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俭

在中国众多的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中，有一个为全社会尊奉的信条，叫做“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就是说，勤俭、奢侈对人生成败、家族荣辱及王朝兴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被历史和现实中无数的事例所证明，故而得到自古至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成为家喻户晓的生活箴言和理家治国的座右铭。

崇尚俭朴，是中国的一种非常古远而悠久的历史传统。老子说他有三宝， 其中之一就是“俭”：“俭故能广”；“君子以俭德辟难”；“慎乃俭德， 惟怀永图”，都是说俭的重要性。墨子则说“俭节则昌，淫逸则亡”。

中国历史上但凡有所作为的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大都崇尚节俭。如汉文帝不修露台，怕费中人十家之产，身穿黑绨，为天下先，使得海内殷富， 传为千古美谈。魏武帝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临死前自己预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遗令不准用“金玉珍宝”随葬。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英明有为的皇帝，享有“贞观之治”的美誉，他在晚年时特别提倡节俭，说：政治清明的朝代，其君主必然保持节俭的美德。由于君主带头厉行节俭，就会使天下风俗淳朴，百姓都有德行。他还说，奢侈和崇俭，是荣与辱的开端。如果骄侈淫逸，不加节制，就会有身丧国败之祸，桀纣就是证明； 反之，约束自己的欲望，就能使福泽绵延，尧舜就是榜样。他为自己曾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后悔，教皇子们不要学他。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个提倡俭朴的开国皇帝，《资治通鉴》上说：太祖“躬履俭约”，平常穿的是洗了又洗的衣服，卧室用青布做窗帘，“无文采之饰”。他不仅自己作出表率，还提醒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不要忘记过去的平民生活。他立下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讲“我为百姓守财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封建帝王能有这种“民本”思想，着实不简单，可见他崇俭不完全是做做样子，而是“有根”的。明太祖出身贫寒，做了皇帝后，并未忘本。史载他的卧室“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每日早膳，止用蔬菜”。他要求各级官员生活节俭，引导民风淳朴，不能因为奢侈而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这种思想到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治国”需崇俭，“齐家”更需崇俭。综览前贤名人的“家训”，无不以俭约为家之根基。诸葛亮的《诫子书》传诵千古，其中关于道德修养的只有四个字：“俭以养德”，以节俭培育良好的道德。很明显，在诸葛亮看来， 节俭是道德之本。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中，关于俭与奢的一段议论，简直是对诸葛亮“俭以养德”思想的极好阐发。他说：节俭， 是所有德行中共同的；奢侈，是所有邪恶中最大的。节俭与嗜欲是相对立的。有权位的人少嗜欲，就不会为外物所役使支配，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职权； 普通人少嗜欲，就能持身谨慎，节约用度，不去犯罪，使家境丰裕。反之， 奢侈则多欲。士大夫欲望多，必贪污受贿，以致丧身败家；小百姓欲望多， 必做盗贼，更没有好结果。所以，奢侈，是最大的罪恶。明代直臣周怡以刚强不阿著称，在朝为官期间弹劾了许多有权势的大臣。他的勇气基于“无欲”。他在《谕儿辈》中说的话，比司马光的“理论”更通俗更实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馋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着？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明朝人吴麟徵在他的《家诫要言》中，就说得更简炼明白了：“生死路甚仄，只在寡欲

与否耳”，“治家，舍节俭便无可经营。”清人曾国藩用历史“归纳法”作了总结：“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所以， 他在家书中一再告诫儿孙们，不可养成奢侈的习惯，只有勤俭持家，家族的兴旺才能持续下去。100 多年过去了，曾家后代现在有几十位教授，可以说延泽五六世了。

如果说极少数明君、贤臣的崇俭，是为了延长王朝的运祚和家族的兴旺， 那么，普通百姓的节俭，则是迫不得已。中国自有史以来，温饱问题一直是基本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在封建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是不能丰衣足食的，为了生存，就只能节衣缩食， 精打细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当他们无衣可节无食可缩时，就会打出“均贫富”的旗号，揭杆而起，拉开另一轮改朝换代的序幕。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说过一句通俗而深刻的话： “有饭大家吃。”中国人打打杀杀，无非是为了吃饭。“有饭大家吃”，就天下太平了。明君贤臣们之所以力倡节俭，一方面是劝教天下百姓安于贫穷， 另一方面是告诫统治阶级节制欲望，减轻剥削，以免逼民造反，导致国破家亡，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俭者，节省也。人的本性是追求快乐、追求享受、追求满足的，一个人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需要很强的意志。一个民族以节俭为基本的生活信念， 不可能建立在社会意志基础上，而是由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就自然环境来说，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面是浩瀚无际的大海，是一个气候变化率很高的国家，季风气候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水旱灾害。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统计，从公元前 1766 年至 1937 年的 3703 年中，共发生各种灾

害 5258 次，平均每 6 个月一次，其中旱灾 1074 次，水灾 1058 次，平均约三

年多发生一次。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 6 年有一次农业

失败，每 12 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 2200 多年间，中国共计有 1600 次大水灾，1300 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 2500 年间决口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 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整个社会就那么一些生活资料，每个家庭就那么一些生活资料，人们不得不节俭度日，把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以期用有限的生活资料度过更长的时间。自然环境外，传统中国的社会环境也相当逼仄。多数王朝在立国之初还注意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限制土地兼并，开国君臣也比较节俭，天下比较安定。但是，几代之后，社会矛盾就越来越凸现、激化，统治阶级加速腐化，朝廷加税，官吏搜括，土地集中，这些封建社会的固疾再次发作。社会病变的受害者首先总是老百姓，接下去就是造反、动乱、战争，经过一轮浩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矛盾暂时缓解。一治一乱，时治时乱，循环往复。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到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整个中国大陆实现统一，

一共经过了 2171 年时间。将 2171 年按照时间顺序分盛世、治世、小休、衰

微、乱世五个类别分类统计，盛世 2 次，共历时 150 年；治世 5 次，共历时

286 年；小休 44 次，共历时 234 年；衰微 6 次，共历时 466 年；乱世 10 次，

共历时 1035 年。其中盛世最短，与治世加在一起，也只有总年数的 1/5 强， 乱世的时间却长得怕人，将近总年数的一半，这就是说，平均起来，每 10

年时间，几乎有 5 年是乱世。（据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周期性的动乱使社会财富得不到长期的积累，使中国成为一个只有“大贫”和“小贫” 的人组成的国家（孙中山语）。贫穷而要生存，就不能不节俭。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崇尚俭朴的生活态度，同时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面对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性格。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纪元。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 2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兴修水利，改善农业自然条件，发展农业技术，基本解决了数千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发展现代工商业，积累了雄厚的社会财富，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尤其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施旨在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消除了动乱的社会根源， 因而彻底改善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人们能够安居乐业， 憧憬幸福美好的未来。

然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在给人民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人民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就会追求享受，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享受有适度和过度之分，有健康和糜烂之别。适度的健康的享受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目的，过度的享受则是对社会财富的超前消费，是浪费，是奢侈，而糜烂的生活更是意味着生活内容的霉变，漫延开来，会造成对民族精神的毒化，后果是严重的。特别应该警惕的是，那些过着奢侈糜烂生活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干部，他们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封建社会贪官污吏的老路，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穷国，还有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标准，即使全民族再奋斗半个世纪也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仍然必须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提倡清廉，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超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