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济民办学方针的传承

1286年，是我国的元代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极力推动书院发展，将书院山长列为朝廷正式命官，制订了一套考选升迁的办法，吸引士人投身书院教育。

刘必大受命担任潭州学正之后，立即着手主持重建岳麓书院，并恢复了宋代时书院的旧观，湖湘学子重又云集于此，仅废十余年的岳麓书院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延祐元年，就是公元1314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这次修葺工程浩大，“门廊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日尊经，阁之后亭日极高明”。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轩，其规制之整齐，规模之宏大，不逊于宋代。

这次岳麓书院的修复，引起了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吴澄的关注。吴澄出生于儒学世家，曾从学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遂为朱熹后学、饶鲁的再传弟子。他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

吴澄自幼聪颖好学。自15岁时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

宋理宗景定五年的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庸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谓是抚州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程若庸从学于饶鲁，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庸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

吴澄本来就专注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他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

吴澄饶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但是，他也察觉出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

过了一会儿，程先生从书院的内堂走了出来。吴澄赶忙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他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他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

程若庸听后，不禁赞叹道：

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

吴澄听先生如此一说，很是高兴，随即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继而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

程先生深知弟子吴澄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但是其他的弟子却不以为然。后来，吴澄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证实了程若庸的慧眼识高徒。

吴澄还撰写了《重建岳麓书院记》和《百泉轩记》，以志其盛。

吴澄在《百泉轩记》中说：

书院之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练如鹤，自西而来，趋而北，折而东，还绕而南，渚为清池，四池澄澄无发滓，万古涓涓无须臾。息屋其间，名日泉轩，又为书院绝佳之境。

二先生（张栻、朱熹）酷爱是泉也，盍非士于玩物适性而已。

在这里，吴澄指出百泉轩的建设，不再满足“凡儒俗士”、“玩物性情”的欲求，而是意在陶冶心性。

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吴澄回顾了岳麓书院历史和记述本次修复过程，总结了岳麓办学的优良传统，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

吴澄对书院的官学化、沉迷科举之风颇有微词，因而记曰：“张子之记，常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萁要曰仁。”他对张栻提出的“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方针极为推崇。

在记述中，吴澄提出不以“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为目的，要求“审问于人，慎思乎己，明辨而笃行之”的教学程序。

在元代，岳麓书院坚持了吴澄提出的这一教学程序，使它终究有别于一般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化书院，因此盛名不衰。到了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于1368年再次毁于战祸，所谓“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致使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

到了明代中叶，学校出现了衰落迹象，“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又厌其卑冷，多不愿就”，有识之士莫不向往书院之教。成化年间，恢复书院之势渐渐兴起。1477年，江西象山书院恢复，民间书院再次形成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岳麓书院开始重建。

1432年，长沙宁乡任指挥佥事的周辛甫父子慷慨好义，捐修岳麓书院讲堂及道林寺田八十七亩，使书院再次焕发生机。

之后又过了30多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弘治七年，就是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组织修复岳麓书院，使得书院显现出原貌。

不久，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又与知府王繪在陈钢重建基础上，“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书院到此基本恢复旧观，具备了重新开学的条件，结束了岳麓书院百年荒败的局面。

1507年，守道吴世忠率领府、卫、县官员及师生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向扩建。这次扩建，以所谓“风水”需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测规划，调整了书院大门朝向及道路安排，使书院建筑群体与麓山地势、风景条件自然融合。

1527年，长沙知府王秉良又扩建了书院，这次建有成德堂及东、西两座讲堂。建筑设计妥当，形成了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

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后世建筑的基本格局。嘉靖后，明世宗对书院赐书、颁箴、置山长，对岳麓书院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重视，岳麓出现“振美一时”的局面。

岳麓书院复兴后，迎来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早期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湖南时，他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

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0年，明世宗为岳麓书院御赐“敬一箴”，也就是程子四箴，显示出朝廷对书院的重视。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也是一位贬官，他在任南京礼部郎中时，因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后又升任长沙知府。

在任期间，季本修葺岳麓书院，他自己捐赠学田102亩，同知林华也捐学田50亩，湘城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集资兴学的热潮。季本还亲自开讲岳麓，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他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他对王阳明学说在湖南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浙江绍兴人。公元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

早在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直到张居正死去，学院讲学之风才有所恢复。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对朱熹和张栻表示了极大的崇敬之情。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及其弟子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吴道行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

吴道行，字见可，号嵝山，善化人，师从张栻。他从小就对岳麓书院有倾慕之情，“方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肃然倾听，指示古来忠义大节，辄色喜”，为先贤之忠义大节所感动。

1582年，张元忭在岳麓书院讲学，已逾而立之年的吴道行就学其门下，与之“大畅良知孝弟之旨，一时遂相引重”，深得张元忭的赞赏。

张元忭在岳麓书院讲学时，被张居正禁废的长沙惜阴书院恢复，吴道行被聘为山长，人称“嵝山先生”。1633年，吴道行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临终前两年仍讲学其间。

1641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二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湖湘弟子而竭心尽力，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培养出了像王夫之这样的一代贤才。

王夫之在吴道行任山长、高世泰来院讲学期间，入岳麓书院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派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在岳麓读书期间，王夫之与旷鹏陛等创立“行社”，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求学，学问大增，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

在学术上，吴道行反对王学末流的荒诞，“笃伦敦义，讲学穷理”，“自余著述，藏之家乘，扬之国华”。他的思想与提倡治国平天下为“有用之学”，与极力维护理学正宗的东林学派十分接近。

公元1644年4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

【旁注】

学正　为我国古代文官官职名，宋国子监置学正与学录，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元除国子监外，礼部及行省、宣卫司任命的路、州、县学官亦称学正。明、清国子监沿置。明学正秩正九品。清初不改，乾隆初升为正八品。清州学官亦称学正。清朝灭亡后，该官职废除。

程若庸　字达原，南宋湖北休宁人。进士后历任安定书院、临汝书院、武彝书院山长，学者称勿斋先生。其在职期间勤政爱民，体恤当地的老百姓，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宋理宗　即赵昀，南宋皇室宗亲，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原名赵与莒，1222年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宋宁宗驾崩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拥立为帝，史称“宋理宗”。宋理宗是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在位40年，享年60岁。

揭帖　内阁直达皇帝的一种机密文件。其后使用渐广，凡公开的私人启事也称揭帖，其不具名而有揭发性质者称为匿名揭贴。“揭帖”作为一般上行文书使用，在明代是很普遍的。揭帖自宋代已出现，元公文书中有揭帖。但以之为正式文书名，则始于明朝。清代揭贴较明代略有变化，揭帖更多地被当做题本的副本。

别驾　即别驾从事史，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故名。隋初废郡存州，改别驾为长史。唐初改郡丞为别驾，高宗又改别驾为长史，另以皇族为别驾，后废置不常。宋各州的通判，职任似别驾，后世因以别驾为通判之习称。

百泉轩　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1167年朱熹访院，与山长张轼“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朱元璋　（1328年～1398年）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明朝开国皇帝，结束了蒙元在中国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1380年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通判　我国古代官名。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宋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

守道　清初，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参议，驻守在某一地方，称为守道。又按察使下设副使、佥事等，可巡视地方，称为巡道。乾隆时裁撤上述参政、副使等官，专设分守道、分巡道，带兵备衔，管辖府州，成为省和府州之间一级机构，叫做道员。

王阳明　（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程子四箴　即宋代大儒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明世宗推崇理学，亲自注解，颁行天下学校。1530年，岳麓书院得御制四箴及世宗亲撰的“敬一箴”，特建“敬一箴”亭保存。四箴碑现藏四箴亭内，其中《视箴碑》残缺严重，箴文全缺。碑分四块，每碑高46厘米，宽108厘米，字体正楷，碑四周雕有龙纹。

罗洪先　（1504年～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明代学者，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一生奋发于地理学等科学的研究，“考图观史“，以计里画方之法，创立地图符号图例，绘成《广舆图》。创编成地图集形式，不仅继承了朱思本制图法，还加以发展，使地图更为科学实用。

宰相　也叫“丞相”，是我国古代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丞相有权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荐举人才。除此之外，丞相主管律令及有关刑狱事务，还要负责国家军事或边防方面。全国的计籍和各种图籍等档案也都归丞相府保存。

张元忭　（1538年～1588年）字子盖，别号阳和。1571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万历中为左谕德兼侍读。曾与孙鑛合修《绍兴府志》，与徐渭同修《会稽县志》。所著有《云门志略》、《翰林诸书选粹》、《不二斋文选》等。

提督学政　学官名，简称“学政”，亦称“督学使者”，俗称“学台”。语出《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制建国之学政”。清雍正年间始设，每省一人。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提督学政”均是中央派各省主持乡试之官，三年一任。

吴道行（1560年～1644年）明末学者，字见可，号嵝山，早年师从岳麓书院的张元忭，教授于长沙惜阴书院，人称“嵝山先生”，晚年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以“朱熹张栻为宗”，治学严谨，与高世泰为至交，王夫之曾师从之。著有《易说》、《嵝山集》、《嵝山堂集抄略》、《读史阙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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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清代嘉庆年间，岳麓书院进行过大修，完毕之后，门人及当地文化人士请院长袁名曜题写大门对联，院长遂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这上联看似简单，实则有一定难度。因为此联源于经典《左转》“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之语，这就要求下联也要用典，可与之相对的一句。诸生遂埋头沉思，正在不得结果之际，贡生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中阶遂应声对曰：“于斯为盛”，众人甚以为妙。那么这“于斯为盛”又源出哪里？《论语·泰伯》篇云：“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两相对应可谓珠联璧合，巧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