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族“劣根性”：一个世纪性话题

在 20 世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不遗余力地揭露、鞭挞本民族的劣根性，迫不及待地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们不妨在这里作一简单回顾。

早在本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就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如， 1905 年，严复在伦敦会晤孙中山时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使进行社会革命，也难以取得功效。除非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急从教育上着手”，才可望中国局面逐渐改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一端也。”

辛亥革命打落了中国最后一顶王冠。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存 90 天便夭折了，而且此后五六年间出现两次帝制复辟。孙中山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是“国人心理素质”太差，“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保守，缺乏冒险精神。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 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在新文化运动中，鞭挞民族劣根性、改造国民性一直是中心的话题和中心的任务。李大钊从自然环境决定论出发，指出东方民族具有“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保守的”特点，并列举中国人的 8 种弊端：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不尊重人权；不尊重妇女；缺乏同情心；迷信；专制主义盛行。主张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精神，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胡适批判了国民性中的懒惰成分：“安命”、“乐天”、“知足”、“安贫”，并列举了中国的十多件“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 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为了根除这些坏传统、坏习惯、坏制度，胡适主张“充分世界化”或“全盘西化”。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剖析国民性。1902 年鲁迅去日本学医，有一天课堂上放映时事纪录片，鲁迅看到片中有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在无动于衷地观看日本人审讯一名中国“犯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立志“改良他们的精神”。“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带着这些问题，鲁迅在“怀疑和沉默中”思索了十多年，终于在 1918 年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它找到了中国国民性落后的症结——“吃人”的封建礼教。后来， 他又写了《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小说，继续用冷峻的笔剖析国民性弱点。鲁迅认为，国民性弱点的祸根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思想， 正是它们，使广大国民陷入了“瞒和骗的大泽中”，愚昧、麻木、思想混乱。

所以，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就必须对中国旧思想、旧势力这座“古老坚固的城堡”作“韧性的反抗”。而且要善于“审己”和“知人”，认识本民族的特点，从中国国情出发，了解其他民族的长处，对国外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

30 年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国魂”，意在通过加强对国民的“心理建设”，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他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已由“崇尚礼义之邦”变成了“寡廉鲜耻之域”，“人欲横流”，“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坏”。中国之所以混乱不堪，“就是由于中国民族性的坠落”，因此，必须通过新生活运动，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性”，也即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介石企图借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那一套亡魂来振奋民族精神，显然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也是难有成效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基本停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表现了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但抗战胜利后，又有人谈起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如朱光潜在 1947 年 11 月发表了《苏格拉底在中国（对话）》一文，就是专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的。文中说，国人之所以长久容忍国民党政府腐败、贪污、通货膨胀，而不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一向是些可怜虫，驯良得可怜，也愚蠢得可怜。像虫一样，他们辛辛苦苦地谋他们的简单的生活，遇着顽童来戏弄， 他们先也设法逃避，到逃避不了，便在践踏之下抽一抽筋结果了生命，反正这都是天意，都是命定”。中国社会的腐败情形，实是因为“中国人的质料太坏”。中国的病根在“中国人性中的因循苟且”，它“根深蒂固地潜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由此生发出“贪污”、“自私”、“愚蠢”、“不肯思想”、“懒惰”等等。而所有这些中国民族的弱点，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酿成的。儒家的中庸主义，使人遇事“只求折衷”，“往往是苟且敷衍”； 老庄的哲学，使人清静无为，“轻视知识，轻视努力，轻视文化，轻视群众与团体生活，渐渐地养成了极端的自然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中国的文化无法抛弃，可行的办法是“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思想的自由生发”，是“爱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多年里，我国对民族性问题，基本上停留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这样一种简单定义的认识水平上，缺乏经常的反思和自检。

进入 80 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以及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和震动，人们必须作出新的选择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于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 国民性问题再一次成为讨论的话题。

在这次国民性问题讨论中，尽管观点不一，但比较集中的意见仍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许多人认为，在我国，国民性主要是指民族的劣根性，也就是国民精神状态中消极、落后的那些东西，“就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其自然经济基础所形成的愚昧、保守、近视的落后意识”。因此，要充分肯定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批判国民性弱点。在具体观点上，有的批判主奴根性，有的批判阿 Q 精神。通观这些论点，基本上是对前半个世纪有关国民性讨论的重复，并不新鲜。

不过，这次讨论中也有超越前人的地方，即有人注意从社会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变化上，分析国民性中劣根性成分的由来，及其改造变动的出路。认为对国民性的认识，应该看到其保守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变动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国民性改造和前进的方向与动力。依照这种观点，改造国民性，单从思想和文化方面着手是不够的，必须促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化，国民性也将随着社会转型而得到改造。这样，就使国民性讨论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有了现实的意义。

综合起来，应该如何评价对民族“劣根性”的种种批判？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救亡图存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容不得中国人麻木、自私、因循保守、一盘散沙，因而对中国人猛抽鞭子，唤其自醒，促其自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中国的情形已较前半叶有很大的不同，民族独立的任务早已完成，但是，民主、富强、现代化的任务又摆在中国人面前，仍然有必要对国民性中落后的一面进行批判、改造。然而，批判、改造的目的，是铸造新的国民，而不是民族精神的丧失，这就要求我们对代表中国民族性的方方面面有全面的了解，清醒的认识，然后才能理性地选择，继承该继承的，抛弃该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