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不能护着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干部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出现侵害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时，一定不要护着掩着，要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有的干部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你去护着他干什么？很多事情，开始很小，结果越闹越大。有的同志可能是怕影响政绩、影响形象。我这里说清楚，如果出了问题，情况清楚并且是明显错误的，有关党委必须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对护着掩着的反而要追究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近年来，官官相护现象并不鲜见，主要体现为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帮”我，我“帮”你，各取所需，只要是官场“圈”里的人，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以致不少带“病”的领导干部得以继续“潜伏”。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出现侵害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时，一定不要护着掩着，要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

习近平还指出，有的干部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你去护着他干什么？很多事情，开始很小，结果越闹越大。有的同志可能是怕影响政绩、影响形象。我这里说清楚，如果出了问题，情况清楚并且是明显错误的，有关党委必须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对护着掩着的反而要追究责任。

然而，从以往披露的大量案件不难发现，有些领导干部出问题不但没被处理，反而被“带病提拔”，在官场一路高歌猛进，这严重挤压了“健康”干部的成长空间，在官场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一、官官是怎样“相护”的

2015年5月13日晚间，山西省古交市政府新闻办向社会通报，对发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言论的古交市客运办主任任长春，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对群众举报任长春的其他问题正在调查，对负有主体责任的古交市交通局党总支书记闫祥明、局长闫元亮，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古交市交通局纪检组长刘俊亮进行诫勉谈话。

事情起因，源于此前引爆网络的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的视频。在这段长达两分半钟的视频中，一位自称“任长春”的领导语出惊人，其中提到“国家规定是狗屁，我任长春就不执行。你们把这个话记着，你录音就录音，记就记，我任长春就不执行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就是狗屁。”“谁提意见开除谁，谁要工资谁滚蛋。”“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

古交市（县级市）客运办主任，一个科级都不知道能不能算得上的干部，当众抛出“国家规定是狗屁”的言论，这位仁兄真是将“任性”发挥到了“会当凌绝顶”的高度。那么谁给了他这么强大的资本？有人说，是权力让他变得目空一切。而事实上，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权力背后的官官相护文化。

此事件发生在2014年4月30日，离视频曝光时间早已过去一年多。其间，当地对于当事人的举报也从未停止，相关部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视频被发布于网络，在舆论面前遮不住了，当地才给出了处理意见。而这处理，又是来得如此高效—三天。即便如此，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不忘替“老任”进行辩解：“他开会时有点个人情绪。”

在此事件中，官官相护文化表现得一览无余。

在中国， 虽然“官官相护”一词直到元代无名氏的《鸳鸯被》第四折才出现，但官官相护文化却由来已久。从古至今，中国江湖、民间一直信奉“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类民间信条、江湖守则同样为官场中人所奉行。由于这两种关系网的结成，每一个入了官场的人无法不在关系中，从而使得官官相护成为普遍的现象；关系网特别是隐形的关系网越广泛、越紧密，官官相护就越严重、越难以破除。

在中国官场中，上级决定下级的升降黜陟，下级决定上级的意图能否实现，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比他们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密切得多、直接得多。这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是一种必然倾向。

官官相护还突出表现为出于维护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形象，维护当权者的权威，对于内部产生的问题，总是先捂盖子，捂不住了就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外，官官相护还表现为官与官之间存在非正常的利益关系，比如行贿受贿、互相请托，庇护的方式通常超出正常的程序，只能暗箱操作。

官官是怎样“相护”的呢？在这方面，从影响极大的刘志军窝案，以及周永康案，都可勾勒出一条条清晰的腐败轨迹。

2013年7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检察机关指控，刘志军从1986年至2011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11人6460万元，其中卖官受贿1178万元。证据显示，他从1986年就开始犯罪到2011年案发，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不间断地连续犯罪完成了从正处级、副局级、局级、副部级及正部级的升迁，其明显存在被“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现象。

有“中国高铁第一人”之称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曾因滥用车辆采购权，被下放沈阳铁路局任局长助理，刘志军在2003年当权后，对张曙光“带病提拔”，一年内三易其职，一路高升。南昌铁路局原局长邵某，在其任武汉站长期间，为时任武汉分局领导的刘志军作伪证，致使刘志军收受铁道部武汉物资处行贿的一套住房无法查处认定，帮助刘志军暂时逃避了追究。后来，邵某在刘志军的举荐下成了武汉铁路分局局长。

摆设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刘志军把政治生活私人化，他把铁路系统搞成了宗派山头的“圈子”，带坏了铁路系统风气，给各种腐败创造了各种条件，使一群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谄媚逢迎之徒充斥在铁路系统各个层面，通过把持话语权、晋升权、运营权，把部分铁路局及公司变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机构。以张曙光等为首的几大“金刚”在他身边建立起一道屏障，屏蔽掉一批正直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地瓜分利益，破坏了铁路系统健康的干部成长环境土壤，通过对一些“有病”的干部“带病提拔”，实现他们“买官卖官”“官官相护”“权力共享”“瓜分利益”的共同目的。

同样，周永康也曾把官官相护演绎得淋漓尽致。2016年6月3日，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因涉嫌“六宗罪”：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被提起公诉。武长顺因此成为十八大后落马“老虎”中的涉嫌罪名最多的一个。

2006年至2007年，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案发时，就有武长顺要出事的消息。可在周永康的庇护下，武长顺化险为夷。

宋平顺和李宝金都曾是武长顺的上级领导。1993年至2003年，宋平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87年至2003年，李宝金曾一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平顺、李宝金在天津市公安局身居高位时，武长顺从一名基层交警，一步步升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之职，并于2003年接替宋平顺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2006年，已任天津市检察长的李宝金案发，次年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缓。李宝金案发后，已任天津市政协主席的宋平顺于2007年6月3日晚，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官方后发布消息称，宋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武长顺与宋平顺、李宝金一向走得很近，特别是宋平顺，当地有“大顺二顺”之称，大顺指的是宋平顺，二顺当是武长顺。李宝金、宋平顺相继案发后，武长顺被“双规”之说在天津迅速蔓延，武长顺也鲜有露面。可过了一段，武长顺又重新亮相。据媒体报道，武长顺当时确曾被有关部门调查，但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周永康，将武长顺保下。武长顺与周永康关系不错，周永康很赏识武长顺。武长顺此番涉险过关，花费数千万元。

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也曾得到周永康庇护，周多次“帮助”他涉险过关。2015年1月4日，杨卫泽被宣布调查后，一个段子在网络上流传：“在苏州送走了与之共事的姜人杰（苏州市原副市长），在无锡送走了与之共事的毛小平（无锡市委原书记），在南京送走了与之共事的季建业（南京市原市长）。新年到来，是时候进去探望一下老朋友了。”

这个段子描述的是杨卫泽的仕途经历，落马领导干部姜人杰、毛小平、季建业都曾经是他的搭档。

2004年8月，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姜人杰被“双规”，杨卫泽时任苏州市委书记，姜后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2004年11月至2011年3月，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其间，毛小平担任无锡市长，杨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后，毛接任无锡市委书记，不久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季建业和杨卫泽则共事三年，季2013年10月被调查，此后季的岳父、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高德正一直实名举报杨，可是杨仍然“坚持”到2015年1月才落马。

由于上述经历，杨卫泽有“市长杀手”、“同事克星”、“官场不倒翁”之称，还有人戏称杨卫泽“命硬”克搭档。各界更为关注的是，搭档接连出事，杨卫泽为何安然无恙？是真的“近墨不黑”，还是另有乾坤？

相关资料显示，杨卫泽主政无锡期间，鼋头渚三村曾爆发拆迁纠纷，600余名村民曾联名控告杨卫泽等相关领导干部非法拆迁，杨卫泽还因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和物联网产业几乎掏空无锡财政，受到诟病。不过，村民举报与财政问题都没有阻挡杨卫泽的升迁步伐。更让人意外的是，主政无锡两年，杨卫泽就进入江苏省委领导班子，后又出任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据媒体报道，杨卫泽之所以能“涉险过关”，都源于他与周永康的关系。杨巴结周永康的弟弟、当时的无锡惠山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周元青，由周元青到北京见了周永康。回到无锡后，杨大动干戈，不仅叫停了对周的老家厚桥镇的大肆拆迁、保住了镇名，同时还把西前头村打造成了明星村庄。周永康后到家乡一看，说了一句：“哎，这个小子不错的。”

二、互相纵容包庇致小腐变大贪

2014年2月12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爆炸性地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其腐败纪录再次引发公众对“小官大贪”现象的关注。

这个堪称“小官巨贪”标本的案件，直至当事人被抓捕9个月后的2014年11月12日才被媒体披露。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也有秦皇岛市官员告诉记者，此案涉案数额之所以在11月中旬被公布，实在属于有关部门的无奈之举。‘有时候公布的东西越多，办案阻力和压力就越小，我只能说这么多’”。而媒体的报道也提到，“一位接近检察院的人士介绍，纪委公布马超群涉案金额，很可能是办案受到了阻力，所以想通过社会压力来推动，‘现在秦皇岛官场很多人仍然在观望，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真的扳倒马超群’”。

对此，公众难免要问，上述所谓“有关部门的无奈之举”，其“无奈”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马超群已经落马11个月，其劣迹已被初步掌握的情况下，公众竟“仍然在观望”？在此，公众观望的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11个月，对秦皇岛当地的公众来说，可能并不很长。因为马超群发迹横行的时间不是11个月，而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马超群岂止是吃、拿、卡、要，简直就是公然索贿、变相强抢。马超群打职工、打同事、打合资单位的官员，甚至连市里主管领导也敢打，并且打得主管领导屈尊到其“地界”将马超群表扬了一番……闻听此番描述的报道，不少人可能会不相信自己所闻。

马超群一介“七品芝麻官”，为什么敢视国法于无物，甚至还敢在抓捕人员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竟把公安人员出示的法律文件抓过撕掉？此前曾有多篇相关调查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超群之所以大胆张狂，就是因为他自称有一个“干爹”，并且把他与这个“干爹”的照片挂在了显要的位置上……

这几年有不少落马贪官，就是由于相关监管部门或个别上级领导视而不见甚至包庇，从而使小贪官演变成为巨贪。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几年随着“苍蝇”“老虎”相继被“揪出”，一些地方均发现了系统性的“塌方式腐败”，对地方政治生态带来了严重冲击破坏，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影响极其恶劣。

实际上，系统性的“塌方式腐败”必是由上至下的，领导干部之间往往主动找“关系”，与“同道之人”必称兄道弟。上至省部级领导干部下至基层“蝇官”，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形成了利益共生圈。有“老大”撑腰，这些“苍蝇老鼠”自然会组织“弟兄”拉帮结派搞“山头聚会”，塌方式腐败由此滋生。

江湖习气

新华社发 蒋跃新 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可谓反腐败主战场之一，从2014年2月27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调查开始，一年内已至少有8位在山西工作过的省级干部被调查，山西这一轮反腐风暴，11个地市中太原、大同、运城、吕梁、朔州、阳泉、晋城等地均有领导干部落马，另外还有一批其他厅局级单位领导干部落马。

山西更是三创“一日打两虎”纪录，更创下“半年内，4位省委常委、7名省部级干部相继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坍塌式落马”纪录。

山西系列腐败案件到底有多严重呢？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新上任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几乎毫不掩饰地自揭家丑、“大尺度”地披露了一些案情，并且让“一坨一坨的”这一形容腐败的说法火了。

王儒林说，山西腐败的情况和严重程度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量大面广，从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腐败的“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是腐败的多发地带，就连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二是集体坍塌，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从省一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腐败案件发生。三是严峻复杂，贪腐的数额巨大，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且有的腐败分子不择手段。

因为遭遇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00多人。山西为什么会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王儒林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痈成患。

其实，王儒林所说的“没有从严查处，养痈成患”，实际就是官官相护的“官方表述”方式。

三、破解官官相护的怪圈

从近年来一系列官官相护酝酿出来的“小官巨腐”“塌方式腐败”案件，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很形象、很实在的概念—“马桶效应”，这常用来比喻领导干部去职或被查后才暴露问题的现象—有些领导干部在位时，屁股坐那儿压着，马桶再臭，别人也闻不到，问题也不易被发觉，而一旦离任或调职，屁股离开，问题就再也捂不住了，臭味也马上弥漫开来。

比如周永康，他的臭味尽管以前就存在，但是因为他坐得很实，因此他腐败的蛛丝马迹，比较难发现。这和他多年任重要岗位的一把手密切有关。从他的履历就会发现，他担任一把手的时间远远超过担任副职的时间。

“马桶效应”的最终结果，就是既遮挡了公众监督的眼睛，也掩盖了小问题的存在，以至于“马桶盖”之下，官官相护使问题长期积累蔓延，小腐变大贪，个案成窝案，“好同志”沦落为“阶下囚”！

对领导干部的监管，一直以来就存在“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的现象。而随着反腐的深入，这也成了悬在公众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如果不及时破解这种“灯下黑”的情形，听之任之，难有作为，则必将严重损害中央厉行反腐的效果，也很难真正给公众传递信心。

综合古今中外的做法和经验，可从以下几方面破解官官相护难题——

其一，反腐机关直属最高层领导。“官官相护”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只有从体制上使反腐败机构得以摆脱其他机关的牵制和干扰，才能落实惩治腐败的法律措施，有效地打击腐败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反腐败的机构建设，其基本趋势之一就是专门机关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香港的经验和教训更为明显，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四次调整和加强反腐败机构的力量，其地位也一次次提高，但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不断恶化，直至设立直属总督的廉政公署，才发生了转机。

在西方发达国家，反腐败专门机构大多直属议会。比如，英国领导反腐败机关的总检察长直接对议会负责。在美国，总检察署虽设于司法部，由司法部长兼任总检察长，但独立检察官有权直接向议会汇报案情和提供弹劾案情。

不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成功的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权力核心在哪里，反腐败机构就直接从属哪里。

其二，干部交流。领导干部的迁调、避籍任职，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避开复杂的人际关系，利于公平处事、公正执法。

为了破除“官官相护”的积弊，近年来中央也很重视干部交流。

2014年1月 29日，香港《大公报》刊载《纪检官员中央地方增强互动》一文指，岁末年初，纪检系统进行了一轮高官调整，涉及党、政、军众多部门。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异地任职成为普遍趋势。没有一例是本单位内部晋升。这显示了王岐山执掌中央纪委以来扩大交叉任职、破除利益关系网的用人思路。

其三，分而治之。比如实行中央和地方严格划分职权范围、各司其职；在公务员内部，再划分为政务类官员与事务类官员两大类，使决定政策与执行政策两种职能分离。根本目的是防止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侵夺公民的权利，尤其是防止领导干部们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特别是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利益牵制，独立办案，依法判决，使得官官相护的现象难以产生。

其四，舆论监督。现代舆论监督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新闻界起着监督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过分行为和不端行为的“政府第四部门”的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媒介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发挥着两大职能：警犬职能和鼓手职能。新闻媒介被称为反腐败的“警犬”是因为：它们出于本能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监视着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活动，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常报警。近几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介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丑闻、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不管这些新闻单位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揭露腐败行为，提供侦查线索。

中国一向重视群众的“口碑”，近年来由于互联网、微信等新兴传媒的兴起，舆论对干部队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有些官官相护的现象得以克服、深层次问题得以暴露并解决，实有赖于此。

其五，完善法制。无论是法治国家，还是非法治国家，法律制度都是遏制腐败的基础设施。完善公务员制度，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西方国家大多采用了公务员制度，并把廉政的原则贯彻其中，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整体素质。新加坡比较早地采用了现代公务员制度，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科学考核，量绩晋升，有效堵塞任人唯亲等人事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以法律形式确立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从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来看，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得细致，执行得严格，哪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就比较轻微。

中国已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确认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等基本理念和原则。随着这些理念和原则的不断落实，必将一步步直至彻底改变人情重于国法的社会风气。客观上，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为宗法社会最终蜕变为公民社会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建设法治国家准备了前提。

其六，定期选举。选举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主要途径，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基本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通过定期选举领导干部，使领导干部真正对民意机构和选民负责。这是破除官官相护的釜底抽薪之法。

解决官官相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全面彻底地落实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清除官官相护的封建遗毒，也包括清除老百姓的“清官”情结，使之从寻求“为我做主”转变为自觉“我要做主”，做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

选拔

新华社发 徐骏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