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迷信尚未认知的世界

天地鬼神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时期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最大的事情有两个，一是祭祀上帝鬼神，二是从事征战攻伐。所以，能沟通人神关系的官吏巫、祝、卜、史等就具有很高的地位。统治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利不吉利。当周武王指挥的大军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朝歌危在旦夕，商纣王死到临头时，他还大呼小叫地胡吹自己从天受命为王，天帝会保佑他的性命。

不过，从西周建国以后，周公从商纣王的灭亡中开始怀疑天命的可信程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能否保住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天帝的权威也进一步没落。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尽管还没有正面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却肯定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对某些自然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有所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孔子提出了自己进步的天道观。

一方面，孔子并不直接否认天命的存在，甚至赋予天某些人格的特征。他说：“上天赋予我圣德，如果得罪了上天，便没有祈祷的地方了。”

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天以自然的属性，使之具有某些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含义。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他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意思是说天不干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这显然是受了老子“天道无为”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孔子进而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对于鬼神的问题，孔子也表述了大体与天命问题相同的见解。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孔子本人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孔子也不从正面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敬鬼神但要远离它”的态度。

这是因为，当时的孔子还难以产生明确的无神论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鬼神对人事的干预并不明显，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观努力。因而，他对鬼神就采取一种似有若无的态度。在孔子看来，那是一个未知领域，肯定其有或无都不是说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态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养和道德修养上。因此，只要别人不提出疑问，他自己从不主动谈论怪异和鬼神。即使弟子们提出鬼神问题，他也不做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说：“人还未能侍奉好，怎能谈得上侍奉鬼神呢？”

子路又问：“我还想冒昧地请教一下，死是怎么一回事？”

孔子说：“生尚且不知，何以谈死呢？”

《说苑·辩物》还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子贡问：“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孔子仍然不正面回答，而是十分幽默地说：“我如果说人死后有知吧，恐怕会使孝子贤孙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计；如果说死后无知吧，又恐怕一些不孝子孙对死去的父母扔下不葬。你想知道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我看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那时也不算晚呢！”

出于对当时礼仪的考虑，更为了保持子女对父母崇敬追念的情思，孔子自然不会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个他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又不好正面肯定鬼神的存在。

所以孔子只能以幽默的方式让人们自己去体会。他更多地要求人们对祖宗的亡灵内心存有虔诚，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面前；祭祀神灵，就如同神灵真在面前。又说，如果不亲自参与祭祀，便如同不祭一样。

孔子的鬼神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它不仅影响了儒家学派的非宗教化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从而使宗教势力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不了主导地位。

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积极向上，奋发努力，勇于进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力而听天命”，纵使达不到目的，也不给自己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