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时局为国而思

孔子返回鲁国以后，虽然主要从事教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工作，但仍关注着列国发生的事件。

返国不久，季康子就策划攻伐颛臾。颛臾是一个附属鲁国的小国，在现在山东平邑东面。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扩大地盘，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当时任季氏家臣的冉求和子路了解季氏的打算后，立即来见孔子，向他透露这一消息，并就此事征求老师的意见。

孔子严肃地说：“冉求，这事恐怕要责备你吧？颛臾是个古老的小国，过去周天子让它主祭东蒙山神，今天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并且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攻伐它呢？”

冉求说：“这是季孙大夫的想法，我们两个人都不同意。可是，我们仅仅是他的家臣，无力阻止这件事。”

孔子生气地说：“冉求！从前的史官周任曾经说过：‘要量力任职，如不胜任就辞职。’你们想，如果季孙大夫站不稳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扶他起来，那么用你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你的话也是错的。试想，老虎、犀牛跑出笼子，龟板、玉器毁在匣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冉求辩解说：“现在颛臾城墙坚固，并且靠近费邑，如果现在不去把它攻下来，将来必定会给子孙留下祸患呀！”

孔子听了，明白冉求其实是同意攻伐颛臾的，更是气不过，大声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想干但却又千方百计寻找托辞的人。我听说像诸侯、大夫这样的统治者，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财富分配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会人口稀少，国家安定，自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做了，远方的还不归服，就修治礼教招徕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你们二人辅佐季孙大夫，远方的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打仗。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内部呀！”

公元前513年，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引起了中原各国的极大关注。这件事就是铸刑鼎。原来这一年，晋国执政大夫赵鞅和荀寅督领一支军队和征发的百姓在今河南境内的汝水之滨建造城邑的时候，向当地百姓征用了一鼓铁，铸造了一尊鼎，把30年前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上面，故称刑鼎。当时的一鼓铁约合现在近250公斤。

范宣子名邙，是晋平公在位时的执政。当时，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新的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成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依然存在并趋向尖锐，新出现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以及新兴地主与奴隶、平民和农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

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维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礼制遇到顽强的挑战。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法典应运而生。为了巩固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的反抗，范宣子制定了一部法典。范宣子制定的法典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到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礼制等。

事实上，这一法典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因而赵鞅才决定将它铸在鼎上重新公布。赵鞅铸造刑鼎的目的，一是再次强调实施这一法典的决心，二是通过刑鼎向民众宣传普及这部法典。

赵鞅铸刑鼎的事情传到鲁国以后，孔子十分震惊和不安。他认为晋国就要走向灭亡了，因为它丧失了原有的法度。

晋国是唐叔受封建立的国家，它遵循唐叔制定的法度管理它的百姓。卿大夫们能在等级秩序中行事，所以老百姓也能尊敬他们尊贵的地位，卿大夫世世代代可以守住他们的家业。贵贱界限分明，不相混淆和僭越，这就是法度。后来，晋文公根据唐叔法度，在被庐举行大蒐礼时颁布了新的法度，主要是有关官吏礼仪制度的规定。

现在，晋国抛弃了旧有的法度，而以铸在刑鼎上的法规代替它，原有的贵贱等级乱套，老百姓都按鼎上的条文行事，怎么能尊崇原来的那些贵人呢？这样一来，贵人们还有什么基业可守？贵贱失去了秩序，又怎能治理国家？并且，范宣子的刑法，是晋国在夷地举行大蒐时颁布的，它搞乱了晋国原有的法度，怎么能作为根本大法呢！

显然，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所持的否定态度，反映了他对春秋变革潮流的保守立场。不错，范宣子的刑书体现了当权者对被统治阶级赤裸裸镇压的一面。它明确告诉百官和百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撕去了原来礼制下温情脉脉的面纱，与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理论是相悖的。就这一点而言，孔子对铸刑鼎的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