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衰和办学特色

到了清代，白鹿洞书院继承明代的规模，远近各省都有人来此求学。1646年，顺治皇帝决定兴复白鹿洞书院，重修了白鹿洞书院，礼圣殿也得到了重修。到了顺治中期，江西巡抚蔡士英又对书院进行修葺。

清代尤其是在康雍乾盛世，崇儒重道，表彰正学，白鹿洞书院又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

康熙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一生研读儒学，赞赏程朱，重视文教。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委命知府周灿重修白鹿洞书院，上奏赐予匾额与经书。

到1687年，康熙帝亲书匾额“学达性天”，赐给白鹿洞书院，同时还颁送了《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据《起居注册》载：“学达性天”匾额共八面，同时赐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其意思是要学子求学达到符合人性和天理那样的一种崇高的境界。以后，康熙又陆续颁赐《古文渊鉴》、《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书籍。

康熙帝赐给白鹿洞书院匾额及书籍之后，由南康知府周灿请建“御书阁”。阁为木构建筑，二层平面呈方形，周环走廊。二层正中有“御书阁”竖额。庑殿顶阁为木构建筑，翘角宏伟。阁外柱有题联：

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

白鹿洞书院环境优雅，古树浓荫，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小光圈，风吹树动，光影摇晃，有如微波荡漾的湖水，显得环境清幽，风景宜人。

1714年，康熙帝还亲自召见星子县令毛德琦，优抚有加，委以重任。毛德琦回到任所后，不负圣恩，为白鹿洞书院增器具，清田亩，核书籍、严课考、修院宇、定规制、勤讲论，重兴文教，搜罗史料，终于修成清代首部《庐山志》和《白鹿洞书院志》。

之后不久，又对礼圣殿进行重建，礼圣殿是祭祀孔子及其门徒的场所，为宫殿式，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以木柱支撑，有大木柱20根，石柱砌，浮雕缠枝纹饰。

殿中四柱三间，殿壁大木柱12根，以砖砌壁，周环以廊。殿平面长20.59米，宽24.44米，得重檐九脊，斗拱交错，灰瓦白寺，巍峨宏伟，气势庄严，殿外重檐正中悬有“礼圣殿”竖额。

殿内正中立孔子像，为唐代吴道子所绘。像下有石质神龛，有象征性的石香炉和石花瓶，上悬康熙皇帝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后壁左右有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殿中左右有线雕四圣，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左右两壁有十二贤。这里终年香火不绝，使书院的儒子气中添加了几分禅气。

书院的棂星门后是泮池，为学宫前的水池，泮池一般都是半月形，这里的水池原来是半月形，后来维修时，砌为长方形，上建卷拱花岗石拱桥，周围以花岗岩栏杆和栏板，原来叫做泮桥，后改名状元桥。泮池内曾种有荷莲，寓意出淤泥而不染，取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

礼圣门就是书院的正门，原称先师庙门，或称大成门。初为1182年朱熹出钱三十万给予南康知军闻诗，叮嘱其所建的。礼圣门门共十扇，木门廊式，为空心几何形图案，裙板为平面木板，两侧为阁楼，硬山顶，屋脊东西两头饰陶龙，正门四柱五间，全长22.10米，高7.30米，门楣上悬挂着“正学之门”的匾额。

接下来的乾隆帝也是一位开明之君，倡导汉学，罗致人才，专注于文修武备。1737年，乾隆帝下旨：

各地书院酌仿朱熹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身心。

皇帝下旨，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怠慢。南康知军董文伟，洞主章国录立《朱子白鹿洞揭示》碑于洞中朱子祠内，并附录了程端蒙、董铢两人的学规于后。

后来，乾隆帝还专作《白鹿洞诗》和《白鹿洞赋》各一篇，以示特别垂爱和赞赏：

李渤结庐后，绛帐开紫阳。

经纶归性命，道德焕文章。

剖析危微旨，从容礼法场。

祇今白鹿洞，几席有余香。

到了嘉靖、道光时，白鹿洞书院日渐衰落。

光绪时期，在书院的丹桂亭竖立“紫阳手植丹桂”的青石碑，亭子周围种有黄花丹桂，白花银桂。在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一般都在八月，即桂花盛开之时，因此登科者称折桂。朱熹在此种植丹桂，就是希望所有在书院中读书的学子都能登科折桂。

1898年，光绪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能够历经千百年的荣辱兴衰而保留下来，与其独特的书院特色密不可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也称教条、揭示，明确地提出了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对“为学、修身、处事、接物”有明确的规定。

学院施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育思想，提倡“言行一致、改过迁善、不谋私利、不计近功、宽以责人、严以律己”的道德修养，将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的途径结合起来。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是当时书院教育的楷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并成为南宋书院共同的准则，也为历代书院所仿效。在教学内容方面以研习儒家经典，弘扬理学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教学提倡注重自学，自由研讨，启发诱导，共同切磋亦师亦友。

白鹿洞书院首创的讲会制度，是书院教学的重要方式。讲会有宗旨、有规约、有组织以及规定日期和举行隆重的仪式。讲学虽然以洞主、助讲、山长、副讲为主，但也邀请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讲学。允许不同学派讲会，进行问难、论辩。听讲的人也不受地域、学派、书院的限制，听讲、求教、辩论，学术空气十分浓厚。

供祀是白鹿洞书院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祭祀活动，祭奠对象有儒家“先圣”、“先师”、“先贤”和书院有关的理学大师以及各学派创始人，达到树楷模以励后学，见贤思齐，奋发自强的目的。

书院是学子们自由研究学问与讲求身心修养的地方，也是大师们为宣扬自己的主张而经常现身说法的地方，白鹿洞书院的主持人叫做洞主，多由国家委派当时有名望的学者担任，负责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正因为如此，坐落在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才能够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的一个重要文化摇篮。

【旁注】

儒学　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我国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

《朱子全书》　共27册，不仅囊括了朱熹的全部著述文字，而且将今人对已失传的朱熹文字的拷订辑录亦编集成册，并附有历代文献家对各种版本朱熹著作的著录、序跋、考订等，是目前为此最完备的《全书》，共约1436万字。

毛德琦　　康熙五十三年任星子知县，康熙认为星子是朱子讲学之地，非能人不可为此处县令。受职前康熙接见，见后认定“此人去得。”毛来星子后，“廉明有惠政，以兴废举坠自任”，修府学、县学，修书院，重修樵楼，治理蓼花池，修篡《庐山志》、《白鹿洞书院志》，政声大著，后升遵化知州。

重檐　在基本型屋顶重叠下檐而形成。其作用是扩大屋顶和屋身的体重，增添屋顶的高度和层次，增强屋顶的雄伟感和庄严感，调节屋顶和屋身的比例。因此，重檐主要用于高级的庑殿、歇山和追求高耸效果的攒尖顶，形成重檐庑殿、重檐歇山和重檐攒尖三大类别。

状元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的就是状元。因历朝历代多以文艺及哲理为取才的标准，虽然状元中不乏政治家、史学家，但仍以文学家为多。

匾额　我国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也就是说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匾额。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横着的叫匾，竖着的叫额。

科举考试　我国古代为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隋唐到清代时期，朝廷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能使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光绪　（1871年～1908年）即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光绪帝一生受到慈禧太后的掌控，未曾掌握实权。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

理学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嘉祐治平年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司马光的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程颢和程颐兄弟的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祭祀　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儒教礼仪中主要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观则记载儒教《周礼》《礼记》与《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书解释，古代我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有严格等级。

【阅读链接】

白鹿洞书院自创立之时起，一直很重视藏书建设。书院为了有效地利用藏书，曾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设有“管干”专门管理图书，《白鹿洞书院院志》载生徒借书时写一票即借据留管干处，以便查考，还书时要销票。为了不误他人借阅，还规定了借阅期限，若书籍有损失，勒令赔偿。这种图书借阅规则加快了图书的流通，减少了图书的损失，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