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闻名的岳麓书院

到了北宋开宝九年，就是公元976年，朱洞以尚书的身份出任潭州太守。他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在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书院初设讲堂5间、斋舍52间。

岳麓书院一开办，就受到了官府的支持。书院经过不断兴建，也多是由地方官员主持，逐渐形成了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个特点。

宋真宗咸平二年，就是公元999年，李允则任潭州知州。李允则本是儒臣，是唐济南团练使李谦溥之子，少时就以才略闻，后以荫补官。李允则在任职期间，所到之处都致力为民办实事，“民皆称便”。

李允则任潭州知州后，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岳麓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很快获得了扩建。他“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敝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还辟水田“供春秋之祀典”，使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此时期，岳麓书院正式定额为60余人，其他从学者不在此数，声名逐渐传播于三湘衡岳之间。

咸平四年，就是公元1001年，李允则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筑舍宇，并请得国子监的《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和《唐韵》等典籍。这是岳麓书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赐书，引得四方学者纷至沓来。从此，“岳麓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名闻天下。

北宋王禹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李允则扩建后的岳麓书院，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的形成以及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讲学是书院规制的首要内容，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除供学生住宿外，又是平时读书自习的场所。

李允则扩建书院时，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部位。以后书院屡有衰落和发展，中间设讲堂这一布局特点却始终未变。藏书与书院的名称及由来有着密切联系。书院在唐代主要指藏书、校书之地，到宋代形成教育机构时，它收藏图书典籍这一特点依然没有改变。

书院收集图书，正式建立了藏书楼，并将国子监经书藏于书楼。以后，岳麓书院又多次请得历代朝廷所颁经籍，藏书楼又有“藏经阁”、“尊经阁”、“御书楼”等名称，且大都安置在书院的显要位置，而且藏书楼是书院中唯一的楼阁建筑，显示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

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李允则扩建书院时设置了“礼殿”，“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增建了颇为隆重的祭祀设置。

此后，书院的祭祀很快发展为一种有特色的形式，它不仅供祀先师孔子，还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有功于本书院的乡绅名宦，以及可供学习仿效的忠臣、学者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发展为推崇学统、标榜学派，以及对学生进行道德、礼仪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又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反映出书院的重要特色。此后，岳麓书院历时九百多年，规制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演变和发展，但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基本规制则相沿不变，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大中祥符五年，就是公元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首任山长，他“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引得四方学子汇聚于此，学生达数百人。

公元1015年，宋真宗赵恒认为岳麓书院办学很好，于是便召见周式，拜其为国子监主薄，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坚持回岳麓执教，不想留在京城做官。宋真宗感其品格高尚，赐周式鞍马，并亲手题赐“岳麓书院”牌匾。

周式将御匾带回岳麓书院后，将之悬挂于书院大门的正上方。岳麓书院从此称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岳麓书院在周式的执掌下，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启湖湘一脉浓厚学风。周式故后，乡贤云集追悼。

北宋时，长沙的南半部从长沙县划分出来，设置善化县，这“善化”之名据说也因岳麓书院之盛，取意于“彬彬向善，倡化邑人”而得名。

在北宋岳麓书院的发展史上，不能不提到一位官职不高却很有见地的人，他就是朱辂。朱辂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就是公元1070年。公元1097年，朱辂登进士第。

他初任湘阴县尉时，中书梁子美持宪节代皇帝巡视地方，军政令极其威严，地方官都惧怕他，不敢接近。但是朱辂却以小小的县尉身份，主动晋见。梁中书见他谈吐风生，胆识过人，颇有见地，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想要推举他。

此时，湘阴县知县魏洙因旷废职责，要降为邻郡主簿。得到消息后，朱辂着官服持笏，到梁中书府衙中，对中书大人说：“魏知县治理虽然不像样，但也没有罪过。现在知县受降职处分，而我却蒙推举升官，人们都会说我出卖知县。请您停止对我的推举而宽待知县。”听朱辂如此一说，梁中书就更加赏识他了，于是便向皇帝推举了他，没有治魏洙的罪。

原先，长沙知府张舜民奏准从长沙县分五万户另立善化县，并亲自立了碑。当朱辂任善化知县时，朝廷臣僚分裂，互相倾轧，失势的派别被斥为朋党，遭到打击贬谪。张舜民被列为朋党之列，被贬至郴州任监税小官。

于是有人趁机要推倒这座碑，但是朱辂不同意，他说：“这碑仅仅记录了设置善化县的由来，当时没有反对意见，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推倒它。”于是这座碑便被保留了下来。

不久，朝廷派来使者，告诉朱辂说要将岳麓书院改为鼓铸厂。朱辂冒着杀头的危险，以“乡校不可毁”为由，抗旨不行。结果，朱辂虽官微言轻，但由于岳麓书院早已名声在外，朝廷也只好作罢，岳麓书院也就得以留存了下来。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中。所谓“三学”，就是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至岳麓书院。

从北宋开始，岳麓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旁注】

宋真宗　（968年～1022年）即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初名赵德昌，后改赵元休、赵元侃，997年继位，1022年驾崩，享年55，在位25年。宋真宗著名的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天下。

李谦溥　（914年～976年）字德明，宋朝盂县人。天福元年从后晋高祖入汴京补殿直。出帝即位，改西头供奉官。汉初，迁东头供奉官。恭帝即位，改澶州巡检使，丹州刺史。建隆四年（963）移慈州兼晋、隰缘边都巡检，后移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北汉不敢犯境。973年率兵攻太原，连克七城，976年病卒享年62岁。

国子监　我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我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

邹鲁　（1885年～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别号海滨。19岁赴潮州韩山书院读书，后来他感到科举制度及教学方式误国误民，遂起办新学之念，回埔联络张龙云等人创办了乐群中学，并亲自执教。

七十二贤　即孔门七十二贤，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孔门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

乡绅　我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朱辂　（1070年～1128）字国器，宋朝桂阳县大塘人，哲宗绍圣四年登进士第，历任湘阴县尉，湘阴知县、善化知县、开封长垣知县、邵阳州副职、秀州司录通判、广西机幕、柳州知州、邵州知州、桂阳监使等十任，官至左中大夫，先后荐文官五十四人。

知县　我国古代官名，秦汉以来县令为一县的主官，唐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宋常派遣朝官为县的长官，管理一县行政，称“知县事”，简称知县，如当地驻有戍兵，并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兼管军事。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张舜民　生卒年不详，北宋文学家、画家。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诗人陈师道的姊夫。为人刚直敢言。徽宗时升任右谏议大夫，任职七天，言事达60章，不久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后又改知同州。曾因元祐党争事，牵连治罪，被贬为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又出任过集贤殿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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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的自然风光占足了奇、珍、幽、美四个字，形成了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书院八景。而岳麓山的人文景观，那是岳麓山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三湘人才辈出的历史记录，而爱晚亭内那吟唱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又留着一缕长髯的老夫子，那情那景更是让人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