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诗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在涅克拉索夫的短诗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在一些诗篇中塑造先进人物和革命活动家的形象。在这些诗篇中，出现了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光辉的形象。这些诗都是以悼诗、献诗的形式写成的，但诗人并不只是悼念死者，而是通过悼念唤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统治的憎恨。诗人也不只是用献诗来表达他对这些人物的崇敬，而是通过颂扬，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因此，这些诗篇都充满了政论的激情。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立刻写了《果戈理忌日》。诗人运用对比手法，首先描写了当时充斥于俄国文坛上的“温良的诗人”的命运。“温良的诗人是幸福的，他有太少的愤怒，过多的感情：平静艺术的朋友们都在虔诚地向他致敬；⋯⋯他喜爱冷漠和恬静，他憎恨粗暴和讥讽，怀抱温和的竖琴，他牢牢地掌握着群众。震惊于他伟大的智慧，他不被驱逐，也不受诋毁，他的同时代人生前就给他筹建纪念碑⋯⋯”显然，这是些匍伏在沙皇脚下的御用文人，他们只会象哈叭狗似地唱些奉承拍马的颂歌，向主人摇头摆尾，乞讨一些恩赐。

果戈理的功绩在于，他勇敢地举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挥舞着无情的锋利的长矛，向沙皇专制统治刺去：

唇边装上讽刺，心里怀着憎恨，

他走过荆棘的道路，抱着他惩罚的竖琴。

果戈理为自己确定了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用否定的仇恨语言”，“揭发群俗，揭发他们的情欲和谬误”。正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而且不断暴露这个社会的种种“谬误”，所以，他才招来了“责难”和“诅咒”。而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正是果戈理的伟大之处：“当他恨的时候，他又有多少爱！” 显而易见，诗人正是通过悼念果戈理，唤醒人们，号召人们，要像果戈理那样恨暴君，爱人民。在涅克拉索夫看来，暴露黑暗的诗人就是“高贵的天才，果戈理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有成效的文学倾向的创始人。他在一八五五年又进一步号召作家学习果戈理的这种战斗传统：“⋯⋯这是一个高贵的、俄国最人道的人物，——我们应当希望，俄国青年作家们都能跟着他的足迹前进。”

一八四八年别林斯基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系列诗篇献给他的导师。在描绘别林斯基的光辉形象时，涅克拉索夫竭力指出那最主要的东西：对信念的无限忠诚，刚毅与无畏，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别林斯基》（1855）这首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政论诗，诗意隽永，思想精深，境界开阔。诗人运用了他驾驭重大题材、描绘时代风云的丰富经验和特长，也带着诗人对于时代生活，对于革命斗争，尤其是对于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壮怀激烈，纵情讴歌，倾吐了自己对伟大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的敬仰和怀念。

这首诗通过诗中“诗人”临死前的回忆，再现了别林斯基战斗的、坎坷的一生：贫寒的少年时代；没有毕业便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住在地窑里，忍受着贫困和痛苦，不久就开始给杂着新颖的思想，对严肃的真理的渴求，他被人注意了⋯⋯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切都是消沉的、僵死的：普希金去世了；没有了他，大众对文学的爱便冷下来⋯⋯文学在庸俗的琐事的搏斗中堕落了，变得愚昧而肤浅⋯⋯仿佛社会和生活都跟它毫不相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恶公然取得了胜利，文学只向它高唱催眠曲。当时占据文坛首要位置的是两个反动的新闻撰稿人布尔加林和先科夫斯基。新的天才果戈理出现了，可是他却深受敌人的排挤。在这种形势下，多么迫切地需要那正直的真理的强大呼声，公开地对恶进行揭发⋯⋯于是，别林斯基出现了，他像一颗巨星照亮了当时昏暗沉闷的俄罗斯文坛：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胚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心地善良的小偷！

他检查了一切传说，

他不带一点虚伪的羞惭，测量了野蛮和恶的沉渊。

别林斯基的论战性的文章招来了一大堆责备、攻击和诽谤。然而，

他的力量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了，而正在这时，他面前的

战友渐渐少了，

他们驯服了，后退了，沉默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不屈地前进！⋯⋯

敌人越来越憎恨这个传播真理和革命的人，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

善的真诚播种者

竟被指作祖国的敌人；敌人们监视着他，

扬言要他去坐牢⋯⋯ 而这时，坟墓向他殷勤地张开了怀抱；被劳动的生活、

经常的贫困折磨够以后，他死了⋯⋯

在这首“悼诗”中，诗人高度概括了别林斯基作为革命先驱者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品德。在这里，那饱满的激情、浓烈的诗味又常常同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的政论结合起来。别林斯基那永不休战的伟大精神和终生燃烧的战斗

热情，必将要化为千百万俄国人民火山爆发般的千钧之力。别林斯基的精神就是水不熄灭的火种，照亮了跟随他的巨人般的步伐继续迈进的一代又一代人！

在《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一诗里，涅克拉索夫力图表明社会活动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有过的理想。诗人以巨大的感人力量描绘了社会活动家的肖像。在诗人笔下，杜勃罗留波夫是自己祖国的真正儿子，是祖国的光明和她的伟大未来的美好象征。他的死使诗人悲痛欲绝，因而喊出了如此感人肺腑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同样，在《谢甫琴科之死》（1861）、《车尔尼雪夫斯基》（1874）、

《致萨尔蒂科夫》（1875）等诗篇里，涅克拉索夫描绘了这些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肖像，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使热情服从于理智”，使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使命。

对于革命的诗人和作家来说，文学总是战斗的。一个作家和诗人如果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站在时代的前列，那他就有可能唱出那种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时代的歌声——无论是长歌或是短曲。我们从涅克拉索夫塑造的这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中，不正是可以看到那鲜明的时代色彩、听到那时代的风雨雷鸣吗！这样一首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诗，不也正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和理想吗！这是诗，也是政论；这是歌，也是号角和战鼓。时代需要这样的政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