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14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不论是高层“打老虎”，还是一些地方“查窝案”，不难看到一个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圈子”—这个30多年前被邓小平怒斥的“小圈子”，已经在某些层面、某些地方发展演变为“山头”和“帮派”。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情感发生异化，哥们义气代替了同志友谊，上下级关系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干部为人情和关系所累，党性原则和群众感情日趋淡漠。大量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一旦掉进关系网、人情陷阱而不能自拔，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谓人身依附关系，是指上级决定下属的前程命运，下属则把个人前程命运寄托在上级身上的一种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严重危害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一、“塌方式腐败”折射人身依附关系

2014年冬至，令计划没能在家吃上饺子。12月22日晚8点，新华社一条消息呼啸而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由此，令计划成为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后第三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也成为十八大后继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之后第四个被调查的副国家级以上领导干部。

此一周前的12月15日，令计划还在2014年第24期《求是》杂志刊载署名文章，文章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这使如今的结局，更多了一些黑色幽默。

2015年1月3日，新华社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领导干部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并首次公开给这些团伙命名为“山西帮”、“石油帮”、“秘书帮”。

“山西官场地震”成为2014年中央纪委反腐的热词，不少落马的山西籍领导干部被通报接受调查时，都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而多名主政山西的领导干部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领导干部的落马，被媒体解读为“山西帮”。在山西籍领导干部落马者中，令计划引发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根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了7年。

此前相继落马的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也因为祖籍山西或在山西工作而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而此前的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内地知名反腐记者罗昌平揭秘，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领导干部组成，除了领导干部，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

当时令计划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谁都知道，加入了“西山会”，就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锦绣前程的“门票”。罗昌平在其所著《打铁记》中以“大内总管”称呼令计划，并直指令计划是“西山会”名副其实的“党鞭”，“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这个饭局的一名埋单者，正是刘志军的合伙人山西商人丁书苗。据称，已经落马的刘铁男、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高官都是“西山会”成员。

近几年揭露出来的一系列腐败大案中，人身依附和群体性腐败引人瞩目。在“山西帮”、“秘书帮”、“石油帮”等腐败团伙中，这些帮派内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身依附关系。大家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

党的十八大之后，一些曾经担任过秘书职务的领导干部落马，而这些落马的“大小秘书”们因工作原因，经历都有着种种相似之处。

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双开”，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他们履历的共同之处，都是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而在此之前，周永康在不同阶段的另三名秘书也陆续被查，分别是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和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沈定成。

在三大帮派中，“石油帮”与“秘书帮”成员，在从政经历上多有“交集”。

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组副书记蒋洁敏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因此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而在就任国资委主任前，蒋洁敏的职务是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在蒋洁敏被查的前后一周时间内，冉新权、王永春、李华林和王道富也相继落马，他们都曾在石油系统内担任高管职务。有媒体称之为“被一窝端的油老虎”或“石油帮”。在这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公开履历中，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落马前的公开职务，王永春和李华林都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冉新权与王道富都曾在长庆油田工作过多年。

一些圈子和团伙还存在“交集”，比如郭永祥的工作履历显示，其曾在石油系统内一步步走到副局级干部岗位，又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

“周永康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带坏了一批干部。不仅要深刻反思周永康案的沉痛教训，而且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2015年1月20日至21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如是说。

被“被周永康带坏”的一批干部究竟是哪些人呢？

201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一篇文章曾统计过，在调查周永康案两年的过程中，从石油帮、秘书帮，四川系到政法系，至少有35人被调查，这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多达8人。

2014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刊发文章，称以“虎王”周永康为首的贪腐集团是“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典型，周永康麾下聚集着许多贪官污吏，他们构成“周永康腐败共同体”。

周永康在石油系统深耕多年，在1998年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之前的30多年里，他一直是在石油系统工作，官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一批石油系统高官、高管都在他任上得到提拔。

“共腐”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周永康1999至2002年曾任四川省委书记，虽然在川任职时间不长，但他离开四川后即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权力核心，其对四川官场影响巨大。

从落马高官案例剖析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性，有些人利用自身高级干部的职务便利与在官场“影响力”，通过私下聚会等活动，聚拢了一批圈内人。严厉查处“大老虎”，拔出萝卜带出泥，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圈子”，甚至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贪污网络。最终导致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塌方式腐败”。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些“帮会”背后，一些省部级高级干部沦为“大老虎”的家臣、家奴，腐朽丑陋不堪。党内有如此强势的政商利益集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而人际关系的蜕变更值得反思。

二、人身依附是政治生态的重污染

古今中外，官场中的人身依附、裙带关系，都是一个免不了的现象。法国大作家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讽刺人身依附关系：每个权势者都“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在中国，则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谚。宋代大诗人元好问在诗里说：“能吏寻常见，公谦第一难。”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生活在以权力为主导，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伦理教化氛围中的百姓，是无法从民主和法制的角度去认识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遭践踏的事实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深入骨髓。

如今，有些领导干部仍以“百姓父母”自居，习惯于颐指气使，个人说了算。而百姓素以顺从为美德，自视人卑言轻，缺乏独立自主的勇气，以牺牲个性的发展而心甘情愿地从依附中换取实惠。而诸如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唯上崇上的奴性媚态，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作风，权大于法的人治遗风，影响和干扰着我们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这就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生存土壤。

中国共产党是反封建起家的，但毋庸讳言，封建主义一直潜在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封建主义的历史惯性常常同化和征服它的对立面，让变革成为笑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存在极大的危害性。

首先，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在有些地方，“班长”“一言堂”

已成自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凭着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践踏。

其次，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唯上崇上心理。有的领导干部恃权傲物，对下属颐指气使，稍不遂心就横加指责；而一些下属慑于个人的前程命运捏在领导手中，往往对上级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于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荡然无存，不少人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这种上下级之间人格精神上的实际不平等，造成了上级和下属心灵的畸变和扭曲。

第三，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拉帮结派。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有些人置党内、班子内、队伍内的团结于不顾，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比工作比靠山，千方百计削尖脑袋跻身一些人的小圈圈。于是，一些地方“利益团队”产生，小团体里的恩师门生、铁杆哥们关系代替了党的原则，队伍里、班子内拉帮结派。

第四，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用人不公。有的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大搞“公权私恩”，便有那么一些人不屑竭智尽力于工作，而专营关系之道，千方百计寻找门路。这些人在领导面前唯马首是瞻，不仅阿谀奉承、献媚取宠，而且送礼送物，只要能投靠上“主子”，寻找到靠山，便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原本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在一些地方便变得庸俗不堪，组织任用的职务变成了个人的恩赐，谋事不如跟人，竟成了一些地方官场上的潜规则。

一些地方和领域“朝中有人好做官”，跟人跟对跟紧了，提拔就快；如果进了小圈子，那就进了快车道、保险箱；人身依附成了获得权力的捷径。有了权可以有特权、有金钱、有美女、有人脉、有享受。而尊严、人格、气节、贞操，坚守人格、坚持原则却被看成迂腐保守、书生气。

第五，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党内监督形同虚设。有些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天马行空”的资本，把自己主管的地方和单位变成是个人的“世袭领地”。就下属来讲，个人的命运全都捏在上级手里，又有几个敢去监督上级？

“腐败同盟”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近年来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窝案、串案、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封闭式权钱交易、共腐关系圈的现象，暴露出党内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圈子文化”依然存在。这种以个人人身依附为显著特点的官场文化滥觞，宗派团伙恶性发展和爆发式增长，贪腐集团权势财富急剧膨胀，说明封建主义的基因仍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基本国情。

不可否认，搞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的圈子是党的政治生活藏污纳垢之地。在官场人身依附关系中，重要官员、下属官员、商人之间互相输送利益，关系人以实现自身利益为根本目的。官场存在的这种人身依附现象，是产生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的总根源。不管“山头”也好，“帮派”也罢，只要上有“老头子”与“教父”，下有“哥们”与“兄弟”，一如封建朋党这类团伙和宗派，必然会严重恶化一些层面的“政治生态”，而且成为一些地方“塌方式腐败”和“系统性腐烂”的最大要因。

大量事实证明，党内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党的政治生活庸俗化、低级化、肮脏化就不可避免。人身依附关系完全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极度杀伤党的执政公信力，是对政治生态的重污染。

三、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决定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宗旨、制度、纪律以及工作路线，规范着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追求目标。立“小山头”、搞宗派主义、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必然破坏党的团结、损害党的事业，历来为党内生活所不允许，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大敌。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与党内残存的这种封建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对党绝对忠诚是对党组织的忠诚，绝不是对哪个领导干部个人的尽忠。当前有些人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门客、门宦、门附，形成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妄图抱大腿，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实际上是投错了庙，烧错了香。这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效忠个人的后果只会是一损俱损。

2014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绝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反腐败斗争的现实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习近平反复强调严守党的纪律，严明党内规矩，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要从根本上遏制人身依附的腐败团伙，必须从制度上、观念上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基因，民主就是封建的克星，权利就是制约权力的法宝。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党的建设也要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时刻警醒

新华社发 大巢 作

破除官场人身依附关系重在提高思想认识。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商人来讲，要认识到搞官场人身依附是封建专制作风和人治观念的体现，官官之间相互利用、官商之间勾肩搭背更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要认识到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反腐败斗争不断走向深入，专制和人治将越来越没有市场，终将会被民主和法治取代；要认识到搞官场人身依附越来越行不通，问题官员和问题商人都可能受到严厉惩处。因此，树立法治思维，净化交往圈子，摒弃人身依附关系，是官员和商人不二的选择。

破除官场人身依附关系重在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破除官场人身依附关系，需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和个人说了算等问题。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期制度、领导干部异地提拔和轮岗交流制度，防止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一个岗位坐大成势，形成裙带关系网。要落实公众在选人用人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防止制度成摆设。

破除官场人身依附关系重在约束好一把手。一把手权力集中，如果作风不正，人治思想严重，嗜好家长制、任人唯亲、耍特权，很容易形成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因此，必须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严格约束，实行决策透明公开，在领导班子成员中实行权力制衡，减少一把手“一手遮天”的机会。同时，对违法乱纪、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把手要坚决予以惩处，形成警示震慑效果。

党内基本伦理关系应该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自由和民主可以增加党内大多数党员的归属感，调动大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党的建设和制约腐败的基本力量。离开民主去反对腐败必然事倍功半，离开民主去反封建简直是缘木求鱼。

因此，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之一。民主是道，法治是器，措施是度。尽管任重“道”远，但只要有顶层设计，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人身依附在党内就会逐渐失去寄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