫生法案和撤除有碍公益事物补充法案审查委员会》（S. C. on Public Health Bill and Nuisances Removal Amendment Bill），1854—1855 年（第 13 卷，第 413 号），法尔的证词，询问案第 1554 号，他认为千分之二十是“切实可行的”。

③ 在 1891—1892 年，克莱尔市场中一部分的死亡率是四十一点三二，即每英亩八百人。杰夫森：《伦敦卫生方面的演变》（Jephson，H.，The Sanitary Evolution of London）（1907 年版），第 363—364 页。

④ 关于大陆和婴儿的死亡率，参阅《统计备忘录和图表》，表 2 和表 5。

① 《1881 年的人口调查：总报告书》（1883 年，第 80 卷），第 26 页。

低，乃是沙甫慈伯里在 1884 年八十三岁诞辰的那一年最后一次在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中作证时称之为那三十年房屋和卫生条件“巨大”①改进的一个统计上的计量。他仍然时时回忆到他早年的一些发现：四个角落各住一家的那种房屋；紧靠在地板下面就有一个无盖的污水坑的那种房屋；夜间夫妇须轮流看守从地板直通阴沟的一个洞孔，以免婴儿被老鼠伤害的那种房屋。② 在五十年代之初他任职于第一个卫生委员会时，他曾亲眼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那个年月，尽管城里的污水坑已清除尽净，但是甚至“在西头的大宅第里， 污水坑还和酒窑同样被看作是神圣的”③；尽管在几年之后一个酷热的夏季

——即 1858 年夏季——“从泰晤士河发出的疠气”变得那样令人无法忍受， 以致发生了“国会迁移会址的问题”④，但是伦敦的一些自来水公司还是把它们的水管入口装在特丁顿水闸的下面。①当时，首都工务委员会正开凿活水沟，以便把伦敦的污秽排泄出去，从而解决国会的困难②；但是在 1860—

1861 年，汉默斯密斯仍然被死水沟环绕着。其中还有“一片方圆数英亩的沼地⋯⋯没有任何出口，承纳着远近一带的污秽，所发毒气不能不认为是极有碍于卫生的。”正如一位医官所说的那样。③伦敦仍然有很多人饮“城镇泉水”，而这位朔尔迪奇的官员在 1860 年说，他“只要取出一点水样在夏日的炎热天气中晒几小时，就不会看不到它变成为腐水”①。1856 年，威斯敏斯特养猪之风还颇盛行，福拉姆则有使包芬先生发财致富的那种山积的垃圾堆。卫生改革家认为这些都是“一种最有害、最讨厌的有碍公益的事物”。

②所有这些有碍公益的事物只是逐渐消除的。这位医官在 1863 年所查报的伊斯令顿有两个大院是“幼童不能居住的。所有出生在这里或带到这里居住的

① 全能手，即制靴业中能从事任何一种工序的人；画工一词不载于《新英文字典》或 1927 年的《职业名称词典》中，鞣工，树皮或皮革的鞣工；印坯工，不载 1927 年词典，或许和磁窑制“坯”工作有关；西部人， 即载领港出海的船夫；楔轮工，即接合车毂和装车辐的人，也是填补金属轮上小 V 形空穴的锻工；废毛清洁工，即翻造毛工厂中的收拾废毛的人；白师傅，即漂布工头。

② 参阅上卷，第 362 页。贾斯廷·伏利亚米是乔治三世的制钟匠。

③ 参阅《入境移民备忘录》（The Memorandum on the Immigration of Foreigners）（考尔克莱夫特撰），1887

年的第 112 章。

④ 同上书，第 11 页。

① 《工人阶级房屋皇家调查委员会》，1884—1885 年（第 30 卷），第 4 页。

② 《工人阶级房屋皇家调查委员会》，1884—1885 年，沙甫慈伯里的证词，询问案第 36—38 号。

③ 西蒙爵士：《英国的卫生机构》（Simon，Sir. J.，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1897 年，第 2 版），第

252 页。

① 马姆兹伯里伯爵：《一个前阁员的回忆录》（Malmesbury，Earl of，Memoirs of an ex-Minister），1858 年 6 月 23 日的日记。在 6 月 27 日下面有这样一个脚注：“虽然里斯托里夫人 欢喜闻这种味道，说这种味道让她想起了她亲爱的威尼斯。”

② 杰夫森：前引书，第 71 页，维多利亚，第 15、16 年，第 84 章规定把入口安置在水闸上面。

幼童，注定不出两年就得夭亡。”③1866 年的霍乱报告书揭露出骚斯瓦克— 窝克斯赫尔自来水公司“对于公共安全的漠不关心已经到了犯罪的程度”。

④在 1871 年，屠宰场、牛栏、猪圈和私营肥料拌合厂的邻近住宅区，正使尼文顿区圣玛丽的卫生官员苦恼不置。⑤七十年代新沟渠之糟有时和旧沟渠不相上下。在旧垃圾堆上正建盖着简陋的房屋，正如建筑在垃圾堆前面的大学院和海德公园的花园一样；甚至在闻咨卫司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城镇在垃圾填成的六、七英尺深的地面上发展起来了。⑥

伦敦政府的杂乱无章使首都成了一个坑井和管理失当的卫生区域的汇合物，无论对于内部还是外来的危险都没有适当的集中管理。首都工务委员会只监督伦敦区的主要阴沟、通衢大道和其他主要工程，但是对于各教会管理委员会却没有监督或强制性的权力。直到 1866 年，泰晤士河航运条例（维多利亚，第 29、30 年，第 89 章，第 63—69 节）方始为伦敦的利益计核准了上游各城镇的排水章程。直到 1878 年（根据维多利亚，第 41、42 年，第32 章），委员会才受权发布关于地基和建筑材料的一般章程，以便消除简陋

房屋。然而却有过行动。在 1864 年 7 月 20 日长堤就在白教堂坡附近奠定了基石。但是长堤非特没有给这条河一次更彻底的清除，而且没有给伦敦一条体面的公路。它遮盖住一条低于水平线的大阴沟，这条阴沟接通了一切高于它的各种坡度的沟渠。根据七十年代的立法，委员会开始了各卫生区的清理工作；除最最坏的地方当局外，进步舆论对于一切行政都起了作用。死亡率朝着威廉·法尔的理想降低下去。但是婴儿的死亡一如往昔，而且随着伦敦的发展，新的卫生问题又陆续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泰晤士河的沟渠设备重又发生麻烦，这一次是关于一代以前所建造的宣泄口的问题。当 1884 年有几位皇家调查委员在乌里治上船时，这条河“整个河面都布满了黑色的腐烂污物，它们并不象是混合和掺杂进去的。臭气难闻之至”。他们认为这是“首都和文明的一个耻辱”。⑦所以不能不配备沉淀器和驳运污泥出海的船只。

直到 1891 年的伦敦公共卫生条例通过之后，久已适用于全国各地的一些卫生章程方得普遍适用于新郡会议的辖区。向有单一中央机关的各城镇对于普通卫生立法，可立刻加以利用，因为这类立法有很多是任意性的，也就是奖励它们本身的地方条例的。在约瑟夫·张伯伦主持下的伯明翰就是一个切题的实例。⑧大多数大城镇已经积极地掌握了它们水的供应。利物浦曾经

③ 杰夫森：前引书，第 90 页；另本卷，第 423 页。

④ 同上书，第 101 页。杰夫森是以卫生医官报告书为依据的，现存伦敦郡议会图书馆。

⑤ 同上书，第 105 页。

⑥ 同上书，第 115—116 页。

⑦ 同上书，第 177 页。

⑧ 1869 年西蒙博士的报告书；转引于杰夫森，前引书，第 192 页。

同原来就没有建造好而又充满了不太卫生的爱尔兰移民的一个港口中特别困难的清洁卫生问题进行过坚决的斗争。①但是在大多数制造业城镇中，工业方面的考虑很容易压倒卫生方面的考虑，不但对于如何减少煤烟漠不关心，而且由于交通工具的缓慢还有设法让工人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强烈愿望。在这些城镇之中没有一个有象伦敦那样大，那样舒适和那样比较卫生的住宅区。有很多城镇的位置是比较棘手的。伯明翰位置高旷，合乎卫生的排水工程是不大困难的；纽卡斯耳有太恩河的潮水可达，格拉斯哥也为克来德河的潮水所及；但是西莱定和兰开郡境内奔宁山脉一带的城镇，却位于既狭窄而两侧又极坚硬的峡谷之间，当，或如果，想要变更它们的计划，或决定不再将污秽排泻进卡尔德河、埃尔河、当河或艾尔维尔河那些小而清澈的河流，却大非易事。在曼彻斯特上面，艾尔维尔河先已流经半打左右的小镇和城镇。在八十年代热天的时候，它在那里发出的臭味想来也不亚于 1858 年 6 月泰晤士河在威斯敏斯特所发出的。②卡尔德河和埃尔河也散发臭气，虽则也许不象早几年夏季那样厉害。①但是议会向来没有在这些城镇中的任何一个城镇旁边开过会，因而它们的臭气在《一个前阁员的回忆录》中是无案可嵇的。

所以，尽管市政府至少有提高卫生效能的机会，但是在 1880 年前后， 除伯明翰和布利斯托尔外，没有一个较大城镇的死亡率低于代表伦敦的伊顿、克莱尔市场和老肯特路的复合死亡率。纽卡斯耳、设菲尔德、利兹和累斯特只差几个小数点；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则肯定更糟。然而英国的城镇还居于世界上最卫生的城镇之列，并且肯定是旧大陆最卫生的城镇。纽约的死亡率比曼彻斯特高；巴黎和柏林的死亡率比利物浦高；而维多利亚朝人称之为圣彼得堡的那个地方全城死亡率比之象克莱尔市场那样一个挑选出来的伦敦小小黑区的死亡率还要高。从 1891 年的人口调查中将可看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 11％以上和将近 20％的伦敦人是两个多人一间房屋，照当时官方的定义来说，是“处于过分拥挤条件之下的”。②外国各首都没有可供比较的数字；但是如果把数字搜集起来，除纽约可能除外，无疑会更坏一些。英国的卫生改革家向不以此为满足，这是对的；但是当生于 1800

年的埃德温·查德韦克在 1890 年逝世时，五十年来的成绩却不无可观。

“已有的一切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的日常劳苦，迄今仍不无疑问。”穆勒在 1847 年这样写道，在八十年代他写的《原理》大众版的正文

① 杰夫森，前引书，第 246—247 页。

② 同上书，第 228 页，引证肖里迪奇的医官，参阅上卷，第 660 页。

① 《首都污水排泻进泰晤士河的后果皇家调查委员会》（R. C. on thee ffects of the discharge of Metropolitan Sewage into the Thames），1884—1885 年（第 31 卷，第 341 号），《第二次报告书》，第 9 页。

② 参阅本卷，第 620 页。

中仍未加删改。③只有“公正的制度和（对于人口增加的）审慎指导”，据他想，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 1883—1886 年，这种审慎指导尚无多少踪迹可寻。制度确已制订得多多少少地比较公正了。日常的劳苦到底又减轻了多少呢？不管在执笔时是否允当，但这一个问题照原样保留在穆勒的大众版中是否会引人误解呢？

自从他执笔之初，一些笨重的，甚至累死人的活计已经被机器淘汰掉或几乎淘汰掉了。“下手锯匠”已所剩无几；十五年来因使用大粗锯而弄得筋疲力尽的木匠也为数不多了。①锯木机必然地减轻了无数的日常劳苦。照管一部走锭精纺机总比把一台旧式手力精纺机的游架推来推去要自在些。动力织机车间是声音嘈杂的，而且织机也加速起来；但是在这里面劳动比之唯一完全被取代了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进行织造的那种低级手力织机的弯腰弓背、无尽无休和不卫生的单调动作，以一天比一天，肯定要轻松些。割稻是一种高贵的艺术，但是总不能说割一整天的稻比管理一整天的收割机省力些；也总不能说在一个没有机械化的铜矿或铅矿中劳动一天比在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煤矿厂中劳动一天省力些。

但是尽管机械发明淘汰了一些笨重的活计，它却也产生了或正产生着另一些——在暴风中或在红海上的加煤和堆煤工作；搅炼工作，以及鼓风炉和钢炉上的一切费力的工作；信号手或火车司机的时间既长而责任又重的工作；以及在煤气厂、化工厂和工程车间的几十种既劳累而又往往危险的工作。在福思河桥的防水框中或肱杆上工作一小时很可以说比在伦尼手下在滑铁卢桥上工作一小时累得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却无法扯平。因为在早期的棉纺厂中按“铁轮”步调动作的十二小时半劳动，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是否比各种发明以前他所可能分派的十二小时半的许多不同的苦役要重些，甚至都不能十分肯定。②

在有各种发明以前儿童十二小时的苦役究竟普通到怎样的程度，很难断言。在有发明以后，在纺织厂中倒的确是普通的；而这也正是那些工厂法所引以为据的理由，对于那些工厂法，虽然在穆勒执笔时十小时工作条例已经通过，他却仅仅给以一页的篇幅，而且这一页篇幅几乎完全用于反对以这些法律适用妇女的一项抗议，其中并无任何资料可寻。使纺织厂童工的工作日同平均成年工资劳动者的习惯工作日更接近于划一，曾经是早期条例的目的之一。③卡姆·霍布豪斯在 1825 年曾经对下院说，从他所进行的调查之中，

③ 参阅侯普：《海口的卫生》（Hope，E.W.，Heal that the Gateway）（1931 年版），散见各页；本卷， 第 622 页。

① 据一个儿童的记忆，这个儿童有时在它旁边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玩耍，那里有一条小小的清澈溪流，在红沙石上切成了一条深达八英尺的峡谷之后，在林木下面流进了那个污流。

② 一位利兹的老住户在 1903 年说埃尔河的臭味在前半世纪中已大有改善。

③ 参阅本卷，第 617 页及以下。

可以看出十小时工作日，以及冬季在某些场合下的八小时半工作日，乃是“机器制造工、机器铸模工、造房子的木匠、细木匠、石匠、砌砖匠、铁匠、水车匠”和其他许多手艺人的普通工作日。①另一些行业则有较长的正规工作日；有由意愿和需要决定工作日长短的各种厂外加工；有十二小时轮班的继续不断的工序，以及各种各样应急的安排。但是对于在雇主指挥下，或者在雇主场所操作的男工或女工来说，十小时半上下的工作日却是正常的。直到1848 年以后还依然如此。这种工作日的持续不变，连同和机器有关的工作的加倍紧张，或许正是穆勒有此痛心的发问的原因。②

在五十年代早期，在一切重要职业中，较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而不仅仅以工资劳动者为然。除为妇女采行了法定的六十小时工作周外，规定于星期六下午二点以前一律停工而真正创始了英国工作周的，正是那项别无重要规定的 1850 年工厂条例（维多利亚，第 13、14 年，第 54 章）。①随着纺织工厂法典的推行于其他各行业，星期六的半日休假变成了定例。向不适用工厂法的建筑各业，在六十年代通过谈判和罢工也逐渐争取到了工厂法。② 但是直到 1854 年，甚至象劳埃德船舶事业和海上保险组合那样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在星期六下午还是照样办公的。③那时，木匠和细木匠，还是和1825 年差不多，按季节的不同，每星期工作五十二至六十四小时。砌砖匠亦复如此，建筑业其余各行也不相上下。伦敦的排字工全年都是每周六十三小时。机械工和翻砂工的工作周也是一样。纺织、建筑、金属加工各业都大体差不多，只是受国家保护的纺织业，虽一度远远落后，却因为法律和女工及童工的关系而已稍稍领先了。⑤

纺织业的六十小时工作周继续实行了二十四年之久。继而在 1874 年， 根据维多利亚，第 37、38 年，第 44 章，削减至五十六又二分之一小时。在这段期间，有一些行业曾经通过谈判、罢工和罢工的威胁而逐一地赶过了纺织业。英国建筑业各行虽然无论在 1874 年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设法把它们的夏季工时压低到六十一又二分之一小时或六十一小时，但是它们已经把冬季工作周减至四十八小时以下；如果打上不可避免的天气关系的停工，它们的平均数已将近或不到五十五小时。1872 年适当地利用了对各种劳动的迫切需求，它们把它降到了五十四小时，并且在这个水平上停留下来。机械工和

① 第 4 编，第 6 章，第 2 节。这是他常常被人引证而不注明日期的许多名言之一。他一直到死还让这句话原样保留在这里，并不能证明他曾重新加以考虑。他在他的各种版本中都把美国说成是“保护原则日趋没落，但迄仍未完全放弃的”一个国家（第 5 编，第 10 章，第 1 节）。

② 关于上鞋底工，参阅上卷，第 548 页。大粗锯是艾尔弗雷德·马夏尔的一个得意的例子。

① 参阅上卷，第 461、692 页。十二小时半是二十年代“管理最好的”工厂的工作日。《韩氏国会实录》， 第 13 卷，第 643 页。

② 上卷，第 468 页。

③ 《韩氏国会实录》，第 13 卷，第 1008 页。

翻砂工，必然还偕同广大车间劳动的五金工人，在 1861 年以前就已经共同

把他们的标准工时降到五十七小时。经过一度停顿之后，继而当 1872 年机械工联合会平均只有 0.9％失业会员，而锅炉制造工那个组织严密的小小工会平均只有 0.6％时，他们便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满手订单的雇主方面争取到已成为他们整个行业集团的标准的五十四小时工作周。②在苏格兰，机械工把工作周压低到五十一小时，但是他们没有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当 1879 年萧条到来时，雇主又夺回了苏格兰赶过英格兰的那每日半小时。在各金属加工工会的失业数字自 11％到 22％不等的条件下，工人是无法进行斗争的。有代表性行业的这些工会在七十年代所奠定的五十四或五十四又二分之一小时的工作周，有很多年没有变化。这种工作周并不是普遍的，在贸易兴隆的时候自然会因加班加点而延长，在贸易不振的时候，则会因开工时间缩短而减少，尤其在纺织工业方面。但是这种工作周在十九世纪第四个二十五年之具有典型性，正如六十三小时工作周在第一和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具有典型性一样。人类的日常劳苦至少有了这样程度的减轻。对人口增加的指导和它毫不相干：这种缓和剂，英国以它那种强有力的国际地位， 迄今也还没有取得。在幕后，由于逐渐提高了可分的国民红利的关系，机械上的发明却和它大有关联。从表面上看，变得比较公正的制度和法律既是纺织厂所树立的榜样的直接原因，也是工会或半有组织工人团体所以能比较容易地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谈判或斗争的部分原因。在工作日问题上，法律或工会比在工资问题上更为重要。在供求平衡肯定对工资劳动者有利时，工资会“自行”提高。在 1850 年和 1886 年之间，棉纺织工业中几乎完全无组织的女工的工资，据计算，是以五十九至九十八的比率上升的；毛纺工业中更加无组织的女工的工资是以六十二至九十八的比率上升的，诺森伯兰完全无组织的农业女工的工资则是以六十七至一百的比率上升的。③ 在私人之间进行的工资讲价中，工人会要求更多的报酬，雇主也会出更多的报酬以吸引工人。至于工作周的缩短则无论私人的要求还是雇主的建议，虽然不是不可能或向无所闻，却远不是那么切实可行和那么普通的。

和工时的缩短偕以俱来的女工工资的上升，即在棉纺织业中据估计为 66

％的那一次上升，只不过是把 1850—1886 年这段时期同一般工资几乎停滞

不动的 1830—1850 年那段时期标志出来的普通工资上升中的一个特殊事例

而已。④在 1850 年以后的上升之中，既有间断也有倒退。在 1874 年和 1886年之间，固然多数行业有轻微下降，而且某些行业还有急剧的令人苦恼的下

② 根据 1844 年的条例（维多利亚，第 7、8 年，第 15 章），受保护的人在星期六下午四点半钟停工。

③ 参阅《1867—1869 年工会皇家调查委员会》所载的证词；阿普耳加思，代表木匠，询问案第 192 号；寇耳森，代表砌砖匠，询问案第 2295 号；威尔逊，建筑业者，询问案第 4396 号。

④ 赖特和费尔：《劳埃德咖啡店史》，第 356 页。

降，但是如果把全国各种重要职业一并计算，再打上工人从报酬较差职业向报酬较丰职业的不断转移，据估计在十二年之间所谓的总工资率的下降是不会按照大于从一百五十六降至一百四十八的比率的。⑤这只不过削减了 1850

年和 1874 年之间所获得的进益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于 1874 年的一百五十六

的 1850 年的数字是一百，也就是计算的基准线。何况 1874 年以后的下降， 由于生活费的同时下降，甚至还得到补偿而有余——这是平均来说，自然不是就每一个人来说的。

这些数字是统计家加权的指数，是以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已知有代表性的、可靠的工资率系数为依据的。从国民福利的观点来看，这些所以是可靠数字，至少是可供利用的最可靠数字，是因为它们把逐期挣取不同工资率的不同人数一并考虑在内。①既然不断有从报酬较低职业向报酬较高职业的移动（与其说是工资劳动者个人的移动毋宁说是他们子女的移动），这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虑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说，在 1886 年报酬比较差的农

业工人在全体工资劳动者之中所占的比例比在 1850 年就小得多，所以要准确地讨论国民福利，给予他们前一个年份和后一个年份的低工资以同等的权衡，自会是不适当的。但是假设有同等经常性的工作，其收入在 1850 年和

1886 年之间是以大约自一百至一百四十八的比率上升的“平均工资劳动者”，却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这个“平均工资劳动者”乃是以所讨论的各种职业中工资劳动者的估计数除所支付工资的估计总数而得出的一个商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数字，但并不是具体的人。

自大博览会起在同一个行业一直工作到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周年庆典前夕而没有失去任何工作效能的一个人，并不能象这个“平均工资劳动者”一样，在他的每周工资上显示出 48％的上升，虽则年轻时就离开农庄去干某种城市工作的一个人所显示的很可能还不止此数。一直停留在他所出身的那个生活岗位上不动的人，平均来说，已经活着看到自己每周或每小时的工资率有了大约 30％的上升。不同的行业和工作就是波动于这个数字上下的。

英格兰的农业工人比等级没有变动的工资劳动者的总平均数还要高一点。他们的上升是 40％。设非 1877 年以后的急剧下降，未始不会超过 48％。象印刷业和机械工程业那些报酬早已相当不错的行业，在 1850 年所取得的进展则比较小：前者只有 16％的上升，后者只有 25％。①所有重体力劳动的

⑤ 各行各业的工时史扼述于《1887 年工会统计表和报告书》（the Statistical Ta-bles and Report on Trade Unions of1887）；《伯纳特报告书》（Burnett’s Report ）（第 89 卷，第 715 页）。另参阅伍德：《1860 年以来工人阶级进步的一些统计》（Wood，G.H.，Some Statis ticsrelating to Working Class Progress since 1860），《统计学报》，1899 年，第 640—642 页。

① 失业数字另见《1887 年的报告书》，并屡经复制。

① 伍德：《参照工人工资来考虑的工厂立法》，《统计学报》，1902 年，第 284—320 页。诺森伯兰的数

字是 1850 年至 1883 年这段时期的，1886 年无数字可供利用。自然在所有这类计算上都有误差的余地。纺

行业都显得很坏，因为在 1886 年铁和煤受到了特别沉重的打击。有一种计算只有矿工得出 8％的上升②，但是却一致同意他们的工资在 1874 年已超过1850 年水平 60％至 70％。①还没有接触到机器而工作日既比较短，根据一般同意的说法，操作又比较慢的建筑业各行在这同一个时日也设法把它的标准工资提高了大约 50％。②

尽管统计不易，尽管机械的惯行办法不断变化，棉纺织业，所以能显示出无论男工还是女工都有远超过 30％的全国平均数的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名同实异的缘故。只有职能没有变化而工资从二十七先令上升到三十二先令（即上升 21％）的棉纺厂机械工不到那个水平。各种珍妮纺机或精纺机男纺工——单位大小不等的一个集团——的平均工资，在曼彻斯特区从一镑上升到一镑十五先令，也就是上升了 75％。①但是工作没有什么变化而报酬自始就不错的梳棉看管工却从二十七先令上升到三十九先令十便士，也就是上升了 47.5％。就整个棉纺织工业的男工、女工和童工来说，把报酬较优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并考虑在内，平均工资的上升估计为 59％；其他计算方法得出过甚至更高的数字。②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庞大的棉纺织工业——一个各种工业等级的复合体，而不是象砌砖业那样一个单纯的职业——曾经取得不下 48％的改善，而这正是英国的加权数字。

无论就总体来说还是就个人来说，工资劳动者的处境，可能比工资率的计算所表明的稍稍差一点，特别是 1886 年和 1850 年相比。1886 年有大量的

失业。除 1879 年外，它是由于工会失业津贴数字日益齐备而开始有了缜密

讨论的便利的后一段时期中最严重的一年。在 1886 年，翻砂工工会平均有13.9％的会员领取失业津贴；铁工联合会有 14.4％；锅炉制造工和铁船建造工有 22.2％。这些都是极端的数字。机械统一工会以及木匠和细木匠联合会

织业的工资尤其棘手。但是误差的余地相对地说并不大，而且统计学家对于这段时期的工资总趋势的看法非常接近于一致。这正可以作为正文中简明叙述的注解和根据。

② 上卷，第 670、686—687 页。

① 这项计算是伍德：《1850 年以来实际工资和享受标准》（Wood，G.H.，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since1850），《统计学报》，1909 年，第 91—103 页中的计算。这篇论文总结并绍继了伍德先生和鲍莱教授前十年中在《统计学报》上以及在鲍莱教授的《联合王国的工资》（1900 年版）一书中所进行的工作。这篇论文即本卷，第 572 页上的曲线图的依据。鲍莱教授把 1874 年至 1886 年的下跌计算得比较

大——按照从 142 跌至 130 的比率。

② 《1909 年的统计备忘录和图表》的图表 4 开列了未加权的工资平均数，即未将工资收入集团规模上的变动考虑在内的平均数字。鲍莱在 1900 年用与伍德颇不相同的方法和颇不相同的材料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

数，差不多相同，但所得出的 1850—1886 年的上升却稍稍小一些（《联合王国的工资》，第 132 页）。

① 这些是伍德的数字。鲍莱的数字表明印刷工有 21％的上升。但是得数非常接近。

② 伍德。这里在统计结论上有比较重要的差异，因为鲍莱的数字是 20％。

则各有 7％强，就十九世纪后期的这类纪录来说，这已经是较高的比例数字了。③

照当时的标准来说，1850 年的确是一个繁荣的年份。历来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证以工会纪录①，那一年的失业总数可假定为 4％，而 1886 年则为9.5％。但是工会的失业数字充其量，那就是说自 1875 年以来，也是很不完备的。愈往前推，数字就愈少，也就愈没有代表性。自五十年代起一直有数字保存至今的工会已寥寥无几。甚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数字，在纺织工业中任何具有重要性的系列现已无一存在；至于在会员很少参加工会的厂外加工工业中，在矿工中，以及在农业工人、临时工、非熟练工人和女工的整个范畴中，当然更只字不存。多半在工会的行列中，尤其在早期，只包括了各自行业中一批挑选出来的幸运者；而首先遭雇主解雇的却会是把原可缴纳工会会费的钱也许用以买醉的一个疲塌工人，或对工会运动不发生兴趣的一个能力低的懦弱工人。从 1869 年起直至 1886 年以后，裁缝联合会的平均失业数字从没有一次高达 0.6％。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个工会和它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挑选出来的会员固然至可钦佩；但是可否认为 1879 年那个异常令人鼓舞的 0.46％的失业数字能给其中大多数是厂外加工工人的英国男女裁缝在那个萧条年月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可能数量提供一丝半缕的消息呢？③

在十九世纪第四个二十五年中，纺织厂和矿场是很容易靠缩短开工时间和减少班次去应付萧条的。关于这一点，所可利用的数字提不出任何说明。这虽不是一种新办法，但早年间完全停工却比较常见。在 1847—1848 年极

度萧条时，这两种方法都曾见诸使用。在 1847 年 6 月，在曼彻斯特的四万名纺织厂工人之中，有一万二千人的纺织厂停工。另有多少厂缩短了开工时间，却不得而知。霍尔纳那位北部大工厂视察员在 1848 年 6 月报告说，“因为许多纺织厂已经关闭，而大部分又缩短了它们的开工时间”②，十小时工作法正相当顺利地付诸实施。

在五十年代，纺织业比在八十年代相对地更为重要。其中仍有大量的厂外加工工作；在成衣业中更多得多。在五金业的各重要部门中，厂外加工工人和小工匠师傅是有代表性的。①就厂外加工工人和小工匠师傅来说，就业

③ 在 1886—1891 年有一次几几乎，虽然不是完全地达到 1874 年水平的非常迅速的上升。这是 1886 年数字不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之一。

① 依照伍德的计算。鲍莱所得出的是 42％，这可以证明在这些计算上的接近于普遍一致。关于建筑业的步调，参阅本卷，第 209 页。

② 59％是伍德的数字（《统计学报》，1909 年），这一数字“是以一种全新方法为基础的，它撇开

各个职业的劳动收入不计，而只考虑象埃利森等所估计的从事各该项工业的全体职工的平均劳动收入。” 鲍莱在《联合王国的工资》一书中得出了 72％的上升。

① 机械工联合会（即现代的机械工统一工会）1860—1890 年这三十年的平均失业数字是 4.35％。

不足的现象，也就是这里作一点工那里作一点工而报酬全不适当的那种现象，甚至在完全失业很少见的景气时期，也往往是普遍的。农业工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在 1850 年比在 1886 年大得多，无疑他们失业的机会也比较

大；虽然现在没有这两个年份农业工人的失业统计数字。所以，象 1850 年

和 1851 年那样五十年代的景气年份，就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总数来说，或许

同后来象 1886 年那样的萧条年份，比之根据寥寥无几的现存早期工会数字的任何计算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要接近得多。

五十年代的一个萧条年份可能的确是很坏的。甚至以工会数字为基础， 1858 年，即大商业危机之后的那一年也比 1879 年或 1886 年更坏些；1851

—1858 年这八年的平均数只比失业和萧条已弄得满城风雨的 1881—1888 年

的平均数略好一点。所以，纵使 1886 年这个特定的年份比 1850 年这个特定的年份更坏，正如很可能有的情形那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平均失业数有类似的增加从而给这两段年份之间出现的工资上涨打一个折扣。当艾尔弗雷德·马夏尔在 1888 年对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说他深信“失业的人数在最近十年中（并不）比在其他任何一连十年之中更大”时，他们不禁为之愕然②；纵使他所说的那十年把 1879 年以及 1886 年一并包括在内，他也多半是正确的。统计上的可靠性过去是，而现在依然是不可能的。

在四十年代时，尽管有威廉四世的实物工资制条例和很多先驱条例，实物工资制的工资支付在某些行业和地方，还一直无异是给名义工资真正打一折扣。③这种制度，即使没有严重地滥用，也是工资劳动者视为对自由的侵害而普遍厌恶的，尤以他们的妻子为甚。这种制度慢慢地消灭了。在 1863 年，矿工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种制度，从而反映出它的普遍残存。①虽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无论腐败的还是在经济上，纵非在法律上，有词可说的实物工资制都依然存在，但是两者都不足以影响从货币工资的趋势中所可得出的任何一般结论。只是在一个地区，而且是一个很僻远的地区，直到 1871 年实物工资制还是“一种一般的压榨方式⋯⋯”④

——即设得兰群岛，那里的农民、编织工和渔民，既不懂货币也不懂价格，而任由商人随意摆布，以劣“货”发给他们作为工资，恰如英格兰的中间商和跑四方的商人过去用以而这时仍间或用以支付制钉匠和编织工工资

② 伍德于前引《统计学报》，第 102 页。假定 1850 年为 4％是有疑问的，为 1851 年提出的 3.9％却不容怀疑。这也是《1909 年的统计备忘录和图表》第 44 页中所列的数字。关于 1850 年的繁荣，参阅屠克和纽

马奇：《价格史》，第 6 卷，第 249 页及以下。

③ 1881 年的数字是——裁缝，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十万八千人，在苏格兰，二万一千人；女裁缝，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五万三千人，在苏格兰，三千人。《1881 年的人口调查》（1883 年，第 80、81 卷）。

① 伍德引用于《统计学报》，1902 年号，第 314 页；那里也引用了纺织厂的数字。

的办法一样。①据 1871 年的计算，米德兰有一万四千名制钉匠是由中间商“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实物工资制条例“全然被置若罔闻”②，而且这种实物工资制从各方面看来都是腐败的。实行实物工资的中间商，往往即小酒店主，以质劣而价昂的货物支付工资，并同老实的工匠师傅进行廉价竞销。他手下的制钉匠不敢援引法律。但是在针织业中，在同一个时期，这种制度则已几近绝迹。在北诺丁汉郡和德尔比郡的边境上，据说只有少数几个中间商的店铺为一千一、二百个编织工服务。新兴针织厂的纪录则是清清白白的。

③在米德兰和西南部的一些“包开煤矿业者”和“包开煤矿业者的地下经理

人”仍然实行一种腐败的实物工资制。④这种制度在诸如手套制造业和花边制造业之类情况同制钉业和编织业近似的厂外加工工业中间或也可以看到，正如原可料到的那样。在僻远的地方，几乎任何一种工厂为方便起见都会偶尔开设一个商店，一个“以货品代工资的商店”，而这个商店的经营也可能渐渐腐败起来。①但是在 1871 年，则只是在二十年前这种制度就已经司空见惯的那些煤铁区域中还有大规模的残存。

很早以前，在南威尔士和蒙默思郡偏僻陡峭的峡谷中，公司商店曾经是一种幸事，一位矿场视察员在那一年这样说。②很多雇主认为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他们并不以货物支付工资，因为那是非法的。但是因为货币工资是按很长的间隔发给（在埃布·佛尔是按月发给；在来姆尼则有时每隔十二个星期才发给一次），所以准工人在店里记帐购货。小心谨慎的工人对于记帐和成为诟病的主要根源的这种商店都避之唯恐不及。有些商店是公司直接经营的，有一些是出包的。在比较大的商店里，所供应的货物虽一般质量尚好， 但却价格昂贵。昂贵的理由是这些商店可以赊帐，而外面的商贩却要求现款。如果发放工资的日期相距不那样长，如果所有工人都能厉行节约，那么赊帐就未见得是必要的。工人，不问节约与否，自然都是希望缩短工资支付期的。

在拉纳克郡和埃尔郡的煤铁工厂中，这种商店也是常见的；双周薪或月薪都很普通。在 1871 年，那个地区中身受其害的工人恐怕有二万五千人。③

① 《黄金和白银皇家调查委员会》（R. C. on Gold and Silver），马夏尔的证词，询问案第 9828 号。大概当他说数字更大时，他的意思是指更大的比例数。

② 参阅上卷，第 506—508、687—692 页。

③ 《大不列颠全国矿工联合会会讯》（Transac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iners of Great Britain）， 1863 年，第 11 页，引用于韦伯夫妇：《工业民主制》，第 317 页注 2。

④ 《实物工资制皇家调查委员会》，1871 年（第 36 卷），第 44 页，设德兰群岛方面的证词占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整整一卷（1871 年，第 37 卷）。

① 上卷，第 690—691 页。

② 《实物工资制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25 页。

③ 同上书，第 30 页。

其所以要常常照顾这种商店，有时是真正迫不得已；但照例是长期间隔的工资为它招徕了顾客，正如在威尔士的情形那样。价格照例很高，而货物至少有时是次货。所有最好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痛恨这种买卖。而他们所以没有诉诸法律，就是因为实物工资制条例没有真正适应苏格兰的法律程序。不然受害方是不会不起诉的。所以这项条例“完全在停止实施中”。④

这种煤铁实物工资，或半实物工资，究竟腐败，侵渔工资和不得人心到怎样的程度，很难断言。固然有一些腐败的地段，但也有广大的健全区域。若说故意用这种商店来获取廉价劳动，象在制钉匠当中那样，却证据不足。当 1871 年的调查委员们声称，纵使这类商店照旧维持，按星期支付工资的办法也可以将几乎所有附带的弊端一并予以克服时，他们无疑是对的。始终没有任何这种意义的法律公布，甚至建议过，而且直到 1887 年为止（维多利亚，第 50、51 年，第 46 章），实物工资制条例也没有任何修正。但是按较短间隔支付工资的办法却比较普通了。公司商店已趋衰落。到 1886—1887 年，实物工资制本身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虽则在诸如契耳特恩丘陵制椅村落之类的荒僻地方还有少数“以货物代工资的商店”。同实物工资制本身的疾苦相似的一些疾苦，一直残存到已废的维多利亚实物工资制条例公布后方予以处理——诸如雇主对工人所使用的原料、动力、粉或蜡蠋索费过多，以及在恶棍手里会成为有系统的扣除工资办法的那种对犯规或过失行为的罚款。但这些都是偶尔一见和有限度的弊恶。⑤

在整个这段期间，厂外加工工业中一部分就业不足和失业的情形是同把它们逐一变成为工厂工业的技术革新有关的；但是究竟在哪个特定行业或哪个特定日期，这种“技术性”失业严重到哪种程度，却极难断定。自二十年代起直至四十年代，在棉、麻、毛丝的手织机织工当中，这种“技术性”失业一直非常严重。在五十年代和稍晚期间，在他们中间无疑也很多。但是在1860 年以后，就无关重要了，因为这时手织机只用于织造特种织物或稀奇织物；即使用来织造这类东西，它也逐渐被摈弃了。在呢绒和织绸业方面，从手力到动力的过渡是拖延得如此之长，以致大规模的失业得以避免，死亡和年轻一代的转业解决了问题的大部分。①在铁钉铁链制造工、手织花边工和手工编织工中间，随着机器慢慢地征服他们的行业，可能出现了一些技术性的失业②；在其他每一个特定的工业革命中，都一定会有一些。但是在这些

④ 同上书，第 25 页。对“包开煤矿业者”以酒给付矿工工资的怨言。见前引《1863 年的全国联合会会讯》。

⑤ 《实物工资制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79 页。在克莱德河畔斯提文造船厂中由工人在他们的雇主帮助下创立的这个商店，因准许店主从工资中扣还帐目，已经堕落成为一种实物工资制商店。早在 1871 年就关闭了。

① 《实物工资制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5 页。

② 同上书，询问案第 8575 号。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的证词。苏格兰方面的证词曾在《报告书》第 15 页及以下予以讨论。

年的最显著革命中，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数量是具有重要性的；在革命进行缓慢时，最后的转变到机器很可能对于关系人来说反而成为一种幸事。成衣业的变成为工厂工业既是那样渐进，那样一部分一部分的，而成衣工厂对于缝纫妇和缝纫女童来说又是那样的一种幸事，以致从来没有任何负责人把这个行业中的一些确凿而重大的弊恶同工厂的降临联系起来，反而把它们同工厂的迟迟其来联系起来了。虽则在某些地方手工制鞋匠曾以罢工反对机器，而且结果也许深受其害，但是整个来说，机器对于这些“坐凳人”（seat men），照他们过去的称呼，所造成的损害却不大。“最胜任的机器工人” 是“不断地”从他们当中“招募的”。③适应力差的人也还有各种各样的半机器工作可作。随着轻便工序转到女童手里，男制鞋匠听从了同情者向他们提出的健全忠告，慢慢地把他们自己的人数压低下来。①英国的这项工业整个说来已经扩张到足可把那些本不想放弃旧业但是因为能力差而未始不会被迫放弃的制鞋匠，如果还不曾被淘汰的话，一并加以吸收了。手艺最好的工匠一直有承接订货这一行可作，正如在裁缝业中一样。在机器渐渐渗入的那段时期，手工制鞋匠的工资的确有了上升，果真机器使他们有任何相当数量的人成为多余的话，这自然是他们无法办到的。随着工厂在米德兰五金业中的推广，小工匠师傅似乎没有跨越过什么一般的失业鸿沟就转进了工厂。在五金业，一如在成衣业，举凡就业不足、极尽剥削之能事和污秽不堪的劳动条件以及一切罪恶情形，在这段时期之末，都是在最后残存的厂外加工工人之中最为常见。他们是一小批厂外加工的锁匠，这类锁匠，在 1892 年， 一旦接到活计，就“在寝室⋯⋯洗衣房等处”“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工作） 到深夜十点钟，星期五则通宵工作”①，以便使他们的雇主可以同有适当设备的工厂进行廉价竞争。对于这类锁匠来说，一次最终的工业革命是非常求之不得的，纵使会带来更多的正式失业的风险，但看来不会。

虽然工业工资劳动者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的完备的或具有科学准确性的生活费指数还没有编制出来，彰明昭著的事实却不容怀疑。任何特定标准的货币生活费，包括租金在内，没有显著上涨一节，是可以肯定的。从可供利用的证据中反映出：可能还有些微下降。面包价格已经大跌。②在 1850

—1859 年这十年中，伦敦人购买四磅重的面包的平均价格是八又二分之一便

士。1880—1886 年这七年的数字却是六又四分之三便士强。甚至在 1870—

1876 年高物价和高工资的那七年之中，也只不过八便士。在 1887 年已跌至

③ 同上书，第 20 页。

① 关于这段时期之末的残余，参阅《政治经济学词典》，“实物工资制”条。在九十年代的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中很少听到实物工资制了。

① 参阅本卷，第 46—47、116—117 页。

② 关于锁链制造业中工厂的发展，参阅《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2 年（第 36 卷，第 2 篇），询问案第 16890 号及以下。其中没有提及失业问题。

将近五又二分之一便士。（在维多利亚登极时，即这段时期中一个低廉的年份，平均价格曾经是八又二分之一便士。）在对工资劳动的消费者关系重要的其他食品价格之中，有一些已经上涨，如肉类，但是腌猪肉却已下跌，食糖和茶叶也已降低。整个说来它们反映出了肯定的下跌。如果就包括面包在内的一切有连续纪录可查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计算，在 1850—1859 年这十

年中平均值十七先令八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一批杂货，在 1880—1886 年似乎用十六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就可以买到了。如果没有克里米亚战争和五十年代的价格上涨，差距未必会这样大。在 1851—1852 年，这批货物原是可

以用十五先令六便士买到的。但甚至这样低的一个数字也还是高于 1886 年的数字（十四先令七便士）；1886 年的数字在十九世纪的下余期间却也从没有被打破。当 1897 年行将举行维多利亚女王第二次庆典时，四磅重面包在伦敦是五又二分之一便士，而同样一批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则已降至十三先令八又二分之一便士。工会的失业人数是 3.5％。国民已经得到了选举权：他们为维多利亚女王而欢呼，他们大多数人投保守党的选票。这是不足为奇的。上帝的磨盘，靠了人的一点点监管，纵使没有磨出预言家所指望的一切， 毕竟也磨出了一些值得保存的非常有营养价值的物质。

零售物价的下跌究竟被城市租金的上涨抵销了多少，由于数字缺乏，是更加难以估计的。③房屋方面的变化，使估计益形错综复杂。八十年代普通工资劳动的市民住得比他们父辈多少好一些。据所知道的来说，租金已经有从每周四先令左右到大约五先令六便士的上涨。④ 历来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项上涨之数的大约一半体现为较好的居住条件——即面积大一些，设备多一些——的代价；另一半则体现为城市土地租价的上涨和主要由于建筑业工人工资提高和劳动条件改善而造成的建筑费用的增加。如果这种看法是几近正确的，那么租金方面无可避免的上升——也就是，不比五十年代平均房屋好的房屋的额外费用，约计为九便士一星期——就不至于把面包和其他消费品上的净收益吸取得一干二净①；所以货币工资的上升可全部用来改善生活标准，包括比较好的房屋在内，除非失业情形恶化，而这至少是不显著的。可能作出的更加准确的计算对于这一结论似乎也不会有多大修改。大体上这正是所有有观察力的当代人所得出的结论。②

在小租户需要增付租金的那些设备之中，除自来水和煤气装置外，还有直接或间接对他有利的一整套公用企业，而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在 1848—1852

③ 利诺，《靴鞋制造的艺术》（1885 年版），第 7、210 页。

④ 同上书，第 210 页：“从业人员听从《鞋业之神》（St Crispin）杂志上的忠告 严格缩减他们的人数。”利诺曾经是《鞋业之神》的编辑，也曾经是《靴鞋匠》（The Boot and Shoe Maker）的编辑。

① 《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2 年，第 36 卷，第 2 篇），戴伊的证词，询问案第 18128、18229 号。

② 一般的统计讨论见前引伍德：《1850 年以来的实际工资和享受标准》，《统计学报》，1909 年，本段记述即以此为据。这里所用的面包价格是《第八次劳动统计摘要》（1926 年）第 143 页中所开列的价格。

年公共卫生、公共浴室、公共宿舍和公共图书馆条例公布后新兴或改进的。向小租户抽收附有其他捐税的济贫捐的苛扰在十九世纪之初既为法律所承认，向房主而不向租户抽收捐税的办法也一直为法律所许可。①这种复合制度恰恰在 1850 年新市政活动刚刚开始时由大杂院房屋条例（维多利亚，第13、14 年，第 99 章）予以推广。②凡每年可租价不满六镑的大杂院房屋，征收当局均得向房主抽收。最后，根据 1869 年的一项条例（维多利亚，第 32、33 年，第 40 章），因第二次选举改革法以及纳捐义务同选举权的联系而使之成为必要的这种划一复合制已推行于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准许适用复合制的最高可租价，伦敦提高至二十镑，利物浦十三镑，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十镑，全国其他各地八镑。③可租价的低于租价，无异是说到处租用房屋的普通工资劳动者并没有为靠捐税协济的各项事业多付出分文租金——诸如警察和救火队；卫生和施种牛痘；街道的保养和照明；一天多似一天的公园、广场、图书馆和公共浴室的供备；全部济贫业务；在少数最大城镇中靠捐税发展起来的专科医院；以及这样一种新教育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福尔斯特提出 1870 年的法案时，无意之中把它所花费的济贫捐估计为在大多数场合下远不到每镑三便士④，但是十五年之后，取给于地方财政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达五百五十万镑，在苏格兰已达一百三十六万镑这样一笔似乎不胜其庞大的款项了。①

相当有效的地方政府、清洁和秩序的措施以及一些休息和受教育的机会，乃是城镇对市民所应尽的最低义务。这项义务纵使没有完全履行，至少也比一代以前履行得切实得多了。在五十年代开幕的曼彻斯特为纪念已故的自由贸易派领袖而建造的皮尔公园② 和伦敦东头的维多利亚公园，或许都不是规模宏伟的；但是对于这些以及其他城市中的一些公园却应该以 1845 年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为背景来进行评断，据那项报告书说：“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其他很多大城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公园。”③

① 租金的讨论也是遵从伍德：《1850 年以来的实际工资和享受标准》，第 95 页的，鉴于基础的贫乏，我也并不比他更有所据。我不知道对这一问题还有其他的论述；虽则供更详尽讨论的材料总该是可以得到的。

② 后一数字自然比前一数字可靠得多。二十年后所进行的一次详尽调查（《工人阶级生活费报告书》，1908 年敕令第 3844 号）表明：例如在有人口 64％居住于四间一幢的房屋的奥耳德姆，这种标准居住设备的平均租金即在五六先令之间。在伦敦以外，这样一幢房屋的最高租金在所查报的六十三个城镇之中只有八个超过六先令。自 1886 年以来价值只有些微上涨。

③ 这些估计和假定也都是伍德的。

④ 参阅本卷，第 365—369 页关于农业劳动收入的类似作证。

① 根据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12 章，第 19 节。

② 作为《1845 年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状况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的一个结果，参阅上卷，第 665—666

页。

③ 参阅阿希罗特和普列士顿—托马斯：《英格兰济贫法制度》（Aschrott and Preston-Thomas，The English

中央政府除为这个经济体提供政治安全和秩序的保障外，还以拨赠专款协助特定地方事业的办法来分担它们的一部分开支。④保守党皮尔派和格拉德斯通派财政的胜利是在于这项办法在这整个四十年之中一直是在对纳税人，尤其是对工资劳动的纳税人所加压力愈来愈轻的条件下进行的。据 1882

年所作的估计，虽然自 1842 年以来“在中上阶层中”，平均财富有幅度大

得多的增加而每人平均纳税额仅仅增加 10％，但是在“工人阶级”中却有 5

％的降低。①鉴于工资的上升，那么根据估计，这就无异是说，在 1842 年曾经以本人收入 16％完税的一个有眷属的平均工资劳动者在 1882 年只支付百分之七又三分之一了。当所得税在斯福塔德·诺思科特任内是每镑二便士时，非工资劳动家庭的处境或许是同样的惬意；但是在 1882 年，格拉斯德通内阁却无情地把所得税提高到六又二分之一便士来支付狄斯累利的帝国主义和它本身的意外军事义务。②这正是英国趋赴埃及的那一年，也正是马朱巴丘陵事件的后一年。即令如此，“中上阶层”每人完税额的些微真正增加也一定是和它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的减少相一致的，虽则减少之数不象“工人阶级”那样大。

女工的工资，如作为独立公民的生活费来看的话，尽管还是那样菲薄， 但是在女工充作工业或农业正规全日工工资劳动者的场合下，却已经按照和男工工资几乎完全同等的方式和比率上升了。的确在八十年代初期，女工工资的情形似乎比男工的情况还相对地好些。自从七十年代的物价暴跌以来， 一切工资都有了下降；但是因为在煤炭业、铁业或造船业中没有女工劳动， 所以她们躲避掉了一些最急剧的下降。③家庭佣仆的工资也有了或许按同等比率的上升；在 1881 年，一如在 1851 年，在受雇的妇女和女童为纺织各业加在一起的两倍以上的这个大行业中，工资的支付是那样变化多端和莫可计量，以致统计学家迄今仍无法着手。究竟主妇为女仆所供备的伙食、房屋和待遇是不是按照和货币工资相同的比率改善，又有谁知道呢？④

在千差万别的专业和兼业厂外加工工作之中——在各种不同的缝纫业以及诸如制盒业、制刷业或人造假花业等其他二十几种行业之中——究竟有了多大改善，简直无法计算。这些行业是或许一部分靠济贫金为生的完全无依无靠者和想要补助家庭收入的主妇的荟萃之所。衬衫整理工“一般都是

Poor-Law System），第 80、183 页。

④ 坎南：《英格兰地方捐税史》（Cannan，E.，History of Local Rates in England），第 137 页。

① 同不列颠六千二百万镑的总支出和联合王国不到九千万镑的国家支出比较而言。

② 事实上是在索耳福德。

③ 引用于上卷，第 666 页。

④ 在八十年代中期不到五百万镑。

老、弱、赤贫和寡妇⋯⋯她既懦怯而又胆小，会按照所出的不论什么价格接受活计。⋯⋯有正规职业的小职员的年轻妻子从她在家里作姑娘时劳动所在的栈房里把海豹皮披肩取回家来。”⑤这些行业中一定劳动时间的报酬所以一直不能象纺机上相应劳动的报酬同样地上升，很可能就是由于有这类人竞争的缘故。但是这些行业中年轻、手快而又强壮的全日工也能挣到和八十年代伦敦贫苦手艺人阶层标准女工工资不相上下的工资了——即十或十二先令一星期。政府给白厅杂役女佣的工资是十二先令，虽则伦敦老城的普通工资是十四先令，甚至十五先令也不是无所闻的。①

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家庭中劳动的任何普通女工，最高工资是大约二十先令一星期。兰开郡照管四台织机的织工有时超过此数。在奥耳德姆，这样一个织工可以挣到二十二先令八便士；但是这一区的平均劳动收入却是从每星期十三先令到十九先令；曼彻斯特区从十三先令到十五先令。②在约克郡毛纺和毛丝纺城镇中，高于十八先令的工资，是向无所闻的。在布莱德福，有代表性的工资是“准备工”的十先令九便士和织工的十四或十五先令。诺丁汉花边业的“剪截工”和“扇面剪截工”以及附近一带环行编织机编织工的最高数是每星期一镑。在斯塔福德郡，陶器工的件工工资以每日三先令为最高额，每个工作日的标准工资不过是一先令四便士。①在东伦敦的工厂中则从未超过二十先令的最高额。②就全国杂项工厂工业来说，自书籍装钉、糖果以至于胞衣、火柴、麻绳和雨伞等业，这些工厂是完全具有代表性的。除东头最低级的行业皮毛缝缀业外，普通的全日工工资自八先令至十先令不

⑤ 累昂·李维教授于《统计学报》，1884 年 3 月号。这项估计充其量是约略的，不能追问的；但是克莱教授曾经在《经济季刊》1927 年 3 月号中作为相当可靠的数字加以利用。

① 照帕斯菲尔德的说法大有助于使急进分子变成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义务，韦伯夫妇：《英国的社会主义》，第 16 页。

② 参阅作为赫琴斯和哈里森：《工厂立法史》（1903 年版），附录甲刊印的伍德：《十九世纪女工工资的趋势》一文中的详尽研究，连同参考书目。伍德所作图表式的讨论表明女工工资“大体上 并没有”象男工工资那样地“波动”。他又补充说：“这或许是由于不雇佣女工的煤、铁和钢等项工业中工资变化迅速的缘故”（第 283 页）。他也表明了女工工资，就所知道的来说，在 1883 年比 1886 年稍稍高一点（约为 5％）。这项小小的损失在 1888 年得到了部分的补偿。

① 在 1886 年进行了一次试图搜集统计数字的努力。从大家庭中只得到了五百六十七项申报数字。十三年后的一次比较详尽的调查所得出的户内家庭佣仆的平均工资，伦敦是每年十七镑十六先令整；苏格兰的三个主要城镇是十七镑六先令；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是十五镑十先令。因为“特别困难”，所以对膳宿和寄宿没有试图估价。《家庭佣仆货币工资报告书》（Report on the Money Wages of Domestic Servants）

（柯勒特女士撰），1899 年（第 92 卷，第 1 号，第 3 页）。

② 柯勒特女士语，见布思：《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第 4 卷，第 259、295 页。1888 年所进行的调查和这里引自布思的一切数字都适用于那一年。但是自 1886 年以来一直变动很小；何况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求那一特定年份统计上的十足准确，而只是要说明八十年代的一般情况。

等，而在厂内工作的制伞工或比较上层的裁缝机械工则为十先令至十八先令不等。在厂外加工工人当中，虽然一位上年纪的缝纫妇作满一星期的累活只能挣几个先令，但是有人在“订活”好的季节（自复活节至 8 月）也能挣到二十先令之数。③

所以在伦敦和典型制造业城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鸿沟。广大的全日女工到处都挣十至十四先令一星期。①只是从边远制造业区的小城镇来的报告中有肯定更低的工资——诸如在斯特劳德的毛纺厂中就是六至十五先令，在肯达耳是六先令六便士至十一先令六便士。在斯特劳德，这个最大集团的劳动收入多半不到十先令，在肯达耳则肯定不到。小城镇的厂外加工工人和乡区残存的工业厂外加工工人无疑会有相应等级的工资，但是这两类工资一直没有加以纪录，或者没有加以调查。

在 1881 年，工资劳动的广大妇女仍然象在 1851 年一样地集中在家庭服务业、纺织工业、缝纫工业和洗衣业之类的这些大职业集团中。②包括农庄在内，在业的人数占全部女性人口的 11％，而过去则是 10％。无论纺织工人还是缝纫妇的增加都远不如人口增加快，而女裁缝工人的增加却快得多。原因在于机器。无论在主要工业或杂项工业中，妇女的新工业职业都发展得很慢，虽则家庭工作和厂外加工工作已渐渐转到工厂中。但是少女，当可记得，已证明能充作胜任的电报员；到这十年之末有大约二万三千名女职员， 而 1851 年却只有一万九千名。③

工厂条例和教育条例已经使最年幼的儿童不能参加劳动，从而使家庭收入有所减少。但是减少之数不至于很大。根据 1880 年的国民教育条例（维多利亚，第 43、44 年，第 23 章），凡是领有证书的十岁儿童和年满十三岁的任何儿童均得开始工资劳动。早期的工厂条例曾将标准年龄订为九岁，在1844 年又将半工半读的年龄限制减至八岁。在其他工业中，在四十年代时， 开始正式劳动的年龄照例在七八岁之间。虽然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编织花边、草帽辫和针织品的幼儿，但是在某些行业和地方也有十二至十四岁的男童还没有参加正规劳动。在六十年代伯明翰的各行各业之中，九岁或十岁是普通的劳动年龄；但是在兰开郡不满十三岁的儿童受雇于大工程工厂的却寥寥无几，虽则无疑有一些到那里去作见习生的男童是先听候差遣的。④伦敦向来

③ 同上书，第 4 卷，第 260 页；第 8 卷，第 270 页。

① 这些是 1882 年和 1886 年的工资率，引证于鲍莱：《十九世纪的工资》，第 119 页。

② 取材于《1830 年和 1886 年之间所公布的工资报告书》（ReturnofWagespub-lishedbetweenl830 andl886）

（1887 年，第 89 卷，第 273 号）。所引用的羊毛、花边、针织和陶器的工资都是指 1883 年而言。

③ 布思：前引书，第 4 卷，第 318 页，一个表式总结。

④ 同上书，第 4 卷，第 258 页。

没有多少正规工作可给不满十岁或十二岁的儿童去作。⑤所以送儿童进学校的义务不大会影响一般伦敦人的家庭经济。在儿童工资劳动年限的缩减中最受影响的是农业工人。而在所有各阶层之中，农场主也一直是对新的强制入学制最抱批评态度的。1876 年条例（维多利亚，第 39、40 年，第 79 章）中准许儿童每年以六个星期的时间从事于农业劳动的那项条款，恐怕是有关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关于八十年代的家庭劳动收入，甚至象本世纪较早时期给手织机工整个家庭提出了最高额的那种“可怜的”统计数字都无法获得。但是从这十年之末起开始进行的计算和逐户调查却反映出一些过去的情况，因为这类情况在短短几年之内不会有很快的变化。只有逐户调查才能提供完备的纪录。在八十年代到处都有很多已婚妇女从事于全日劳动，尤其是在纺织区；但是普通统计数字却反映不出其中有多少是没有子女的，又有多少是病人或百无一用者的妻子。这些数字也反映不出有多少是在家中进行的副业，又有多少是得自在外面进行的洗衣工作或杂役工作的收入。超学龄儿童的劳动机会因地而异，在纺织城镇中机会最多，而在采矿业村落中，对少女来说，机会最少。在任何阶层之中，完全工资劳动的儿童通常都不会在家中住多少年，这一事实是自这十年之末起进行的历次调查所证实的。在一切工资劳动集团之中最大的一个，参加工作的少女，自己用自己的工资。“制火柴的少女、制小儿外衣的少女和制麻绳的少女⋯⋯一般都住在家中”①；至于伦敦的各行各业， 家长以外的工资劳动者在九十年代初期则约自每个家庭 0.55％的最低额至仅仅 2.15％的最高额不等。对于从机械工程业、印刷业、铁路服务业和警察之类报酬丰厚的行业中选出的一批行业所作的计算，表明额外的家庭劳动收入平均可达男性家长劳动收入的 25％至 30％之间。②当 1899 年首次在约克对四万六千七百五十四人的一批人口在非常不同的工业气氛中进行逐户调查时，似乎每一种额外劳动收入，不包括寄宿者所付的房钱等在内，都几近作父亲的收入的 30％（只差小数点几）。①在纺织和轻金属加工区域，所占的比例似乎也不会少一些。在煤厂区，一个住在家里的劳动青年都会有同样多的贡献。介于它们之间的伦敦和约克两地可以作为全国大多数杂项职业的

⑤ 成为该年度一切工资统计之依据的贸易部于 1886 年进行，于 1889 年以后陆续公布的《工资普查》开列的女工平均工资为十二先令八便士，女工和女童工合并计算为十一先令三便士。所搜集的数字几乎都是得自纺织业的，但是它显然可以作为一般女工工资的一个良好范例。参阅前引伍德：《女工工资的趋势》， 第 260—261、280 页。

① 本卷，第 40—43 页。

② 《1891 年的人口调查》，职业，1893—1894 年（第 106 卷，英格兰和威尔士；第 108 卷，苏格兰）。从数字中可以看出，女职员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普通。关于电报员，参阅本卷，第 271 页。

① 《童工就业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第 36 页（花边和针织业），第 39 页（草帽辫业）；《第三次

报告书》，第 10 页（伯明翰各行各业），第 186 页（兰开郡机械工程业）。

代表，而且约克的调查一直进行到了社会的最低层。这次调查和以完全不同的、远不是那样直接的方式进行的伦敦调查的接近于一致，可以表明在英格兰城区，占到工人阶级家庭男性家长的劳动收入的 25％至 30％的另一个成员的额外收入可能差不多是正常的。乡村的情形也多半一样，但这一点是更加不能肯定的。

男童或女童的参加真正工资劳动，往往是偶然的，而且照例是非正式的。自从 1842—1843 年的儿童就业调查委员会对学徒制的活力和流弊获得那样深的印象以来②，流弊已的确减少，学徒制也已趋于没落。但是在若干特别需要某种正式准备阶段的职业中，学徒制却又在几乎完全没有法律或官方核准的修正形式下持续下去或成长起来。曾经使中世纪的市政当局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立法者大伤脑筋的“学徒充斥”这一社会问题，在维多利亚后期仍令人不胜其烦。

在整个纺织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中，尤其是在粗具规模的工厂业中，正式学徒已几近绝迹。①线轴调换童零碎地学得自己的简单工作之后，就变成为接线工，运气好的则变成纺工。运气是不可少的，因为纺工照例雇佣两个接线工并负担他们的工资。一个年轻的女工在离开纺织厂之前，她的姐妹就先站在她的织机旁边学习，然后把工作接过去。青年男工不是由重五金工业中管理分包工帮的工人雇用的，就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参加进去的。在另一方面，历史比较悠久的设菲尔德各行各业厂外加工的散匠，即一种工匠师傅， 都订有录用学徒的严格规章，而这些规章一般都是照顾自己子弟的；其他一些没有变革的小手艺行，诸如马车制造匠、篮筐制造匠和箍桶匠之类，也都订有这类章程。②保守的船匠甚至还没有放弃正式合同，虽则它已渐趋消灭。

③在工程车间的制模工中间，学徒制是普遍的，以五年为最低额，并且往往

延长到二十一岁时为止。①海军部仍在一切海军机械工中坚持七足年的学徒制②；但是在一般机械工和锅炉制造工中间，则以一段不大正式的试用期为原则，通常是两年，并象工厂学徒一样，加上同样一段见习时期。③关于学

② 参阅上卷，第 694—695 页。

① 布思：《生活和劳动》，第 9 卷，第 380—381 页。这本书在 1897 年方始问世，但是它的依据却是 1888—1891

年所进行的调查。

② 同上书。得出的真正平均数是 26.9％。

③ 朗特里：《贫穷：城镇生活的研究》（Rowntree，B. S.，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1901 年版）， 第 83 页。事实是在 1899 年秋季搜集的（序，第 9 页）。

① 上卷，第 698—699 页。

② 但是在象整经工、熨料工和监工之类同纺织各业有关的技术人员之中仍有其残余。参阅韦伯夫妇：《工业民主制》（1897 年版），第 460 页注，第 463、478 页。论学徒制的那一节，第 454—481 页，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工会方面。

③ 关于设菲尔德，参阅《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2 年，第 36 卷，第 2 篇），询问案第 19772 号；韦

徒和满师职工人数之间的比率问题，经常不断地同雇主有争执。在苏格兰， 青工是那样地急于参加车间工作，以致有些雇主竟倾向于采取工人理应认为是一对二的非法比率，来过多地使用学徒。①

不断地变化着而且愈来愈容易照管的机器，已经把机械工保留象他们的前辈水车匠那样的学徒制的企图给粉碎了；虽则机械工联合会仍然为保护相对于“非法”工人的学徒出身的工人的权利而继续进行无效的斗争。②凡是机器已经触及到老手工艺的行业，情况莫不如此。最优秀的细木匠仍然是学徒出身的；但是在伦敦，随着机器制家具的出现，学徒制已渐趋消灭。满师的手艺人，纵有所需要，也是由地方上培养出来的。但不论在伦敦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都寥寥无几。③

建筑业和印刷业，果不出所料，非特在形式上保留了学徒制，而且在事实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年轻的石匠是雇主的学徒，他们几乎全都是石匠的儿子而被他们的父亲很快提拔起来。石匠工会章程中所描述的学徒制是正式得多的一种制度，但当时这种制度只适用于其余的人们。在其他建筑手艺行，情形也大同小异，但甚至更不严格。在工会中有五至七年训练阶段的这样一种理论和一些惯例；但是对于自己那一行多少零碎学得了一点技术的非学徒出身的工人，见习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尤其是如果在他们没有零碎学到一点技术的行业中去见习的话。④

在印刷业中，学徒制却正式得多，也正规得多。排字工说它是普遍的。的确这是工会所要求的。⑤最好的雇主也同意这种要求。但是有很多排字工站在工会以外，另有无数小印刷工师傅，他们对于凡能按照他们的较低标准操作的人，都会加以录用。工会对工人的录用完全不能控制：只零碎学会了一点技术的工人不但可以参加小车间，甚至可以参加工会。

除开泰晤士河驳船夫的素以“人数过剩”和训练不足著称的学徒的少数残余⑥和大航运公司的体面学徒外，这种制度在一切运输业中都已绝迹。青工可以升迁到他所能升迁的地位，比如说，从蒸汽机清洁工升到火夫，再升迁到司机台，如果他能开车而又为上面选中的话。在煤矿方面，没有任何一

伯夫妇：前引书，第 458 页；本书，上卷，第 699—700 页。关于其他手艺行，参阅韦伯：前引书，第 462

页注，但所论及的主要是录用章程所加的人数限制而非学徒条件章程。

① “直到最近 我们的大部分学徒惯常都是立有契约的”，韦尔基的证词，见《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3 年，第 32 卷），询问案第 21462 号。

② 《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3 年，第 32 卷），莫塞斯，询问案第 22449 号。

③ 同上书，询问案第 24548 号。这是在 1890 年废止的。

④ 同上书，锅炉制造工奈特的证词，询问案第 20683 号。

⑤ 同上书，格拉斯哥的林塞的证词，询问案第 23288—23289 号。这些争执是由 1893 年的合同予以调整的，

韦伯：前引书，第 457 页。

⑥ 斗争“大抵”一直继续“到 1885 年”。韦伯：前引书，第 472 页。

种学徒制，矿工工会对它也不比棉纺工工会更感兴趣。恐怕大多数工会会员都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没有作过有名无实的努力来控制工人的录用。⑦在工会以外还有熟练的和学徒出身的工人；但甚至在工会会员中也很少有人准备为之奋斗的这种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全国重要性。当然男童和女童还必须学习，但是大多数儿童究竟怎样学习，学习人员同见习人员的关系又应如何，那就既不是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任何较小的社会组织的事情了。

甚至在严酷的四十年代，很多工资劳动者，无论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的，也设法参加了某种乡村互助会或城镇丧葬会，或如果更幸运的话，参加某种时而兴起时而分裂，并以特别快的速度从城镇流行到乡间的友谊节约会。①兰开郡棉纱区是丧葬会的苗圃，是募捐友谊会的发祥地②，是四十年代因其结构不合乎友谊会法而仍然是一个未登记组织的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那个有代表性的共济会的大本营。上院的一个委员会在 1848 年询问过联合互济会的一位姓斯密的会督之后，对于它的力量不禁大吃一惊。“这个共济会”，他们报告说，“规模已经如此之巨，声誉已经如此出人意外，以致它对于工人阶级中的青年一代似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有一举而取代所有这类较小组织之虞。”③他们听说它有二十六万会员①和三十四万镑的收入。他们虽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去怀疑共济会的忠诚，但这正是一个革命年，所以他们深感不能不指出，“拥有这样的财力的（这样）一个分支机构遍布的组织⋯⋯设使一旦背离合法的目的，势必变成非常危险的组织。”要描绘扮演法国雅各宾党人或意大利烧炭党人角色的那些兰开郡往往称之为共济会会员的人们，即使在 1848 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上议员采取了眼光远大的看法。他们进而指斥这个组织的一些“殊属不合的”习惯——诸如“使用秘密标识，巡回演讲和葬后举行的丧仪演讲等”。大会督一直不十分了解他们何以要为这些事情操心。

这次调查是同终于能以根据维多利亚，第 13、14 年，第 115 章，把这

⑦ 代表家具制造匠的证词，见《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2 年，第 36 卷，第 2 篇），询问案第 19178

号及以下。那时伦敦的学徒据说已经绝迹，询问案第 1973—1975 号。

① 请以《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前引书），询问案第 18512—18513 号一位雇主所提出的关于比较合理的政策的证词，同本段所依据的韦伯：前引书，第 460—461 页中关于制度运行的记述作一比较。

② 《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3—1894 年，第 34 卷），询问案第 22624—22625 号，石印工联合会的凯利；询问案第 22799 号及以下，排字工联合会的斯累特提到了伦敦有很多非正式的“学徒”。关于伦敦方

面的工会的弱点，参阅本卷，第 222 页。

③ 关于这些人，参阅《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2 年，第 35、36 卷，第 2 篇），询问案第 7469 号及以下和询问案第 14081 号及以下。

① 参阅韦伯：前引书，第 473—474 页。

个组织纳入法律范畴以内的一些立法建议不无关系的。②曼彻斯特联合会完全赞同，它因为没有法律地位，最近曾经在一个盗用公款的秘书手里损失了四千镑。③现在它的支部只要“背离它们的合法目的”，就逃不过自 1848 年

至 1870 年任友谊会登记员的约翰·提德·普腊特的耳目④。但事实上这个组织过去是，这时依然是特别不知革命为何物。甚至在 1848 年，还有 15％至20％的共济会会员是“有放弃他们（对基金）的权利主张这种社会地位的人”

⑤，是本人绝非一种负担的捐助人，是职工、一些医务人员和许多乡间的教

士。既作为赞助人又作为朋友的这些人夹杂在构成为广大群众的工匠和手艺人这类上层工资劳动者之中。可以相当肯定的是：这些支部，连同它们的仪节，“它们的宝石和服饰”，鼓励了现代莫斯科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①

丧葬会在五十年代是很普遍的，但是在棉纺织区以外不很重要。②在这个区域以内，它们的影响却非常之大。在 1853—1854 年，在斯托克波特济贫法联合区的八万居民之中有四万九千多人是保丧葬险的。在威根至少有四十六个区会。在一个议会委员会中曾经有一位证人代表利物浦拥有九万名会员的一些丧葬会发言。③ 稍晚一些时候，在整个英格兰大约七十五万名夹葬会会员的总数之中，创于 1839 年的布拉克本恩慈善丧葬会在 1850 年已拥有会员四万五千名，在七十年代早期已拥有十三万名——出生十六个星期的儿童即可入会。④舆论不时惊于骇人听闻的被保险儿童的谋杀案，曾要求法律预为之计，但始终没有证明谋杀是普通的，也没有证明它是儿童保险的一个特殊产物。①谋财害命的事或许是没有一种年龄的人没有遭到过的。

因为也是保死亡险所以同丧葬会有密切关联的是一般的募捐会，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缺乏村庄社交俱乐部或共济会支部那种人与人的情

② 参阅上卷，第 718—720 页。

③ 《友谊会皇家调查委员会》，1874 年（第 23 卷，第 1、2 篇），第 91 页。

④ 《节约组合欺骗行为预防办法法案上院审查委员会》（S. C. of the H. of L. on the Provident Associations Fraud Prevention Bill），1847—1848 年（第 16 卷，第 249 号），第 4 页。

⑤ 依照后来的统计著作，这个数字应该是二十四万九千，尼耳森：《友谊会支部的一些统计数字》《统计学报》，1877 年 3 月，第 45—46 页。

① 早期的友谊会法只对单一的友谊会作有规定，并提出登记办法，而并未对 1850 年以后划为“拥有支部的友谊会”那一类组织作有任何规定。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是在 1851 年登记的，参阅上卷，第 721 页注。

② 斯密的证词，见前引《上院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87 号。

③ 登记员的令人难忘的名字是于友谊社有益的一个力量：“你要是这么办，留神提德”，他们这样说［布拉布鲁克：《节约会和工业福利》（Brabrook，E.W.，Provident Societies and Industrial Welfare），1898 年版，第 12 页］。他是一位著述很多的作家，一位文学会会员和改革俱乐部的创始人。

④ 《上院审查委员会》，第 5 页。

① 关于宝石的比较出色的参考资料，见《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34 页。签署人大多数拥有勋章和朝服。

谊。利物浦是它们的发祥地，1850 年的皇家居民会（Royal Liver）是它们的典型组织。再在它们之上，把工资劳动者的节约和普通保险会联系在一起的，是象万全保险公司那种营利性的公司，万全公司在 1854 年开始举办工

业保险，并且是保婴儿寿险的第一家公司。到 1872 年，它征求自许多阶层的会员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人。②

直到那时，乡村互助会、分摊会——俗称公摊——和酒店“逍遥会”一直是保险会计知识的一个小小的托辞。情谊是基础，有计算的节约只不过是一个不重要的上层建筑。据说七十年代的乡村工人不能容许一个互助会“没有啤酒，没有盛馔，没有焰火”。③募捐会的财政和管理一般也不令人满意。它们的财政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有无“失误”；它们热中于借口捐助人有失误以逃避责任。④在四十年代还没有完全摆脱情谊阶段时所受的那种保险会计方面的非难，在 1850 年和 1875 年之间，甚至一些大的共济会仍多所难

免。⑤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在 1870 年以前已开始正式估价，发现就技术上说， 无论它的支部还是区部都很少是健全的。①规模仅次于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的植林者共济会，直到 1875 年甚至还没有查明本身的缺点。以募捐或削减福利来应付破产之虞，往往是它勇于使用的救治办法。它采取这种作法时总是以急功好义、克己和互助是一个友谊会至关根本的条件作为辩护之词。

但是最好的友谊会的相对无保障、竞争、阴谋诡计和最坏的友谊会的真正欺骗行为，使政府一直深感不安。国家久已插手保险事业，通过储蓄银行和储蓄会来提供适合于国民需要的年金。但很少人加以利用。在 1864 年， 格拉德斯通在统计学家维廉·法尔的鼓舞下，曾经设计了一整套的年金和保险制度，拟通过邮局予以实施。格拉斯德通的一项财政计划单单在这个时候失败了。它在国会中遭到裁减，在地方上也很少被利用。②但是格拉斯德通对友谊会的多少带点夸张的批评却刺激了共济会的改革。从 1871 年一直存

在到 1874 年的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所作的深入调查“倒是吓住了”③最要不

得的募捐会，并导致了一番整顿。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引出了 1875 年的统一友谊会条例（维多利亚，第 38、39 年，第 60 章）。它比任何早期法律都更完全地承认了共济会的联合性质。它淘汰了很多不能遵守本身章程的各种类

② 由登记员报告书编纂而成的 1850 年的一览表，见沃福德：《保险全书》（Walford，C.，The Insurance Cyclopaedia），第 4 卷，第 565 页。

③ 《友谊会法案审查委员会》，1854 年（第 7 卷，第 127 页），询问案第 1395 号（斯托克波特），询问

案第 1080 号（威根），询问案第 1321 号（利物浦）。

④ 《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93、100 页；关于 1850 年的数字，参阅前引沃福德书。

⑤ 《1854 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4、5 页；《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133 页。

① 《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128 页及以下。

② 同上书，第 21 页，录自助理调查委员会乔治·杨爵士的报告书。

③ 同上书，第 109 页。

型的腐败的友谊会，并且导致了残存的友谊会在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改进。④ 联合共济会到处都以早期立法所袒护的酒店、教室、非国教教堂和营业

场所中的纯地方式友谊会为牺牲而奠定基础。甚至在条例公布以前，地方互济会就实现了 1848 年上院委员会的那项预言，它们说，“我们实无法同（共济会）抗衡。”⑤在条例公布后的那十年之中，有九千二百八十三个登记的友谊会改组成为共济会的登记的分支机构。①植林者共济会是主要受惠者。它们吸收了九千个地方互助会。到 1886 年，它们已拥有五千多个“分会”

（court）和六十六万七千多名会员。②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当时的规模还没有那样大，但是会员也已在六十万人以上。1886 年，甚至在苏格兰，每有一个旧式地方互助会登记，就有八个起源于英格兰的一般共济会的分支机构登记——诸如植林者共济会、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禁酒会和牧人会等。苏格兰在英格兰方面的伸张只见诸一个官方出版物上占几页篇幅的一张酒店一览表，在这个表中可以看到苏格兰橡树独立共济会（ the Grand Independent Order of Loyal Caledonian Corks）的分支机构。这个共济会想来是同 1871 年调查委员会曾经报称“据说完全是宴乐式的”皇家前洪水期水牛共济会 （ the Royal Antediluvian Order of Buffaloes）相似的。在八十年代早期，工人的互助会，不论是宴乐式的还是政治性的，一概作为友谊会登记。在所有这些友谊会中纵情狂饮究竟受到鸾凤戒酒女儿共济会（the Order of Total Abstinent Daughters ofthe Phoenix）多大的限制，报告中没有提及。③

真正的共济会和一般的友谊会在疾病津贴和意外事故上所用的钱远比用在丧葬津贴上的多，如曼彻斯特约为三倍。④只是在八十年代它们才开始对养老津贴审慎地加以研究。⑤在组织上它们是自治的；在精神上，顾名思义，是友谊性质的。在另一方面，募捐会只以死亡为务。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登记员拉德娄看来，这些是“不可少的弊恶”；其所以是弊恶，因为它们既缺乏自治，又有一个“庞大的正式组织网”，而且同儿童保险常常混

④ 参阅上卷，第 722 页。

⑤ 《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37 页。参阅贝恩赖瑟尔：《英国工人的组合》（Baernreither，J.M.， English Associations of Working Men）（英译本，1889 年版），第 273、383 页。到 1886 年有了很大的改进。参阅《国民节约保险审查委员会》，1887 年（第 11 卷，第 1 号），第 7 页。

① 沃福德：前引书，第 5 卷，第 478—479、483 页。沃福德刊印了法尔的备忘录。贝恩赖瑟尔：前引书， 第 340 页；《韩氏国会实录》，第 3 集，第 163 卷，3 月 4 日和 7 日的辩论。

② 《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125 页。

③ 《友谊会登记员（拉德娄）1885 年报告书》（1886 年，第 61 卷）；《友谊会审查委员会》，1888 年（第

12 卷，第 119 页），拉德娄的证词，尤其是询问案第 9 号；布拉布鲁克：前引书，第 60 页。

④ 《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24 页。

⑤ 《1885 年报告书》，第 3 页。

杂在一起；其所以是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满足了没有足够的储备去应付万一死亡的那些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① 许多因陋就简的老式丧葬互助会已经消灭；但是这个名称却在布拉克本恩残存下来，布拉克本恩的慈善丧葬互助会同皇家居民互助会、利物浦维多利亚互助会和皇家伦敦互助会共同享有超过，远超过十万会员的盛名。其中四分之三是住在兰开郡的，这一点下文还要说到。②

1885—1887 年的募捐会共有“会员”三百万以上；单独的旧式互助会肯定不止二百万；联合共济会则约有一百七十五万。这是英国的数字。此外还有泛滥到各自治领、各殖民地以至外国去的会员。③数字难免有重复之处， 因为友谊会运动同其他运动是有重叠的。一个植林者共济会会员可能为他的家庭成员在皇家居民会保险。一个曼彻斯特共济会会员也很可能是一个合作社社员和一个工会会员。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有将近四百万人是会社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大多数是工资劳动者；而且还有很多，可能不下几百万人， 有条件以保险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儿女作正式的万一之备。此外还有这些人或类似的人把大笔款项放进储蓄银行、建筑会社和工会福利基金之中。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描述的四十年代英国为背景来考察八十年代英国的外国观光者写到“很多英国工人生活上的全面革命⋯⋯”和“超过甚至一代以前以全付精力投入这项工作的人们最大胆希望的一种改进⋯⋯”。④ 关于这项革命和这项改进，友谊会既是一个明证，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代表性的工资劳动者在进步、自助和格拉德斯通式财政的这一代之中，对于社会的经济秩序和自己所处的地位，究竟怎样想（也许应该说怎样感觉？），甚至要猜测一下，也大非易事。一个友好的调查家在前一代的贫苦手艺人——即宪章运动时代的一般工人——中间走动时，听到不止一个人“一千次以一千种方式”说：“他既帮同把社会提高到这样的状况——建立了他自己享受不到的更高的平均享受，那他就有权要求改善条件”。① 这正是一般工人阶级的意见或直觉的朴素而健全的素材，基于这种素材，那一代散处各地的思想家曾经以李嘉图的经济学为工具，以帕特里克·科胡恩所

① 植林者共济会在 1848 年有会员八万四千人；1858 年，十三万五千人；1868 年，三十四万九千人；1876 年，四十九万一千人；尼森的论文，见《统计学报》，1877 年号，第 60 页。1886 年的数字见贝恩赖瑟尔： 前引书，第 372—373 页。

② 这些细节取材于《1885 年报告书》和《1874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31 页。

③ 支出是尼森加以分析的；见《统计学报》，1877 年号。指出共济会（曼彻斯特联合会）在 1848—1852 年发出的“旅行卡”是四千七百二十一张，而在 1868—1872 年则仅二千二百零四张这一点，是耐人玩味的。据我想，同工会职工的这种重叠迄今尚未加以研究。

④ “仍处于幼稚阶段”，贝恩赖瑟特：前引书，第 423 页。

① 前引拉德娄在 1888 年的证词，询问案第 8、75 号。

作的工资劳动者仅仅得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这项估计为量具，创造出那些价值论，创造出那些工人有权取得全部生产品的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又被马克思纳入晦涩的辩证形式中。②无疑，对于曾经供给宪章运动那样多的生力军的新济贫法的敌人来说③，这种改善条件的要求，往往不过意味着济贫金的要求为一种权利。托姆·派恩和科贝特就是这样教导的。他们说，人民对于从他们手里夺去的土地有权要求赔偿。这种赔偿已经可以由济贫捐偿付一部分。但是它应以无条件的支付予以补足，派恩这样论证说，俾使穷人得以安身立命并有以养老，而这笔款项则应出自地产上的死亡税。①这种声音究竟把现代学者常常称作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作家更加洗练的论证传播得怎样远或怎样清晰，这是不能肯定的。②鉴于他们的书籍和小册子的缺乏， 看来范围不广，听来也不清晰。但是不论直接还是间接，派恩和科贝特都的确“开始得”很好，因而是不难“致”远的。

宪章运动的思想家布朗太尔·欧博莱恩也多半如此，因为他曾经为半打著名杂志撰稿并且能举行公共集会“长达四、五小时之久”，虽则“他通常占用的时间约（仅）三小时”。③早在蒲鲁东铸造那句他后来又加上限制词的光辉灿烂的语句以前，欧博莱恩就说过财产是盗贼这样的话语。欧博莱恩曾经把资本叫做积累的劳动。他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失败，因为地租仍然是缴付给个人而不是缴付给国家的。他曾经主张只能由国家决定哪个人或哪个家庭应持有多少土地，并且问道，为什么因矿山的开采和城镇的建设而造成的增殖应该由个人而不是由公众取得？④象所有爱尔兰人一样，他最注意农田社会主义，在宪章运动政治瓦解很久以后，他还一直在《雷诺斯报》

（Reynolds’Newspaper）上撰写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直到 1864 年死于贫

② 利物浦和兰开郡一般丧葬会的特别成功和在所有这类调查的证人之中爱尔兰姓名的屡屡出现，表明它们多有赖于爱尔兰贫民陪尸的愿望。

③ 关于因友谊会对登记员申报的疏忽或间断而不完全明确的统计情况，参阅《主任登记员 1886 年报告书》

（1887 年，第 76 卷），《1887 年报告书》（1889 年，第 71 卷，第 1 和第 2 篇），《政治经济学词典》， “友谊会”条。其所以一直没有作任何努力去试图描绘建筑会社或储蓄银行这类相互关联的运动，一部分纯粹是由于篇幅的缘故，一部分是由于上卷，第 592 页论储蓄银行时所提到的原因。同友谊会互相交叉的合作运动和工会运 动则已于其他各处予以讨论。

① 贝恩赖瑟特：前引书，第 5 页。

② 泰勒：《游兰开郡制造业区杂记》（Taylor，W.C.，Notes on a T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Lancashire）（1842 年版），第 155 页。

③ 一般参阅门格尔：《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Menger，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福克斯韦耳序；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杜良：《宪章运功》（Dolléans ，E.，Le Chartisme）（1913 年版）； 霍佛耳：《宪章运动》（Hovell，M.，The Chartist Movement）（1918 年版），尤其是第 3 章：《反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趣》。

④ 参阅上卷，第 712—713 页。

困时方始置笔。①但是他曾经以差不多同样的热情为欧文的这样一种观念进行辩护：货币应以劳动单位为基础，贵金属只应保留作为一种国际便利的物品，直到劳动生产力各处相等，劳动报酬也各处相等这样一个时日为止。②

直到四十年代唯一惯于用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的小小欧文教派一直保持着与其他改革家迥然不同的社会信仰，虽则对于它们往往是抱同情态度的。在它座落于污秽街道上的那幢科学大厦中，信徒们曾经唱出第一百二十九首赞美诗③：

社会，这个令人欢悦的声音社会乐队高歌入云，

把神圣的热情传播远近将在大地上永存。

在《新道德世界》（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第

五编（1844 年版）中，这位从不心灰气馁的老先知者曾经一面宣传这个旧信仰，一面又加上了这样一项富于想象的建议，主张由国家收买新铁路和铁路两旁的宽阔地带，俾使愉快的社会不致与旧世界一刀两断就那个地方创造出新世界。但是这个教派渐渐地衰败了。人们已经通过它而进入其他的教派。他们对于它的特殊教旨已兴味索然，虽则他们对这位先知者的敬爱是始终不渝的。到 1846 年，它的早期发祥地之一，约翰街上的社会学院已经变成为

图书馆和科学研究机关。①从那年起到 1861 年为止由霍欧克主编的《论辩者杂志》对功利主义的道德、共和主义和现世主义比对社会有更多的论辩了。甚至1848—1854 年的合作工场，在欧文和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并在1852 年向机械工联合会宣传“工会的生产⋯⋯”②的另一批先知先觉者下面学习过的工人曾经投入热情——和金钱——的那些合作工场，那些象欧文设想的那样的，但因此迄仍似乎更可能持久的复杂社会的不完全体现，已经显现出

① 派恩：《公平农田》（Paine’s Agrarian Justice ）。

② 《劳工的辩解 或资本不生产性的证实》（Labour Defended…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在 1825 年以无名氏的名义出版）著者霍奇斯金的论证由他在伦敦机械学会的演讲予以很好的宣传。参阅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传》（Halévy.E. ，ThomasHodgskin）（巴黎，1903 年版）。

③ 加米季：《宪章运动史》（Gammage，R.G.，History of theChartistMovement）（初版 1854 年），第 77 页。欧博莱恩在《贫民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 ）、《北极星报》、《国民改革家》（The National Reformer）、《英国政治家》（The British Statesman）、《雷诺斯报》和或许其他报刊上的著述。

① 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在杜良：前引书，第 1 卷，第 84、98、99 页中有详尽的说明。他所宣传的并不是没收土地，而不过是在买卖时由国家收购。他的稳健主张和托马斯·奥吉耳维：《贫民地权论》（Thomas Ogilvie’s Essay on the Right of Property in Land）（1781 年版）中的主张相似。

② 比尔：前引书，第 2 卷，第 240 页；多雷昂：前引书，第 2 卷，第 486 页；关于他的农田社会主义，参阅尼赫斯：《英国土地改革学说史》（Niehuus，H.，Gesch.der englischen Bodenre form the orien）（1910 年版），第 99 页及以下。

令人沮丧的不稳定。③但是合作商店的简单二层建筑物却仍高耸着，屹立着。在这方面是把社会信仰的工具用在明确的有限的用途上，而不是要在以不顺手的材料立刻建造一座理想城市的意图下把工具拚命使用到断裂。小活计一旦竣工，大活计马上会交到手里。整个合作共和国应该在商店的周围拓展， 并以商店为起点。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设法把它们建造起来。④

当欧文在 1858 年逝世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恐怕所余无几了，虽则以开路先锋期待于他的合作运动者愈来愈多。宪章运动的领袖们非星散即死亡。许多人已经迁移出境。有些是讲师、新闻记者、医生和律师——都是民主主义者，但又不属于同一类型。有过这种主张的人对于任何主义或社会改造的迅速成功，都已不抱希望。其中最高贵的一位，威廉·罗维特一直活到 1877 年，他前半生是“半欧文主义者，半霍奇斯金主义者，和一个彻头彻尾相信财产积累在私人手里乃是一切现有弊恶的造因的人”。①因为他始终了解一个新道德世界未必能出现于文盲之中，所以他或许把他的晚年全付诸民众教育事业而无所悔。在这期间，广大的老宪章运动者已同左翼自由主义者和急进主义者一起行动，并对有待赢得的民主征服比对多半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社会秩序的变革更多地加以考虑。宪章毕竟是一个政治纲领，在社会原则上从未有过任何一致的见解。在格拉德斯通时代，政治目的一一达成；通过年景好好坏坏有格律的起伏，经济进步是彰明昭著的。仍然有恶法尚待打倒；有恶弊尚待清除；有格拉德斯通欣然愉快地进行合作的一切除旧布新和“开窗”工作尚待办理。②在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朋友当中几乎所有最有头脑的人都象他一样忙于这项任务而不遑他顾。他们也正象他一样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工作着，因为虽则年华老大的宪章运动者会以一个老战士的悔恨心情回顾训练、监禁和总罢工的“神圣月份”的英勇当年，但显而易见， 不管如今怎样不好，过去的日子总不胜似今天。行动是有了，既有了行动， 正如一切迹象所表明的那样，直到七十年代商业崩溃时止或以后，一般工业工资劳动者也就相当满意了。他们向来不是生成的革命者。宪章运动者始终认为伦敦在政治上的态度是冷谈的——因为工资太优厚，据他们这样想。③ 在 1848 年以后的三十年间，各种急进改革家一定往往会注意到全国各地类似的冷淡情形。无疑卡尔·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问他对于工资的看法如何。

伦敦作为马克思的大本营有二十五年之久。④ 在大英博物馆，在几百年

③ 参阅《北极星报》1845 年 3 月 29 日版中的这篇论文，引用于多雷昂：前引书，第 1 卷，第 104 页。

① 波德摩：前引书，第 2 卷，第 581 页。

② 拉德娄论文，见《经济评论》，1892 年 4 月号，引用于雷文：《1848—1854 年基督教社会主义》（Raven，

C. E.，Christian Socialism，1848—1854）（1920 年版），第 299 页。

③ 参阅雷文：前引书，和本卷，第 192—193 页。

④ 参阅本卷，第 395 页及以下。

的蓝皮书和经济文献丛中形成了《资本论》。但是第一卷直到 1867 年方以

德文本问世，在 1873 年又以法文本问世。①恩格斯的英文本第一版序言所署

的日期是 1886 年 11 月 5 日。他总不会说拿签署日期来开一个冷酷的玩笑吧。无论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是没有幽默感的；而恩格斯却在序言中重申马克思的意见说：“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②因为他注意到了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 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①，所以他很可能认为英文本是一枚爆炸物。在四十年代他曾预料英国不出三年将发生革命，在 1886 年，他确信“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②如果他确实认为他碰着了火药，那他就错了。马克思在英国人的思想上没有发生过多大（甚至间接的）影响；在英国人的行动上则几乎丝毫没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的马克思的原文本只是想一穷大陆经济学之究竟的寥寥可数的学者和人们阅读过。没有一个人在穆勒的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加上一篇论马克思的附录。当年轻的经济学家撰写成卷的原理时，不是象西季威克那样，对他不加理会，就是象后来的马夏尔那样， 注意到他在离经叛道、倨傲不逊的独白之中的种种舛误。③

在马克思侨居英国的整个期间，没有一个英国人对于专门的社会主义思想作过具有任何重要性的贡献。④远不到社会中间线的工人当中那种本能的社会主义，也被比较好的日子冲淡了。工会领袖们忙于打破藩篱，以促进他们在现有社会中的群体利益。

他们已经不暇顾及可能变成的那种社会了。但是在这期间，远比任何社会主义教条更能有效地使工人思想接受各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的穆勒的影响，正在一切有头脑的人们中间扩展着。对于工业社会的强烈的、混淆视听的批评跟着也由卡莱耳、金斯莱和腊斯金这些时代的先知们扩展开来。没有一个人比穆勒自己更具有批评眼光，而这种批评眼光是以后来为人民大众所出的廉价版中可供利用的那些整齐段落的有克制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他对个

① 弗朗西斯·普雷斯对他的描述，录自普雷斯手稿，引用于霍佛耳：前引书，第 56 页。另参阅他自己的《威廉·罗维特的生平和斗争》（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tt）（1876 年版；新版，托尼编，1920 年）。

② 参阅本卷，第 512—513 页。

① 参阅上卷，第 713—714 页。

② 他在 1883 年逝世。

③ 法文本是“entièrementrevisée Par l’auteur” （完全是由著者修订的），在此后十二年中英国人就靠这部法文本阅读他们的马克思。这部书的其余各卷在 1885 年方始以德文本问世。我怀疑直到今天，英国自命的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学者每五位之中是否有一位读过后几卷。这几卷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于 1909 年方始在芝加哥译成英文。

④ 中译文见《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 页。——译者

性的照顾（即“给予人类天性以在无数矛盾着的方面自行扩张的完全自由对人和社会⋯⋯的重要性”⑤）使他同一切刻板的、权力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及其“过分的统治”誓不两立；但是正如他的《原理》的后几版所表明，以及 1873 年出版的他的《自传》和 1879 年出版的他的遗著《论社会主义》

（Chapters on Socialism）⑥更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他整个一生一直是力图在“照顾到人性的最终前景之下愈来愈接近于一种有限制的社会主义的”。

①

他的土地原理和继承原理，以当代的一般标准来判断，本身就是革命的；同时他对于财产分散的社会价值的坚信不疑，他对合作运动的热心，以及他对永远以工资为支付和以工资为收入的前景的厌恶，使他对工资劳动者中间三个最强大的行动主流，即由友谊会和建筑会、合作运动者以及工会代表的行动主流始终具有同情。但是在考虑到未来时，他却为马尔萨斯的阴魂所迷惑；并且差不多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所教导的一种工资原理不但是工资劳动者莫可名状地厌恶的，而且也是错误的，一如他自己曾经以他照例的坦率所承认的那样。②那种学说和那种公然反悔都有助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产生一种对经济学家十年以后所写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直气壮的轻蔑”。①这种轻蔑由于包括穆勒本人在内的经济思想家写到马尔萨斯的学说和工资的关系时常用的那种方式，而更变本加厉。②所以穆勒对于所有各社会阶层的思想家的间接影响尽管是那样大，他对于工人世界的直接影响却是障碍重重。在工人世界中，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穆勒所教导的一切，正是各有产阶层的下愚之士暗示它们去教导的，也就理所当然了。③

在 1879—1880 年，在世界上，的确在整个不列颠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位以福音济世的新先知者。1879 年初版于纽约，1880 年又在那里两次再版的

⑤ 中译文见《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 页。——译者

⑥ 中译文见《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 页。——译者

① 西季威克的《原理》（1883 年）没有索引；我想在正文中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地方，在马夏尔的《原理》

（1890 年版）中有三个地方简单地提到，这表明在加以驳斥以前曾对马克思的论证作了一番独具特色的彻底思考。

② 比尔：前引书，第 2 卷，第 189 页声称理查德·琼斯在他的《演讲教科书》（Text-Book of Lectures）（1852年版）中承认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具有相当利害关系的贡献，但这不能说是专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

① 《自传》，第 253 页。

② 发表于《双周评论》。

③ 《自传》，第 191 页。在 231—232 页中对有限制的社会主义信仰有更加坚决的承认。但是《论社会主义》和所引用的词句是一致的。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在 1881 年至 1884 年之间在伦敦发行了十版。这位先知者踵随他的书籍而来，并且证明了其言语的动人正不亚于文字。宗教复活的迹象已一一具备。《进步与贫困》，一位不同情的当代人这样写道， 象“一种新天道约书一样地（传布流行）。会社组织起来了，为宣传它的救世学说也筹办了杂志，忠实信徒们并为阅读和阐释计结成小组，举行定期集会。”④在他以前的穆勒和在他以后的马克思在英国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殊荣。虽然拿所得税报告书去作五分钟的简单计算就可以把乔治学说弓形门上的拱心石撤除掉，但是由于他的工资劳动者的纪录、崇高的热情、对贫者和无继承权者的公正关怀、天启的美国式辩才和对马尔萨斯的毫不容情，连同他的理论弓形门的光滑而高拱的曲线，他到处都有了门徒，纵使有很多门徒是滥竽充数的。“世界上人口的极限只能是空间的极限”⑤：马尔萨斯的说法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我作为一项简单但大有效验的妙方而提出的可提高工资，增加资本收入，根除贫民，铲除贫困，给凡愿就业的人以报酬丰富的职业，给人力提供自由发挥的机会，减少犯罪，提高道德、风度和智慧，纯化政府并把文明发展到更崇高水平的建议，就是——以征课分派地租。”⑥这就是他的弓形门。而拱心石则是——“除对土地价值的征课外，取消一切征课。”①土地价值是否特别应该征税，是实用经济学上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穆勒始终具有明确的看法。要是认为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单单靠这一种征课为生，那自然是荒唐的。但是乔治曾经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土地价值的魔术般增长和赌徒式的分配。他曾经看到不动产投机商的左邻右舍的贫困情形。这些情况使他莫知所措。的确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社会方面所创造的土地价值，如果能明智地、及时地加以控制的话，对于维持甚至一个联邦也未始不能作出一点贡献。

乔治在英国的功能是一种酵母的功能。单一税派从来不过是一个支派， 正如他们以前的纯粹欧文派一样。但是这支十字军却使人们想到了不平等， 激起了许多从不以门徒自居的人们的旧回忆。托马斯·斯宾斯②和托姆·派恩，科贝特和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宪章运动者，各式各样的急进分子，穆勒自己，约瑟夫·阿奇和约瑟夫·张伯伦，都曾经是这一种或那一种土地改革家。弗格斯·奥康讷曾经为宪章运动最后的和比较不幸的产物国民土地公司向艰苦的工业工资劳动者募款——这些工业工资劳动者，也许他们本人，也

④ 关于似乎给增加工资运动的效能树立了严格限制的旧工资基金论，参阅《政治经济学词典》，“工资基金”条。

⑤ 西季威克：《原理》，第 6 页。

⑥ 从穆勒得出工资在日益增加的人口中不能增加的这样一种推论，是很容易的，虽则是不正确的。

① 如本卷第 501—502 页所概述的那样。

② 雷伊：《现代社会主义》（Rae，J.， Contemporary Socialism） （1891 年第 2 版），第 441 页。

许他们的父辈就是从乡间来到工业中的。“在高原上任凭风吹雨打的”③ 几小块持有地仍然残存在牛津郡的明斯特—洛维耳地方作为它的纪念物。在1880—1881 年，穆勒曾经创立地租改革协会，并且在它的纲领中列进这样一段：“有一部分积极而又有影响力的工人阶级曾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一种错误。”① （他自己并不这样看，但确信土地私有制一直是被滥用的。）他始终象乔治本人一样想用征课的办法把不劳而获的增殖部分收归社会，但是他对于它的数量不存任何幻想。在乔治第一次周游英国的那一年（1882 年），艾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斯发表了他献给英国工人阶级的那本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小书②，并且会同一半以上对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比乔治更加缺乏经验的少数几个朋友，创立了一个土地国有化协会。也在第一次周游的那一年（但同周游毫无关系），那位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且想同他结识的海恩德曼，将斯宾斯关于《人的真正权利》的讲稿重行刊印。一年以后，在 1883 年 9 月，海恩德曼在 1881 年帮同建立并且把土地国有化列进它的纲领的那个民主联合会③，改组成为社会民主联合会，不久它就变成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它的领袖们所卑视的并不是乔治本人，而是他的体系，正如半马克思主义者和创立人对穆勒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很会采取的那种态度。在第二次周游时（1884 年），海恩德曼在圣詹姆斯堂就社会主义与单一税问题同乔治展开了公开争辩。没有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先知，社会主义者是很难得到这样大，这样体面的一个传声板的。而乔治所制造的酵母对于威廉·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联盟，对于新创立的费边社，以及对于其他比较不著名的组织也都是同样有用的。在他们那些“小小的宣传组织中⋯⋯”，亨利·乔治见解的附和者“在很多场合下都渐渐发展成为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④

自皮尔时代以来，“在很多英国工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一次全面的革命⋯⋯”① ，这是外国人不难注意到，统计学家不难证明，而老工资劳动者犹可回忆的事情。但是在最低层，龌龊、贫穷和困苦的情形依然存在。1878

—1879 年剧烈的失业危机使照例在最低层以上活动的技术工人有了堕入最低层的可能性。当乔治第一次访问英格兰时，工会会员的失业数字恰巧异常之低；但是从他第二次访问的那一年起到维多利亚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年止，失业数字却持续地、异乎寻常地高。恩格斯深信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

③ 《进步与贫困》（1884 年版），第 94 页。

① 《进步与贫困》（1884 年版），第 288 页，着重点见原书。

② 同上，着重点见原书。

③ 参阅上卷，第 391—392 页。

④ 杰布：《英格兰的小持有地》（1907 年版），第 121 页。在 1907 年持有地仍然保持在那里。

① 引自比尔：前引书，第 2 卷，第 241 页。

种痼疾，正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满意心情预言“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②；甚至以最快慰的心情期待工资劳动者处境改善的那些人也只能说“友谊会和工会这种博施广济的援助⋯⋯限制了或推迟了”各自成员在失业时的“贫穷化”。③（对于友谊会和工会会员所不会达到的最低层，是没有失业统计数字可查的。）虽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照听惯了的悲观主义的论调， 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虽然统计学家正作这样的估计，认为在 1883 年英国整个国民收入的十二分之五以上为体力劳动各阶层所取得，而五十年前则远不到三分之一①，但是这项估计份额——如果他们对它一致同意的话——在曾经认为对国家的进步有所贡献因而“有权要求改善条件”② 的宪章时代的那些工人的现已受过教育，有了选举权的子侄辈看来，似乎很会是完全不适当的。他们的子侄辈既无须阅读或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辩证法，也不必是革命者，就很会抱这样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可能，而且往往的确，只不过在一次工资斗争或者在他们的领袖以外交手腕进行的一次工资谈判中，有助于使他们坚强起来而已。

世界上仍然充满了不平等。各种不同的民主主义者对于约瑟夫·张伯伦的痛骂那些“既不劳苦也不纺绩”的旧统治阶级，报以微笑，对于他所主张的累进所得税也表示欢迎。不问亨利·乔治所未能作到的是什么，他已经清楚地证明（虽然不是第一次），至少在一个很大的领域内，不平等并不是驾凌一切的经济力量的结果，而只是一种可改变的人为的财产法所致。在这期间，格拉德斯通正在下院对一位耄耋之年的保守的英格兰银行总裁开着非同儿戏的玩笑，这位总裁二三十年来一直以一切收入并非同样是“劳动收入” 为理由，而力主所得税的差别待遇③ ；而格拉德斯通的政敌以及他新近的一些同盟者却正为他在 1881 年的爱尔兰土地条例中非常缩手缩脚地，虽则也许不是非常聪明地处理财产权的办法而加以斥责。④

到 1886 年，有代表性的工资劳动者还不曾开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远没有这样自称。但是很多政治上积极的工资劳动者却已经开始自称了，尤其在伦敦。急进主义的货色中一些更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物品正从思想的上一层货架上搬取下来。狄斯累利派的保守主义和托利党的民主主义可以弃自

② 它在 1882 年发行了三版；有大约二百五十页篇幅的第三版售价是八便士。

③ 但不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部分。

① 韦伯，悉尼：《英国的社会主义》（1890 年版），第 21 页。根据比尔：前引书，第 2 卷，第 245 页， “在八十年代有大约五分之四的英国社会主义领袖曾经受过亨利·乔治的训练。”我无法核对这个比数， 但是它所要给人的印象肯定是正确的。

② 本卷，第 601—602 页。

③ 事实上，1889—1890 年是工会失业数字最低的时候，仅仅 2％强。

④ 本卷，第 547—548 页。

由放任如敝屣而不否认自己的过去。城乡的新选民，虽然在很多事情上是保守的，怕也不会再用他们的选票长此维护七十年代一般中等阶级思想所理解的私有财产权，和格拉德斯通所以为满足的那种对“不劳而获的”大宗私人收入的些微征课了。选民的思想，不问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的，并不都是聪明的，有远见的，或者会始终不自相矛盾的。虽然在各阶层之中都有缜密的独立思想家，也会有公正无私的选民，但是大多数人对于经济秩序， 对于选民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对于即刻必需的变革所取的态度，却会取决于摆在他们面前的政治纲领，和全世界的经济力量——因为这些力量都在英国发挥了作用——对个体选民所会施加的压力。这时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日的推移，会有愈来愈激烈的要求改革的建议列进政治纲领，虽则在爱尔兰自治法案争论时，英国的经济问题被暂行搁置。外界对英国的压力是异常剧烈的，在 1886—1887 年，还看不出短期内有缓和之望。在这个时候，恩格斯可能证明是对的。繁荣可能会不再来了。纵然如此，一般工资劳动者关于社会的思想也未必就会以英国思想历来转变的那种速度从右向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