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三雄”

一八五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结婚之后，为了寻找一条更广阔的革命斗争道路，带着妻子到了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给《现代人》写了一篇稿子，涅克拉索夫看到后大为赞赏。涅克拉索夫凭着他的编辑工作上的敏锐洞察力，单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篇书评，就可断定他是别林斯基事业的最有力的继承者。在深秋的一天，涅克拉索夫热情地邀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两个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融洽。涅克拉索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杂志社工作，担任“批评和书刊评论”栏的编辑。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兴地同意了。由于涅克拉索夫的信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在办杂志的工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后，还影响了杂志的倾向，促使涅克拉索夫的战斗立场变得更加彻底了。在这块阵地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许多文学论文，尖锐地批判了反动文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理论家的反动观点。由于他忘我地工作和充满战斗激情的论文，《现代人》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显著加强了。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坚定的战斗的革命立场，他那语言尖锐的论文，引起了反动作家和批评家的猛烈攻击。甚至有几个《现代人》的同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也对他感到不满。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书评文章的作者。当屠格涅夫、鲍特金、格里哥罗维奇一些人要涅克拉索夫说明的时候，涅克拉索夫通常总是设法避免作正面回答。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一时竟没人知道。有一次，鲍特金固执地盘问诗人，他说：“涅克拉索夫，说老实话，人家说，你是从中学校里挖掘到你的批评家的？”“挖掘”，涅克拉索夫回答说，“这是我的事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反对者， 千方百计要拆散他同涅克拉索夫之间的联合，迫使他离开《现代人》。有人保举和自己同道的人来代替他，有的人，如自由派作家德鲁日宁甚至以引退为要挟。尽管如此，涅克拉索夫还是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一次出国疗养的期间，索性把杂志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来经管。

在编辑工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注意发现和培养革命的青年人才。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来稿写得很深刻，就邀请那位作者来谈话。作者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头脑，就把他推荐给涅克拉索夫，留在《现代人》编辑部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让杜勃罗留波夫替他编“批评和书刊评论”这个专栏，他自己专门去负责哲学、经济和社会问题各栏的工作。涅克拉索夫继续负责文学创作。他们三人的名字都叫尼古拉，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尼古拉三雄”。

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内部使他们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几个作家的关系紧张起来，很快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相当大一批不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贵族作家拒绝为杂志撰稿。特别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退出了《现代人》。同涅克拉索夫有着多年友谊的屠格涅夫是第一派的首领，和他决裂对于涅克拉索夫是严重的打击。但是诗人仍然和他决裂了，因为诗人的一切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方面的。

一八五八年，涅克拉索夫发表了他的有名的政治诗《叶辽慕希加之歌》， 提出了六十年代青年的革命口号。杜勃罗留波夫读后高兴地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你要背熟，并要你认识的朋友们都背熟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现代人》九月号上的《叶辽慕希加之歌》⋯⋯愿你记住并喜爱这篇诗：它是有着

教训口气的，如果你愿意那样理解的话，但是它却符合于还没有完全陷于庸俗泥坑的青年的心。天哪，如果书刊检查机关不迫害涅克拉索夫的话，他可以写出多么绝妙的作品啊！”杜勃罗留波夫十分崇敬涅克拉索夫，把他称为“最可爱的俄罗斯诗人，我们诗歌中最高原则的代表，生活和力量现今所寄托的惟一的天才。”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杜勃罗留波夫早逝的噩耗传来时，涅克拉索夫这个久经艰苦生活磨砺的诗人，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孤僻的人，却像孩子似的恸哭了。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在埋葬杜勃罗留波夫那天，发表了充满深厚情谊的墓前演说。

在六十年代前夜和六十年代初期，涅克拉索夫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密切的年代中，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诗人与公民》、《别林斯基》、

《不幸的人们》、《大门前的沉思》、《伏尔加河上》、《农民的孩子们》， 等等。涅克拉索夫把自己一切美好的希望、自己的一切幻想都同革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把农民看作是能够使当时社会现实再生和更新的惟一力量。

《诗人与公民》（1856）是一篇包含着斗争纲领的革命诗篇。涅克拉索夫号召“勇敢地击溃罪恶”，“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在涅克拉索夫看来，俄国惟一名符其实的公民就是革命者。据此，涅克拉索夫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艺术观：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的这句名言，反映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普遍的信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很重视这首诗，把它看作是一篇包含着行动纲领的战斗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关心这首诗如何才能流传得更广。涅克拉索夫诗集出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诗集的短评，在短评中还引证了《诗人与公民》的全文。这首诗引起了沙皇当局的不安和憎恨。教育大臣为此颁发了一项“严禁此书再版”的命令。

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现代人》暂时停刊。涅克拉索夫在这一年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日子。反动阵营中许多敌人加强了对他的攻击。放出了一种荒诞的谣言，说涅克拉索夫已经放弃了从前的信念。诗人同往常一样没有申辩，没有反驳，就是反驳也很难通过审查的。涅克拉索夫的朋友也没有了，杂志也没有了，他没有办法公开出来给自己辩驳，只好在私人通信中发泄他的痛苦和烦闷。

事实上，涅克拉索夫一直忠于自己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为了减轻自己朋友的妻子和儿女的艰难处境，他到处奔波，做了很多事。八个月后，《现代人》复刊以后，涅克拉索夫一如既往地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路线。当涅克拉索夫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狱中创作长篇小说《怎么办？》时，他立即决定在《现代人》上连载。当原稿通过两重审查难关，终于落到涅克拉索夫手中以后，涅克拉索夫又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他在去印刷厂的途中偶然丢失了这包原稿，而且没有立刻找到它。涅克拉索夫很懊丧，因为他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留底稿，涅克拉索夫急得团团转。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在《圣彼得堡市警察报》上登了一则遗失原稿启事，答应给拾到者一笔赏金。涅克拉索夫度日如年地挨过了三天，一个穷公务员带着他所拾到的包裹到诗人的寓所来了。涅克拉索夫一得到他那狱中朋友的作品《怎么

办？》，赶紧把它发表出来，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书刊检查机关和沙皇当局一定会翻然醒悟。等到他们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便要查禁这部作品。果然，

《怎么办？》很快遭到了查禁，可是已经晚了，刊载《怎么办？》的那几期

《现代人》早已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在全国流传开了。《怎么办？》成为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生活的教科书”。在这里面也包含着涅克拉索夫的一份功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临终的前一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涅克拉索夫是我的恩人。只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智慧、非常高贵的心灵和毫不畏惧的坚强性格，我才有可能写得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样。我很好地为祖国服务，我有权得到它的感激，但我对祖国的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