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重在施仁政

孔子还提出对统治者个人修养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己正人”，做社会的表率、百姓的榜样。

一天，弟子们就仁德方面的学问又向老师请教。

子贡首先提出问题：“老师时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为治理好国家出力。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郑重地说：“以仁德治国，便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治理好国家。”

公冶长问：“为什么靠仁德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说：“一个国家若以仁德治国，执政者自身必须是德行高的仁义之人，能用仁德教化、安抚、动员、使用百姓。相应的，就会依据周礼为国家制定出好章程，选用贤明大夫，各级官吏精心为百姓办事。这样，就会政通人和、内部安定、国富民强。”

子路问：“我所知道的是，许多国家的君侯和要员都是崇尚武力，废弃礼仪，排异害贤，三皇五帝到如今，何人以仁德治国？提出以仁德治国，在本源上有何依据？”

孔子说：“子路啊！你曾多次与同学讨论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但你没能从根本上思考我提出的以仁德治国的主张，这叫数典忘祖呀！”

孔子批评子路之后，严肃地向弟子们宣讲：“要说依据，应追溯两个方面：

其一，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的《尧典》《舜典》和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是以仁德治国的文字依据。

其二，从实例上讲，亦不乏以仁德治国者。据传，尧曾任用四位贤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管四季农事安排，制定历法，实施利于民生的政令。他还通过询问四岳的尊长，请他们举贤。四岳尊长一致推荐舜，尧认定舜有仁德之贤，对其考察三年之后，定为继任人，命他摄位行政，帮助办事，而不让自己不贤的儿子继位。”

“舜61岁继位后，巡行四方，依掌握的真凭实据，接连消灭了鲧、共工、驩兜和三苗四个凶恶的坏人，为民除了‘四害’。他还学习尧禅让的做法，精心治理民事，考察贤人，年老时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后禅位于禹。禹以勤政为民著称。他把华夏大地划为九州，组织全国的百姓疏通江河，挖沟筑渠，发展农业生产，在治水13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回家去看看。”

“他用自己勤政的行为为黎民百姓改善了生活的环境。尧、舜、禹皆贵为天子，但他们都节衣缩食、简居简出、不图享乐、为民着想，他们不愧为以仁德治国的先贤榜样！”

孔子休息片刻，接着说：“管仲辅佐齐桓公，通过多次主持诸侯盟会，匡正天下，熄灭烽烟，天下太平。他还辅佐齐桓公设立各级官吏来管理地方，发展盐铁业，减税薄役，统一货币，调控物价，使国家富强起来。这说明齐桓公和管仲都是以仁德治国的！”

孔子还说：“至于周武王之弟姬旦，即周公，辅助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借鉴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主张，更是我提出以仁德治国的直接依据。”

闵损问：“既然如此，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学好、用好仁德？”

孔子恳切地回答：“要学好、用好仁德，必须讲忠恕，以宽容、善良之心处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德治，其实质是人治。孔子的人治大体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首先解决治人者自身的德行修养问题，二是解决治于人者的问题。

“德治”是治理者的内在德性、人格修养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即所谓的儒家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内圣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是相对统一着的，其原因在于远古原始传统本以源于宗教巫师的氏族首领本人的典范风仪、道德规范来进行等级统治，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客观法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此，就有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

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割据，王室衰败，礼崩乐坏，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社会关系发生激烈的动荡，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和“吾从周”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