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格的地域特征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的性格属于内向型：稳健、持重、忍耐、勤劳、安于现状，注重私德，不好运动。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只要与自由、奔放、热情、浪漫、好动的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稍相比较，就显而易见。

形成中国人内向型性格的基本因素有三：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经济形态。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内陆环境，形成一种天然的隔绝机制，与外部世界交往不多，而内部却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儒学为正统，儒学在个人修养上，“主静”，“庄敬”，“慎独”，容易形成内省型人格；儒学维护宗法礼制，强调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抑制个人自由。中国的传统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人们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祖祖辈辈依附于或大或小的一块土地，靠辛勤劳动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安土重迁，与外界联系很少。这样，由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和相当刻板的礼教观念及宗法制度的综合作用，就形成了内向型的民族性格。

然而，中国广土众民，秦汉以前诸侯并立，秦汉之后分郡、分州乃至分省而治，加之民族融合，人口迁徙，以及不同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形成中华民族内部各地风俗殊异，各地人具有明显的性格差异，尤其是南北差异。自古至今都有人对这些差异进行比较、总结。

早在子思所著的《中庸》里，就对民族性格的南北差异作了概括：“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广舆记》也比较了东南与西北人的个性气质：“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东南之人诈，其失也易。故西北之政宜以严致平，东南之政宜以宽为治。”“西北之风浑，其失也悍；东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故西北以强胜而多失之乱，东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西北之兵劲，其失也肆；东南之兵嚣，其得也锐。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东南之兵利于速战。” 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说：“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轻浮不厚道），海岱（东海与泰山之间）之人壮，崆峒（今甘肃东部一带）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今甘肃西南一带）之人勇，韩魏（今河南一带）之人厚。”上述这些说法比较笼统，也不完全一致，但主要意思是明白的。大抵说来，北人胸襟开阔，真率而自信，坚强、刚毅、粗犷、豪爽，勇敢剽悍；南人心地宛曲，柔弱而多智善断，怯懦而轻狂乏信，虽有锐气，但缺韧性。

综合自汉以来一些重要史书、典籍（如《史记》、《汉书》、《隋书》、

《通典》、《太平环宇记》、《舆地胜记》、《舆地广记》等）以及一些方志中有关各地风情民俗的记载，我们可以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地域性差异有更具体的印象。

归纳起来如下：北方——

河北（古代冀州、幽州、中山、镇州、沧州等地）：土地贫瘠，其人俭啬。重农桑，性朴直少诈。尚武任侠使气，悲歌慷慨，愚悍少虑。

山西（古并州、蒲州、云中、辽州、雍州、河东等地）：土地贫瘠，其

人勤俭。汉胡杂处，多争斗，好骑射，性刚强，少礼文。

陕西（古关中、关西、同州、豳州等地）：中华民族发祥地，其人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汉胡杂居，其俗尚勇力，习战备，性刚而好胜。山东（古鲁地，青州、兖州等地）：有周孔遗风，其人多好儒学，尚礼

义，重廉耻，性朴厚，崇俭约。

河南（古豫州、陈州、滑州、郑州、开封等地）：重儒学，尚质直，贱商贾，务农桑。

南方——

江浙（古吴越之地，楚州、泰州、扬州、常州等地）：民俗轻浮，少信行，尚学好文，其人工于算计，善机变。

两湖（古楚地，荆州、全州、房州等地）：楚人好辞，巧说少信，信巫鬼，重淫把，性多劲悍决烈。

江西（古豫章等地）：土地肥沃，家给人足，水陆四通，山川秀丽。其俗多尚黄老佛清净之教，重于隐遁。亦多商人。

安徽（古宣州、寿州等地）：土沃水丰，人多躁急，剽悍勇敢，巧而少信。

四川（古巴蜀一带）：土地肥美，天府教育之国。其俗轻靡淫佚，柔弱好女。

两广（古岭南地区）：地偏人杂，不知教义，豪强凌弱，性并轻悍，易兴逆节。

今人对南北方及各地人的性格特点也发表了许多见解。鲁迅认为，“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北人与南人》）。林语堂认为：北方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但比较保守；江浙人“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而最南端的广东人“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湖北人“信誓旦旦而又喜欢搞点阴谋”，真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南人“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北方与南方》）。

从赵国《北京：城与人》中，我们对北京人的印象是：多礼，要面子，自尊，等级意识强，注重人际关系，讲求实际，顺时应世，四平八稳，达观，冷静，知足，“戒奢、戒贪，守分安贫；戒骄、戒谄，自尊自爱；无余财无长物，淡泊自甘，不但是自足生态，而且有自足心境”。显然，赵园笔下的北京人是“老北京人”，他们的性格是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熏陶下的性格。“新北京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是各地优秀的人才，他们给北京注人新的更有活力的文化，他们使北京更具有包容性和丰富性，使它更具有现代文明的气息。

余秋雨的《上海人》写得很好，是他的成名作。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对上海人有批评，有褒扬，有期待，但总的来说，我们从这篇文章了解到，上海是我国最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城市，上海人是我国整体素质最高的一群人。他们虽然“精明、骄傲、会算盘、能说会道、自由傲漫、不厚道、排外⋯⋯ 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

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他们不喜欢议论别人，不爱“管闲事”，不爱与别人争论是非，“这种个体自立观念，使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上海人很难从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上海人精明，做事注重实际效益，不喜欢“侃大山”，不喜欢大请客。上海人有一种国际眼光，对子女的第一企盼就是出国留学，不排斥外国文化。尽管如此，“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他们“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因此，余秋雨希望：“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从近几年上海发展的趋势来看，余秋雨的希望正在接近现实。

还有人论述湖南人的性格特征，说他们“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鬼邪”，但“偏狭任性”，说他们能“扎硬寨”，“打死战”（明立志《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有人比较了湖北人、河南人和陕西人：湖北人“待人和气，处事机灵”，爱整洁，能说会道；河南人能干，勤苦，“强悍却又狡慧”，但“精打细算与他们无缘，钱来得快去得快，大起大落的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大喜大悲”；陕西人保守，凡事满足于“中不溜”，拙于口才，做生意总是亏本，出远门不习惯，只有小打小闹，但“个人身宽体胖，又年高寿长”，为什么？无所用心（贾平凹《白浪街》）。郁达夫很不喜欢杭州人，说他们“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郁达夫《杭州人》）。朱自清自己是杨州人，却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目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有人认为山西人具有“忍性、韧性和耐性”。山西人行为处事以“中庸”为法，沉着冷静，遇着大事不轻易点头，也不轻易摇头（李仁虎《一言难尽山西人》）。有人用“朴、拙、古、硬”四字概括山东的民性。朴：无分贫富，都有节俭朴素的美德，在衣着上不讲究；拙：生就一副憨厚的面孔，拙于言词，在小的地方肯吃亏；古：守旧，不容易吸收外来的新东西；硬：民风尚武，软骨虫绝少，不怕强，不凌弱（杨念慈《故乡的民性》）。

中国太大了，有大约 100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口太多了，超过 12 亿；国民成分太复杂了，有 56 个民族，30 多个省、市、自治区（或特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也不一样，甚至社会制度也不尽相同（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这种地域性和多样性是无法尽述的。并且，就某个地域而言，也有多样性，而不是铁板一块，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见解，本文引述的各种见解都不过是其个人见解，只有参考的意义。然而，共同的民族文化，长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又使得中华民族的性格具有共同性。

民族性格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发展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