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别墅中，有四五十人在为一个家庭服务，且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这排场，极易令人联想到某位亿万富豪或帝王贵族之家。

但是，这个家的主人却是苏联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事实又给了你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这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所描述的一段见闻。罗兰认为，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都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苏联已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在苏联内部的特供商店里，充满了国外名贵以及国内紧缺的商品，专供苏联的特权阶层享用。相比之下，大部分苏联人民却必须忍受质劣与陈旧、无人想买的东西。腐败与特权是苏联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根源。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擅自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此时，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如果说苏共垮台是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据1991年年初民意调查表明，当时苏共的支持率仅为14%；1991年苏联解体前，《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群众中进行问卷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高达85%。

苏共以亡党亡国的惨痛代价，真实地演绎了一个政党的悲剧性结局。

“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种说法，如今依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不仅是对苏共腐败的盖棺定论，也留给了后世宝贵的历史教训。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无论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更替，还是苏共的倒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面镜子，更是前车之鉴。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诞生，就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一个重要奋斗目标。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名利、金钱、美色面前丧失了原则、乱了阵脚、经不住诱惑与考验。他们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他们手里一旦有了权，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疯狂地吞噬着人民的血汗，搞贪污腐化，严重侵蚀了党的肌体，给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权力往往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自由和权力浅说》）—英国勋爵阿克顿如是说。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必须对权力施以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尽管中国建立不少反腐败制度，但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约监督，仍没有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一方面，没有充分形成确保“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另一方面，也没有充分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结果，腐败仍然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甚至愈演愈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成功地指导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2016年1月1日，为帮助全党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方面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出版发行。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在书中论述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何做一个守纪律、讲规矩的“明白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决不能搞暗箱操作，权力寻租；不能买官卖官，搞逆淘汰；不要不择手段往上爬；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在该书中，习近平至少点明了20条铁律。

习近平发表这些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查，其成为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也为十八大后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反腐风暴掀开了序幕。

2016年1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副部长肖培在发布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纪处分条例查处了高级干部150多人。”特别是，周永康成为30多年来首位被查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干部，打破了以往“刑不上常委”的惯例。

据中央纪委披露，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的高压推进，截至2014年10月，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

自李春城被查到2016年4月20日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孔令中被降职，一批重量级“大老虎”纷纷落马，被拍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铁腕惩贪，更以雷厉风行的姿态革新吏治，痛击“四风”顽疾，积极推进法治反腐、制度反腐。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全面落实纪检派驻制度，改革中央巡视制度，形成以上级查办为主的机制。同时，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逐渐实现对党政机构监督的全覆盖。

“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这一重大论断，充满自信，欣慰中透着忧思—尽管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腐败问题屡见不鲜，“四风”问题远未绝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2016年1月27日，致力于反贪污腐败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15年度全球腐败印象指数”，也就是“全球清廉指数”。这份报告对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进行评分，评级从0到100，其中0表示最腐败，100代表最清廉。在2015年清廉指数排名中评估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得分为37，比2014年多了1分，排名为第83名，较2014年的第100名有所改善。

中国清廉指数排名虽然大幅提升，但也不应为排名的短暂上升而沾沾自喜。只要深入透视清廉指数的具体得分，就会发现中国反腐败事业仍有迟迟未能改观的一面，离“清廉中国”还有相当距离。

当前，党员干部中绝大多数人都能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但仍然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谋取个人私利的砝码，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期望和法律的尊严视为儿戏，严重违背了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职责，违纪、违法乃至犯罪。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反腐败息息相关。通过反腐败重建制度，通过反腐败寻求更有效的反腐机制。唯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生生不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无数事实证明，如果一个政党深陷腐败，不仅起不到领导作用，反而会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如何促成执政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既要紧盯执政党每位普通党员，更要紧盯执政党领导层这些“关键少数人”。

任何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建设还是文明水平的提高，“关键少数人”是关键，其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一代精英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关键少数人”，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李光耀等“关键少数人”。比较而言，“关键少数人”没有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往往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制度无效，甚至失败。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腐败已发展到不治标就更难以治本的地步。然而，要治标就是要为反腐制度的建立，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建立的，也是由人来运作的。任何一项制度如果让腐败者来建立，让腐败者来操作，理论上最健全的制度也会演变成腐败的制度。

本人撰写的《从政底线》，围绕着20条铁律，紧扣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重大主题，结合当前反腐热点，以期通过经典的案例、生动的细节、理性的语言展开深入的论述，给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多的启示和警醒。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围绕每一条铁律的深刻内涵，从多维度、多视角切入加以论述，并引用和参考了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引用和参考了部分媒体报道案例。所引用的内容在书中已作了注明，不一一列举。在此，特向被引用著作、文章的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以出版，感谢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领导及同事为我提供了宽松、融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让我能静心研究当前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同时，感谢朋友们在此书的成稿过程中给予我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

鉴于本人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本书难免疏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xhslisong@163.com

李松

2016年10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