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统一活佛遇害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验。

还是在1949年夏秋之交，当解放兰州的狗娃山战斗进行紧张准备之时，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接到中央发来的急电。

毛泽东在这封发于北平的电报里，对解放兰州和大西北进行了周密部署，特别指示对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当时，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许多地方还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但毛泽东的目光显然已从古都北平越过高山大河，落在了世界屋脊布达拉宫的金顶上。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让有关同志与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联系，了解情况，得知班禅已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离开塔尔寺到了香火地香日德。当即又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驻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一起带领几个宗教界有影响的活佛到那里去做班禅堪厅的工作。

转眼间北京西山红叶灿若霞火，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日理万机之中，仍然关注着那片积雪的高原。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出国访问途径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写来一封信，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元旦刚过，1950年的第二个白天，毛泽东又急如星火地从遥远的北方致电中央、彭德怀同志并请转告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这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指示“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作好准备，按期进藏。

电报末尾注明“1950年1月2日于远方”。

这个“远方”，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满洲里，而是遥远的莫斯科。想象一下，毛泽东在与斯大林进行重要会谈的同时，他在下榻的地方，还在掰着指头计算进军西藏的时间，对于占领哪一座前沿城镇，如何修筑道路，怎样训练藏族干部等等细节，都一一考虑到了。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急迫。

1950年8月初，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的办公室里，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向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汇报到进藏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团结上层人士时，邓小平伸出食指，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才办事，暂时不办比乱整好。”

确实，当时进军西藏艰巨的任务，民族地区错综复杂的形势，都使各路进藏部队，不得不把执行民族政策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来抓。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还在这一年的1月2日，毛泽东从“远方”发给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告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的电报中，就指示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对此又专门作过部署，强调要带一批藏族青年进藏，还要带一批贫苦藏民的娃娃进藏，这是解放西藏的百年大计。根据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深谋远虑的指示，当年6月至8月，十八军在进军途中吸收了三百多名藏族干部。其中，在巴塘先后两次吸收藏族干部一百多人，在甘孜、德格等地吸收一百多人。与此同时，国家民委藏文研究班的数十名藏族干部也来到了康藏高原加入进军行列。在这之后，1951年西北西藏工委（十八军独立支队）在甘、青两省又吸收了一批藏族干部。这些藏族干部当年参军时都很年轻，有一个叫益希单增的小战士从甘孜参军时才9岁。他是拉着马尾巴走进西藏的。还有一个年仅11岁的叫降边嘉措的小战士，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加上他自己，全家有4个人参加了解放军。像刘永康、杨世喜、江村罗布等年轻的藏族战士，都是赤着脚走进革命队伍的。这些新战士有的挂着亮晶晶的鼻涕，有的胸前戴着护身符，还有个叫格朗的小战士，身上藏着活佛的一只鞋底……这些藏族青少年一旦走进革命队伍的洪流之中，从身体到灵魂都得到了洗涤、陶冶、更新、升华，一个个都成了全新的人，成了藏民族最先承受共产主义思想雨露的革命战士。当年他们当过小翻译，小文工队员，小卫生员，牦牛队员，测绘队员……今天，他们有的已经成了著名作家，著名学者，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主席……无论是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途上，还是在几十年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中，他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部队挺进在原始蛮荒的高原上，语言不通，谣言如蝗。躲藏在乱石后面灌木丛中碉房窗户里面的是一双双惊疑、惶恐的眼睛。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据先遣支队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回忆，当该团一连初到一个叫“斯俄”的小村子时，一些群众把楼房锁起来，把背水的桶、煮饭的锅藏到牛粪堆里，像大难临头似的，赶着马群、牛羊躲进荒山。一连的战士们虽然进驻了一个空村，但他们不进藏胞的家门，而是住在帐篷和牛棚里。白天在地里为群众劳动，晚上回驻地休息时，还为群众补房、修路、收拾马棚。过了几天。躲进荒山的藏胞赶着牲畜回来了，把锅、桶、家具从粪堆里刨出来，请部队上楼住，还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亚姆亚姆（很好），我们稀稀拉拉（不好）。”

部队每到一地，还组织医务人员给群众看病，使一个个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消息迅速传遍了沿路山村，藏胞们从疏远部队变为靠拢解放军，雅砻江两岸藏族群众中开始流行一个新语汇——嘉沙巴（新汉人）。

有一次，一位副连长无意中打落了一只乌鸦，在赶牦牛搞运输的藏族群众中引起噪动，因为乌鸦是他们心目中的神鸟。对此一五四团党委立即进行讨论。尽管那位副连长是挺进大别山时的战斗英雄，但他违反了藏族的风俗习惯，本人也请求给以处分，团党委决定给他以严厉的纪律处分，并以此告诫全团，自觉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消息传出后，藏胞们感动得落泪了。

铁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胜过了一切宣传，它逾越了语言不通的障碍，逐步赢得了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同情、信任和支持。三连班长宋毛志一次帮助藏族群众到30公里以外的山上去打柴。过江时他携带的一支崭新的美式卡宾枪被激浪冲走了，经多次打捞终未找到。半月之后，藏族同胞格洛路过江边，忽然捡到这支漂亮的卡宾枪，真把他高兴坏了。他想：一支破枪还要卖几十两银子，何况这样好的枪呢！但转念一想，这样的枪他从来没有见过，不会是藏民丢的，一定是解放军失掉的。解放军真好，自从到甘孜一个多月来，不征粮、不派款、不要女人、不支乌拉差役，还帮助我们打柴、背水、修桥、治病。枪好，解放军更好，应该赶快把枪送还给解放军，他们会用枪保护我们的。他愉快地把枪送到正在甘孜修机场的先遣部队，受到部队的热情接待和奖励。

由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原因，土司头人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人用的是“统战”这个法宝。他们成功地争取了第五十一世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以及称雄玉隆地区的夏克刀登，还有康藏巨商邦达昌兄弟。统战工作和基层藏族群众工作做得卓有成效，部队在金沙江以东藏区处境大大改善了。藏胞踊跃支前，在康藏、青藏两线通车以前，仅康北的8个县就先后出动牦牛20多万头，后来昌都地区用牦牛支援运输的物资达60万驮，两个地区的藏族人民总共参加支援运输的牦牛达100多万头。

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支前大军！

在这样的雪海巨潮一般的藏胞支前大军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还有什么险关不能突破呢？

就在十八军先遣支队向康藏高原挺进之时，按照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战略计划，也开始付诸实施。

1950年6月18日，由西北军区第一军组建的青海骑兵支队六百八十多人，马千余匹，在支队长孙恐、政委冀春光率领下，自西宁出发，于7月14日进抵玉树。

8月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誓师出征。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余人。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和团首长的代表身份，带领这个连执行任务。

8月29日，先遣连进抵藏北扎麻芒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10月6日，陈赓、宋任穷派遣云南军区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及由3000匹牲口组成的运输团，组成入藏纵队，由丽江、德钦、宁静、科麦一线入藏。其时已进抵西藏境内的门工东北一线。

至此，刘邓所设想的“多路向心进兵”之势已经形成。

但是，这里既不是四川盆地，也不是淮海平原。这里是人类的生命禁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有许多事情要做。

北京在耐心等待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等待他们打开和平谈判的大门。

北京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仅从1950年1月至7月，就派出过四支劝和团。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格达将朱德赠给他的照片珍藏多年，时常怀念。某年格达去印度，在城市的街头偶然发现外国杂志刊有朱德的照片，如获至宝地购藏起来。解放军进至甘孜时，格达欣喜地对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说：“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15年后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说罢欣喜得流下眼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证，劝他先去北京重叙旧谊，并邀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而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对吴忠说：“我真想马上见到朱总司令，也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一天祥和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的众生安康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对此深为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即使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返回，切不可勉强冒险。

格达活佛即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天天有几十上百的群众来到白利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格达活佛在异常兴奋的情绪中准备启程。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解放军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建议他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骚扰，他才勉强同意了。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嘴里高声为他祝福；许多人失声痛哭，好象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

格达活佛走后，人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9月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一个噩耗：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保护帮助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不准格达继续西进。8月13日，是格达到昌都的第十天，帝国主义特务分子就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饮了毒茶后，被软禁在英国特务福特住室的楼下，不准随行人员接近。他的男女弟子要去看他，也遭拒绝。格达活佛在中毒后生命垂危之际，仍要拍电报给拉萨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他实现去拉萨的意愿。并说：“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和忌恨，于是他们再下毒手，于8月21日又给格达活佛服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耳流血流脓、四肢麻木，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

格达活佛遇害，全国震惊，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十八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一场迫不得已的战争，慢慢逼近了。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2／3的9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五百多公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三百五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四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0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