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德作为遵礼的标准

从公元前515年到公元前502年，这14年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从“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走向成熟，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时期，孔子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孔子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孔子顺此前进，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仁”字在孔子以前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一个从“亲亲”“尊尊”引申出来的爱有等差的道德观念。孔子的仁的理论丰富了仁的内涵和外延。仅在《论语》一书中，谈仁的条目就有一百多处。

一天，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学生一起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什么是德？如何做仁德之人？颜回开门见山地问：“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严肃地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可以做到仁了！”

子路问：“老师，什么是德？怎样做才算是崇尚道德？”

孔子答：“思想不走邪路，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和长辈尽孝、对他人讲仁和义，这便是德；自己在道德的范畴内做人、做事，用道德规范自己，并用道德教育百姓、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这样做就可以说是崇尚道德了。”

子路又问：“譬如，我若当将军带兵打仗，不妨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鼓角齐鸣旌旗飘扬，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老师，我如果能做到这样，能算个有德之人吗？”

孔子回答：“武夫，勇敢的武夫而已！”

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孔子首先赋予仁以普遍人类之爱的形式。这个人是泛指社会上不分等级贵贱贫富的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

当然，对所有的人都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这一提法本身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样，孔子的“仁”又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从积极方面讲，要帮助别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从消极方面讲，是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表面上看，孔子的“仁学”超出了“亲亲”“尊尊”的旧观念，但实际上，他的“爱人”仍然是从“亲亲”“尊尊”当中引申出来的。

孔子认为，尽管孝悌反映的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但却是培养仁的土壤。很难想象，一个连父母兄长都不爱的人还能去爱别人。所以，当他的学生宰予提出改革传统的三年守孝为一年守孝时，孔子十分反感。孔子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反映了他对周礼所体现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

把“仁”运用到政治领域，就是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就是德政或德治。这一学说，后来被孟子表述为“仁政”。

这是孔子对周公“敬天保民”政治思想的发扬光大，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他认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是合理的，但必须限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他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赞扬，说他有君子之风。其中重要的就是“他养育百姓施行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他主张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对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以镇压刑罚为辅。

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加以教化，从而使国家富足，兵力强盛。孔子的重民思想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仁”就是爱人，正是孝悌亲情的延伸与逻辑推理，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既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同时又赋予“仁”许多新的内容，几乎所有美好的德行都被“仁”涵盖无遗。

孔子的仁学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尊严、人格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任何平凡的人通过自己不倦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都会成为道德高尚、通达事理的人。反之，如果人们放弃个人努力，违背理性，舍弃道德追求，与禽兽相比就不远了。每一个立志于“仁”的人，就要为实践人的价值取向而进行不惜生命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