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

在数以万计的汉字里，要问中国人最喜欢哪几个字，绝大多数人会回答： 福、禄、寿。福是伦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如子孙满堂，上下和睦，平平安安等；禄是物质上的满足，如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院，吃的是美味佳肴等；寿是活得长。如果人的一生福、禄、寿兼得，当然太美好了。可是， 现实生活中，三者俱全的毕竟少数，有的得其二，有的得其一，有的甚至三者都缺。要问中国人这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回答：这是因为各人的“八字”不同。

何谓“八字”？这是中国的土特产，发明人是五代宋初人徐子平。他与当时的看相大师麻衣道人陈图南一起隐居华山，精研命理之学，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出“四柱”算命法。所谓“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期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 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这样，每一柱天干一字，地支一字，共二个字， 四柱天干地支相加就是八个字。然后按照这八个字中所蕴含着的阴阳五行进

行演算，就可推知一个人一生的“命”了。“命”是生来就决定了的，“命定如此”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人的一生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机缘，有时好，有时坏，这就是所谓“运”。有的人八字虽好，可就是一直不走运，在衣食不愁中碌碌无为一辈子；有的人八字虽一般，可就是碰上好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命”不能改，但“运”则是可变的，可以借各种不同的力量加以改运。总之，这一套“四柱”“八字”算命法，玄而又玄，奥妙无穷，除了命理学家及其徒子徒孙，人们是弄不懂它的。

然而，正因为它神秘玄奥，人们才迷信它。每一个人都在盲目地活着， 对前途心里没底，不知是福是祸，是凶是吉，多么希望算命先生能亮出底牌呀！命好，自然高兴，神清气爽，充满希望；命不好，也没有办法，但还是求算命先生指点迷津，能改变一下“运”，虽不能富贵一生，能风光一时也不错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徐子平之后，宋元明清，相信算命术的人犹如堤岸决口，洪波汹涌，多得数不胜数。就连天下至尊的万岁爷，也要请人算算，看看往后结局如何，寿数长短。民国以来，大军阀和大官僚们，包括蒋介石本人，也都相信算命，更不用说处在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保障的黎民百姓了。可以说，算命卜卦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生活中极重要的一环。

是不是只在徐子平创造“八字”之后，中国人才相信命运呢？不是。“八字”的前身是“天命”，它源远流长。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看，“受命于天”的刻辞不只出现一次，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已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扎根了。最早明确表达天命观的是孔子，他在奔走列国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大事业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说出“五十而知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来。孔子之后，先秦诸子大都相信天命。对孔子的“天命”做了充分解释发挥的，是东汉王充，他在《论衡》中说：“才高德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咱王公逮庶人， 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天命， 其贫贱富贵并不取决于其是否有才德，而在各人的命运。他又说，各人的命定于父母交合受孕之时；“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这一观点，正是后来“八字”以年、月、日、时论命的原始依据。东汉以后， 魏晋南北朝时，知识阶层对天命的信仰愈益漫延。但真正建立算命术基础的， 是唐人李虚中。李虚中是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土，后来做到殿中侍御史的官。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说，他精研阴阳五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来推定其一生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并且竟然“百不失一”。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的天干地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经过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创为“四柱”“八字”法，中国算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并为后来的命理学家所广泛取法。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天命观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 “八字’不过是它的具体化而已，是对生命现象的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它的消极作用，是助长了宿命论的人生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反正“命里有来终须有，命里无来莫强求”，受欺压不抗争，遭饥寒不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冥冥上天去处理，静待“八字” 的转机。这种生活态度养成一种奴性和惰性，而阻遏了生命的创造性和活力。如果说中华民族有“劣根性”，这正是“劣根性”之重要的表现。所以，天

命观和“八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消极的东西，是古代中国人愚昧的表现， 应该彻底抛弃。

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封建遗毒并没有在中国销声匿迹，一些江湖骗子招摇乡里，或设摊街巷，居然不缺主顾，并且还有各种命相之书流行。愚昧与教育，迷信与文明，是一对死敌，只有教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才能最终把愚昧和迷信赶出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