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忍耐”与“造反”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 30 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

林语堂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只看到中国人能忍耐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国人也有反抗的一面。中国有句俗话“民不饥不反”，中国人只要有一口饭吃，能勉强生活下去，就不会造反。但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当剥削和压迫残酷到人民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最能反映中国人造反精神的，是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 300 多次农民起义，几乎每隔二三百年要发生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些大起义都发挥了摧垮旧王朝、使新王朝得以重建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欧自公元 5 世纪进入

封建社会以后，到 8 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其规模很小，影响不大，即使 14 世纪英国著名的瓦特·泰特起义，16 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前者不过三四万人，后者也不过十几万人，与中国农民起义队伍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规模不能相提并论。

为什么以“忍耐”著称的中华民族，复以“造反”多著称？分析中国农民造反的原因，使我们明白，所谓民族性，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天赋的， 实在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产物。中国农民之所以表现得很能忍耐，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对人身控制得很严；中国农民之所以造反多且规模大， 是因为封建国家和统治阶级对农民压迫太烈，剥削太重。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受到国家政权和族权的双重控制。封建国家依靠强大的官僚网，制定严格的户籍、土地调查制度，作为其稳定社会和对农民实行强力控制的手段。早在秦汉时代，就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户籍、地籍调查制度，此后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和推行。这一制度保证了封建统一大国必须掌握的重要的信息，能定期地汇集到朝廷，朝廷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调节不利牙统治的因素。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州、县），从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如乡、亭、里、什、伍）到家庭，甚至每个劳动力，都置于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国家有时候对每个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细致，如隋代的“貌阅”和唐代的“团貌”，规定了地方官吏不仅要每年掌握人口、土地的数量，而且必须检阅人丁的形貌，防止低报年龄及伪报老病的情况发生。唐律中规定了农村基层管理者“里正”每年从十月一日起，就要调查本地土地农户情况，校勘造簿，失职者要依律处置。农民不能自由迁居，不允许课户逃亡。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还受到宗法家族、家庭的控制。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与由民顺、臣忠、君仁道德观念所建立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一对同构体，封建国家可以利用宗法家庭这一同构体，大大加强对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在“家政统于家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 不忠不孝是十恶之首，家长对于女不仅有主婚权，甚至有处死不肖子孙的权利。而家庭又在家族的控制之下。宗法家族包括家谱、祠堂、族田三种要素。家谱制是家族意识形态共同体，通过定期修家谱（一般是 30 年一修，至多

60 年），强化家族成员的宗法观念；祠堂是执行族规族法的政治共同体，旅长可以对家族成员中违犯族规的人进行各种处罚甚至处死；族田是举办家族公共事宜、救济事业的经济共同体，从经济上把家族成员系在一起。一个宗法制家族，俨然是一个小社会。封建国家依靠这些无数的小社会，有效地强化了对农民的控制。

在封建政权和宗法族权的控制下，农民的自由度是很小的，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除了做秩序的顺民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只要秩序本身不发生问题，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农民是宁愿作顺民的，是表现得很“忍耐”的。但是，封建制度固有的矛盾使封建秩序周期性地发生问题，破坏秩序的

基本因素是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繁重的徭役与杂税，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把农民逼到死亡线上，进而逼到造反的战场。

先说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往往是从官僚机构的无限膨胀开始的。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官僚队伍较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像机器中的废物那样， 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 常常膨胀数倍至十几倍。在官僚机构中，吏员（办事人员）大约为官员的 10

至 20 倍。历代王朝初期官员多在 1 至 3 万左右，到末期则膨胀数倍达 5 至

10 万，相应地，吏员也由最初的二三十万膨胀到百余万。官僚数量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一方面因循苟且，人浮于事，尸位素餐；一方面结党营私，安插亲信。腐化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效率越低，就越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因而使官僚队伍像面包一样膨胀了。官僚队伍膨胀的直接后果是封建国家行政开支的大幅增加，这增加的部分还是来自农民的头上，间接后果是意味着老百姓将要受到更多贪官污吏的欺诈勒索。在封建官僚队伍中，虽然也有清官，但凤毛麟角，大量的则是贪官，“三年穷知县， 十万雪花银”，是对他们的忠实刻划。而比贪官更苦民害民的是污吏。吏员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徭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 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因而他们手里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老百姓大肆敲诈勒索，横行霸道，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老百姓对他们既怕又恨。

光恨还不至于造反，逼民造反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被掠夺了，生活不下去了。如果只有小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也不至于造反， 这小部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会很快沦为佃农，不至于饿死。只有当社会上绝大多数自耕农失去土地时，他们才会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揭杆而起。迫使大多数自耕农失去土地的，是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的大规模兼并土地。

土地兼并有一个自发过程。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贫者出卖土地，富者购入土地，使土地逐渐集中，但这一由商品经济自身规

律引发的土地兼并趋势是比较缓慢的。在一个王朝新建时，国家把大量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分配原则是按农户劳动力多少分配。这种名义上的均田，最初确实起到了抑制兼并的客观效果，维持了大量自耕农的存在。而且，封建国家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持赋税来源，有意识地控制因土地买卖而造成的兼并，常下令取缔土地买卖。如唐高宗时就明令“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唐代还规定，占田超过其身份等级应占之数，要按刑律论处。禁绝买卖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限制作用。在王朝初期，官僚较廉洁，法令尚能贯彻，还能抑制土地兼并势头。每到王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纲纪废弛时，土地兼并问题便突然爆发了。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太平盛世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侵吞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政治势力的那一部分剥削者，不仅凭借经济力量兼并土地，而且依仗权势强占土地，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和恶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臣当官的士大夫地主，恶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头蛇的那一部分地主。正如史书记载：“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以明代为例，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罢官回乡，在苏松地区占夺土地 24 万亩； 贵戚汪泉一人占有土地达 200 万亩；权贵黄 泰以奏讨方式兼并侵占了相当于 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如宋代，根据《宋史》卷 173《食货志》可算出， 官僚地主和恶霸地主占有全国耕地的 70％以上。清代的土地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浙江一黄姓地主“腴产数千顷”，河北怀柔的郝氏占“膏田万顷”， 江南大地主李家和山西大地主亢家占田百万亩，并称当时两大富豪。土地兼并的情况各朝代程度不同，越到后来越严重。大体上，在王朝初期，自耕农、半自耕农能占农民构成中的 50％～70％，到末期仅占不到 10％～20％，大部分人沦为佃农，也有一部分沦为流民，如汉武帝统治时有流民 200 万；明代嘉靖年间有流民 600 万，占当时人口的 10％。

自耕农一旦沦为佃农，就要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一般是“什税五”，即五五分成，佃农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则须再加一成，四六分成。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破产、佃农人数急剧增加时，地主往往还会借机抬高地租标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把农民推到了饥饿死亡线上，逼到造反的边缘，这时，只需有人点燃“星星之火”，就有可能顿成“燎原之势”。

农民不仅受地主的剥削，还受封建国家的剥削。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有三项：田赋、杂税、徭役。一般来说，田赋比较稳定，也不是很重， 有时甚至相当轻，如西汉田赋只“三十税一”。杂税和徭役则伸缩性很强， 在王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时，就不太重；反之，在王朝好大喜功而又府库空虚时，或者因为政治腐败，就会对农民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历史上因徭役太重而逼民造反的，秦、隋两王朝是显例。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造阿房宫，修骊山墓，筑万里长城，动用劳力 200 余

万人，外加蒙恬率 30 万人击胡，守五岭的 50 万人，这样全国大约有 300 万人被国家征用，占全国人口 2000 万的 15％左右。农民不堪奴役，终于在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之下而“应者云集”了。隋炀帝登极之初，修建洛邑， “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他在位 13 年，修运河，筑长城，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劳力达 1700 万之多，占总人口的 1/3，造成举国就役，“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可怕局面，弄得“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耕夫失时，田畴多荒”，国民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王朝

在烽烟四起的形势下迅速崩溃了。

封建王朝征收的杂税在初期和中后期往往变化很大。王朝初期，官吏人数不多，也比较廉洁，农民的杂税负担一般并不很重。但是，随着皇室日益腐化，挥霍无度，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国家开支大量增加，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封建国家就会大肆向农民加派苛捐杂税。如安史之乱时期的唐王朝，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当时每户所承担的税负是贞观时期的 7 倍。再如清朝，

1908 年的杂税收入比鼎盛时期的 1775 年增长了十几倍。其他王朝也大抵如此，越到后期，杂税越多越重。封建王朝以苛捐杂税吸干了农民的血汗，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

总括地说，腐败的官僚政治、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徭役三种因素交互作用，加剧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老百性和朝廷的矛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其中有 20 多次大起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封建王朝的覆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烈，反抗就愈烈。”农民的反抗虽然是被迫的，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每次社会大动荡之后，都会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大浩劫。如经过东汉末年社会大动乱之后， 魏、蜀、吴三国的人口之和还不及原来的 1/7；经过隋末大动乱之后，唐初的人口仅为原来的 1/3；经过明末的大动乱，清初的人口也只及原来的 1/3 多一点。中华民族在西汉时就曾达到 6000 万人口，经过 1600 余年时间，到

清初时反而只有 1900 万。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越是繁华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因为这些地区集中了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这也是中国经济中心为什么会由西向东，然后由北向南转移的基本原因。大动乱对繁华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如东汉末年大动乱中，繁华的都城洛阳被军阀董卓焚毁；唐末和五代动乱，基本上毁掉了原有 200 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长安；开封在 11 世纪末已有人

口百万，但经过大动乱，公元 1330 年，开封人口只有 9 万了；扬州在唐代是

“雄富冠天下”的商贸城市，但到明初时仅余 18 家居民。

至于大动乱对文化的破坏，更可想而知。许多文物古迹和图书典籍毁于战火，许多科学技术失传。举个简单例子，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发明了指南车，但后来又“发明”了十余次，有的居然没有“发明”成功。有数以千计的古代书籍，我们现在只能从文献中读到它们的名称，而其内容早已化为烟灰。

虽然大动乱多由农民起义造成，但不能把大破坏的帐算到农民的头上， 而要算到封建剥削制度的头上。农民的基本社会理想是“均贫富，等贵贱”， 但是，他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极不公平的：封建王朝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欺诈勒索，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逼得农民一次次揭杆而起。要消除大动乱的根源，要避免周期性的社会大破坏，就必须埋葬封建剥削制度。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他们找不到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封建剥削制度，使得一次次农民起义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当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它的领导下，中国农民战争才具有革命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一次革命战争不仅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而且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农民成为国家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受到法律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他们可以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因而，他们不必“忍耐”，更不会“造反”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