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

民族性研究的缘起

“从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这是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名言。

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各自发展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人类群体为适应其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性所在。

人类各民族在相互交往、接触、争斗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民族性的差异，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民族性作为一个课题，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则是适应西方殖民政策的需要的结果。殖民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殖民地人民，需要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好恶之道，以便作为殖民地政府处理土著人民问题的依据。于是，一些人类学家被派遣（或主动）来作这方面的工作。人类学家在与殖民地人民接触中，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族的生活资料，这些资料后来慢慢地形成有系统的知识。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因此成为殖民政府与土著人民沟通的桥梁。有一个金椅子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西非黄金海岸的阿斯汉梯（Ashanti）族，以前一直由世袭的国王统治，1873 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最初在这里并未遇到激烈的抵抗。但自 1896 年始，殖民者与土著民族之间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混战，使双方都疲惫不堪。原因是英国总督企图取得 Ashanti 的传国之宝——一把金椅子。原来，Ashanti 人将这把金椅子当作极神圣的东西，传说它从天而降，代表 Ashanti 族的灵魂，与全族的康健福祉息息相关，所以每年要抬出来“巡视”全族的土地，平时则由国王珍藏在宫中，不敢坐它。1896 年，一位英国总督自作聪明，以为只要自己坐上这把金椅子，全 Ashanti 族人就会听命于他。Ashanti 族人知道总督这一企图后，大为愤怒，群起而与英国军队对抗。1921 年，人类学家 Rattray 先生来到 Ashanti 后，发现二三十年的惨烈战争只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误解而已，于是向当局说明 Ashanti 族人珍视的金椅子虽有椅子的形状，但并不是供人坐的，他建议总督立刻下令取消夺取金椅子的企图。果然不久Ashanti 人的反抗行动就平息下去了。金椅子的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不同文化立场所产生的误会与困境，而人类学家因为对土著民族风俗民情的了解，经常能轻而易举地协助行政当局解决因文化隔膜而引起的纠纷。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人类学家与其所在国家行政当局间的合作更加深入，更趋活跃。当时，同盟国为了要了解轴心国的国情，号召许多人类学家研究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国情，为战略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依据。著名的人类学家如本尼迪克特、米德、克罗孔、巴特森、莱登等人都被美国政府邀请，从事敌国国民性的研究。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也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人格特质及其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观念等）。

在二战期间，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为决策当局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作为军事、外交战略的参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在对日本战争的初期和末期，美国人类学家以其对日本民族性深入的了解，为美国军事当局解决了两件重大的事情。当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五角大楼的军事将领们一般都认为日本俘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之处，理由是日本军队在作战时常

常表现出近乎疯狂的行为，其勇敢忠心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类学家认为军方的判断有误，因为将领们根本不懂日本的民族性，而是以美国人的观念来判断日本人的行为，必然产生错误。人类学家熟知日本人性格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本届迪克特《菊与剑》日本人的性格表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一环境下，他们可以表现英勇狂热，但在另一环境下，则可能表现另一种行为。当他们是“大日本皇军”时，他们尽忠于天皇，表现大无畏的勇士精神；可是当他们被俘后，他们认为已失去作为“皇军”的资格，已不再是日本社会的一分子，随时有可能为美军工作。因此，人类学家们劝告美国军方不可坚持己见，应该试试让日本俘虏作为宣传或套取情报之用。军方在人类学家劝告下开始利用日俘为美军工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日军被俘后完全失去其凶猛的性格，很能与美军合作，供给情报，担任翻译等等。二战末期，美国在是否应在日本投掷原子弹问题上举棋不定，恰在此时，人类学家又一次提出日本人的“处境行为”这一观念，认为只有改变处境，才会促使日本人考虑投降。原子弹的投掷可能使数十万人死亡，但只有原子弹这一威力，方能改变整个战局，也就是改变处境。如果继续进行常规战争，还不知道要死多少士兵和平民，因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值得做的事。美国当局接受人类学家的意见，毅然决定投下原子弹以求战争早日结束。果然，在投弹之后数天内，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战结束后，民族性或国民性研究逐渐普遍，其范围也逐渐扩大，不仅注重于敌国的研究，同时也从事于友国的了解，以求在外交上之运用。在研究的趋势上则除了人类学家外，又有更多的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的参与。

心理学家对民族性的研究都是以群体人格的概念为基础，而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理论架构。其实这些不同的概念基本上都很接近，都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国民所共同具有的一些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不一定明显地出现于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在大多数人之中都共同具有。

人类学家对民族性的研究较着重文化模式或民族精神的分析，他们利用传说、神话、故事、民间习俗、艺术作品、人伦关系、宗教仪式资料等，从事该民族性格的研究。

心理分析学家以及受其影响的人类学家对民族性的研究较注重儿童教养与训练方面的探讨，他们认为儿童早期的训练与教养是形成一个人性格特征的根本。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有其特有的教养儿童的方式，从而形成该民族的独特性格素质；了解儿童教养方式的过程，就可以解释民族性格形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