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

在中国，评价一个成年人是不是成熟，有没有人生经验，往往用“会做人”或“不会做人”来表述。如果一个人被普遍认为“会做人”，那么，可想而知，他的人际关系是良好的，他的处世经验是圆熟的，他的前途就可能一帆风顺。反之，如果一个人被大家认为“不会做人”，就意味着他的人缘不好，他的处世态度存在问题，问题或许出在性格上，或许出在方法上。以不好的人缘，要想在社会安身立命，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和烦恼。

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做人”，把它当作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增广贤文》是解放前在我国民间流传极广的蒙学书，它汇集了来自古书和民间俗语的各种格言，几乎通篇都是讲处世之道，也可以说是我国“做人”学问的大汇编。它告诫人们，无论从事何种谋生，都要谨守伦理道德，以孝悌为先， 这是“做人”的根本：“农工与商贸，皆宜敦五伦。孝悌为先务，本立而道生。”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舍利取义：“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在己与人的关系上，要克己而恕人：“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 爱己之心爱人。”“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对乡人邻居要亲切，对宾客要热情：“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做人”要谦虚谨慎，淡泊名利：“速效莫求，小利莫争。名高妒起，宠极谤生。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做人”要分得清好坏是非，不要偏听偏信：“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耳闻是虚，眼见是实。”“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做人”要宽厚：“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 毋因己拙而忌人之能，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做人”要忍让莫贪：“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气是无名火，忍是敌灾星。”“做人”要有骨气： “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做人”要善于向别人学习：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改之。”“做人”要有信誉：“人而无信，百事皆虚。”与人相处时，要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做人”不要太苛求，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宁可正而不足，不可斜而有余。”“做人”要知趣，不可扰人：“久住令人贱， 频来亲也疏。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初。”“做人”要为别人解危济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济人须济急时无。”“做人”不要锋芒太露： “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做人”要有情操，有己见，有度量：“不作风波（喻奸诈）于世上，但留清白在人间。勿因群疑而阻独见，勿任己意而废人言。”⋯⋯

总而言之，“做人”就是要克制自己，让别人满意，宁愿自己多吃亏， 决不能让别人指背。

《增广贤文》约有 1.4 万字，在旧社会的蒙学读物中，是篇幅较长的。对刚刚发蒙的孩子们，就要求他们背诵它，学习古人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智慧，

这足以看出中国人对“做人”是何等重视，何等下功夫，真是“从儿童抓起” 呀。除《增广贤文》外，还有当时流行的《菜根谭》、《三字经》、《朱子家训》、《弟子规》等等，都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中国，每一个人，自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接受“做人”道理的教育。“养不教，父之过”，做父亲的是义不容辞的“导师”，充当“助教”的还有其他长辈以及母亲和兄长。在父亲亡故或德薄能鲜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由祖父或母亲或兄长担任“导师”。“导师”传授“做人”道理的方式，有言传和身教二种，但更多更有效的是身教，受教育者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中， 渐渐掌握了待人接物和礼尚往来的规矩。当一个人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之后， 他就要独立扮演“做人”的角色，在“做人”中不断领悟“做人”的道理， 积累“做人”的经验，使自己成为一个“会做人”的人。在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基本上包括在“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扩大一点，有同宗、同门、同僚等，都应该根据“内外有别”、“尊卑有等”、“长幼有序”，恰如其分地处理与各人的关系，其基本原则不外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但这些原则在具体运用中就有个形式和“度”的问题，运用得不好，就会背个“无情无义”的恶名，就会结怨于人。运用得好，就可能赢得“知礼好仁”的赞誉，有了这种赞誉作资本， 就可以受用无穷。

现在要问，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做人”，把它视为人生的必修课？ 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人治的国家，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完全靠人情来支撑。就经济活动而言，由于没有经济立法，也没有处理经济纠纷的权威机构，故人们的经济往来全凭信义二字。信义从何而来？来自会不会“做人”。按社会上公认的原则“做人”的人，就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能比较顺利地开展经济活动。如果他是小商小贩，就不愁东西卖不出去；如果他是开票号钱庄的，就不愁别人不来存钱；如果他手头拮据，急需一笔钱，就不愁借不到钱。反之，对那些被公认为“不会做人”的人来说，想与别人建立比较可靠的经济关系就困难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做人”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看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人，一定会对片中那座外观雄伟而内部结构精美奇巧的大院落留下深刻印象。它叫乔家大院，是解放前山西著名的富商乔氏家族的宅院。乔氏家族在 200 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在发展，维持着兴盛，直到 1953 年因政治形势改变才告歇业，这对“富不过三代”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迹。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乔家世代恪守中国传统的“做人”准则。乔氏家族创业始祖乔贵发，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乾隆初年到包头开了个“草料铺”， 即是专门接待马帮寄宿的客栈。由于他平时对顾客照顾得特别周到，生意自然不错，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有一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老年客商竟然给他留下一笔可观的金元宝而一去不返。这事传开去也没有人怀疑他得了不义之财，反而认为是善有善报。靠了这笔启动金，乔家从此发迹。发迹之后，乔家始终维持着严格的家风：不许纳妾；不许赌博；生活节俭，全家每日只供正餐两顿（上午十时及下午四时开餐）；对待仆佣至为宽厚。乔家还把儒家伦理与商业活动结合起来，确立了这样几项座右铭：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 对待“相与”、慎始慎终。其中所谓“相与”，即商业伙伴，指与乔家有业务关系的商家。乔家对待他们都给予宽容的待遇，破产者有时不仅不索赔反

给予资助，因此赢得商界一致的拥戴，商誉远播。与其说乔家经商有术，不如说乔家“做人”有方。

就政治活动而言，“做人”就更加重要了。“朝中无人莫做官”，说的就是这道理。在封建官场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口蜜腹剑， 是基本特征。倘若特立独行，率性而为，多数没有好结果。所以，官场中人都热衷于以各种名目拉亲套近，如“同年”（同一年中进士）、“同门”（同一个考官，或同一个授业先生）、“同乡”、“世交”等等，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人情网，以便相互提携庇护。举例来说，为什么曾国藩在 38 岁就做到“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一级的大官？除了其本人才干外，更因为他“会做人”，所以得到倭仁等权臣的推荐。他后来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与其说是他治军有方，不如说是他“做人”有术，湘军骨干多数是他的亲人、朋友、门生，他完全按封建伦理那一套维持内部的关系。

就日常生活来说，“做人”也不能马虎。以孝悌处理家庭关系，以恕道处理邻里关系，以忠义处理朋友关系，是一般人“做人”之本。如此，生活中就会少了许多麻烦，遇到问题也容易解决。

总之，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做人”是最重要的学问，学“做人”是人生的必修课，这种传统对现代社会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方面而言，它有利于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融洽人际关系，使社会充满温暖的人情味。

就消极方面来说，它不利于法权关系的建立和实施。“做人”实际上是将社会关系人情化；而现代社会是按权利和义务确定社会关系。在法权制度下，人是以“个人”角色存在的，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而在“做人”传统中，人是作为人伦关系的角色存在的，是伦理道德的主体。这两种角色集于一身有时是相冲突的。比方说，父与子、上级与下级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只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但在“做人”观念中则有上下尊卑之别；又比方说， 亲威朋友要求帮忙，而这个忙又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就可能既守法就“难做人”。另外，由于传统观念重人情轻法权，评价人任用人时看重他“会不会做人”，而不是注重他“能不能做事”，就容易使一些靠拉关系、走门子、拍马屁、套近乎的人得到任用晋升，助长了庸俗的社会风气。

今天我们如何做人？这是应当提出来让每个人思考的问题。经常有人发出“人难做”、“难做人”的感叹，“做人”成为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负担。应该认识到，“做人”本来就是难的，因为“做人”不等于“作人”， “作人”是“作为一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性格和兴趣去“作”；而“做人”则是在与别人发生关系时“做”的，“做”给别人看的，须按世俗的规矩，且迎合他人的意志、性格和兴趣去“做”，这就不能不难。还应该认识到，尽管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较而言，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人际关系不是更简单了，而是更复杂了，旧的伦常关系依然存在，而又有新的社会关系（如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必须处理，故“做”起人来就更难了。要想不难，必须使自己的人际关系简单化，且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少依赖于人际关系，这需各人自己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