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复兴
那是在1179年的南宋,朱熹走马上任南康军事。辗转数月,朱熹在三月三十日这天到任。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他来到白鹿洞故址,眼见书院荒凉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但书院的周边环境令朱熹欣喜不已,“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他随即决定对书院加以修复。朱熹一面分派军学教授、星子知县等人筹措兴复诸事,同时又将自己复兴书院的设想上奏朝廷。
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原来的建筑早已无存,仅余瓦砾榛荆,茂草荒丘。尽管南康正遭旱灾,财政困难,但朱熹还是集资筹款,建起了屋宇二十余间。第二年,书院初步修复。朱熹主持祭祀先圣先贤的开学典礼,升堂讲学,并写下了《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议诚明。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朱熹很注意学田的设置,认为“这是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他制定了购田计划,筹集了一部分购田资金。
为了充实图书,朱熹还发文,向各地征集书籍,甚至连结识未久的陆游也成为他求书的对象。
朱熹主持书院时,还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晒书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十五。
当时,岳麓书院只有学生十余人。朱熹在总结前人办学所订的规制以及禅林清规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除了制定学规,朱熹还制定了课程,将《四书》作为基本课程,并尚需学习《五经》、《楚辞》以及古代诗、文。
为了学院的发展,朱熹试图聘请一些有名的学者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但均未成功。于是他只得自兼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此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尚有刘清之,以及朱门弟子林泽之、黄粹、王阮等人。
正当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自金溪来访,朱熹请陆氏赴白洞鹿登台讲学。他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得举座动容,甚至有感动得掉下眼泪的学生。
朱熹也认为陆九渊讲得非常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并对自己过去没有讲得这么深刻感到惭愧,朱熹还表示,一定要与大家一起虚心向陆九渊学习。
于是,朱熹请陆九渊将讲稿书写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请人将其刻石并写了《跋》,并作为文献保存在书院,以励后学。后来,陆九渊在白鹿书院期间,就哲学问题,与朱熹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讨,这就是“白鹿洞之会”。
与此同时,朱熹还请南宋理学家另一派代表吕祖谦为白鹿洞书院修复工作写记。朱熹在求记信中,希望此记“非独以记其事”,且“使此邦之学者与有闻焉,以为人德之门。”为此,二人书信往复,讨论记文措辞,然后定稿刻石。
朱熹又致书吕祖谦说:“白鹿洞书院承为记述,惟使事之本末后有考焉!而所以发明学问深浅之序尤为至切,此帮之士蒙益既多,而传至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
当时,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就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朱熹和陆九渊的哲学观点虽有异同,但是彼此却无心结,反而增加了彼此的友谊。无论是鹅湖之会,还是白鹿洞之会,都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书院教育史上的大事,是先贤们探求真理,广博学问,摒弃门户之见,倡导百家争鸣的善举。
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说”、“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展礼”等。《朱子读书法》六条,就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胸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以学生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形式。
朱熹每有闲暇,就与生徒们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其中。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创立的书院规制和教学模式,成为后来书院建设的榜样。
为了使书院拥有合法地位,朱熹还上书孝宗皇帝,乞赐敕额及“九经”注疏,但未果。后来,朱熹离开南康,改任浙东提举。他趁允许奏事的机会,再次向孝宗申请:
今乃废而不举,使其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流俗所轻,废坏无日,此臣所以大惧而不能安也。
这一次,孝宗皇帝经过“委屈访问”之后,才勉强准奏。朱熹离去后,白鹿洞书院的院宇屡有兴修,教学、祭祀活动亦继续维持和发展。
1217年,朱熹之子在以大理寺正卿的身份知南康军。他继承父志,重修白鹿洞书院,使之规模宏伟为他郡所不及。朱熹的门人黄榦在《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中写道:
榦顷从先生游,及观书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复睹书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复见,又喜贤侯之善继其志。
意思是说,白鹿洞书院因朱熹而始建基,而由其子最后完成,时距朱熹仙逝已十七年了。
朱门后学黄轸、陈文蔚、李燔、方岳、饶鲁等先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培养了余阶、江万里等知名学生。
至1241年,宋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了朱熹所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传抄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中,使之成为御颁共同遵行的“教学方针”。
朱熹制定的教规得到皇帝如此的赞赏,遂成为各地书院教育乃至于学校教育的最高准绳和法则,影响广远,波及天下。理宗时,白鹿洞书院始设官治理。
白鹿洞书院因朱熹而享盛名,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意味着我国书院制度的成熟。因此,王昶在《天下书院总志》序中称白鹿洞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
【旁注】
下元节 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农历十月十五,亦称“下元日”、“下元”。正月十五日称上元佳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祭祀先人。十月十五日称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先人。
朱熹 (1130年~1200年)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山长 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庐山白鹿洞的“白鹿国学”,改造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
《四书》 四书就是《四书集注·朱熹集注》这部书之简称,书中内容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及朱熹之注解文字。四书的作者包括孔子、子思、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1800年。
吕祖谦 (1137年~1181年)字伯恭,南宋婺州人,原籍寿州,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同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婺学”,也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陆九龄 (1132年~1180年)字子寿,人称复斋先生。乾道五年进士,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学者号“二陆”。其于字画未必屑屑求工,所书端稳深润有法度,临学之士或有所未及。乃知有德有言者,于区区字画亦不苟,卒年49。
《朱子读书法》 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汇集他的训导概括归纳出来的,共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值得认真研究和参考。
大理寺 官署名。秦、汉时以廷尉主刑狱,审核各地刑狱重案。北齐定制,以大理寺为官署名,大理寺卿为官名,隋以后沿用。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士,又曰理。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大理寺所断之案,须报刑部审批,清光绪年间改为大理院。明清时期各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与隋唐时期相反,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
赵昀 南宋皇室宗亲,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原名赵与莒,1222年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宋宁宗驾崩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拥立为帝,史称“宋理宗”。宋理宗是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在位40年,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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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斡、熊禾、游九渊、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普天之下的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备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