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早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学者就开启了向古代学习的先河。他们讴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研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搜寻和模拟古典艺术家的作品,掀起了一股崇尚古代文化的热潮。但那时并没有形成古典主义理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与封建神学相对立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前面已经叙述了这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现在让我们看看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从古典主义作家的政治倾向、哲学思想、创作规则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来看,古典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主张民族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贤明”君主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借助王权的支持来同贵族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 古典主义作家对于国内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深恶痛绝,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坚决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正是由于有这种愿望,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立,歌颂国王政绩,揭露贵族丑行便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政治性最为明显的特征。另外,我们知道,大多数古典主义作家都与王权有过这样或那样联系,有的还曾直接在宫廷任职,这也促进了他们对于封建君主的好感。以拉辛为例,他一生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几乎都处在国王的影响之下。拉辛曾担任过王室史官,并三次随国王路易十四出征,搜集战史资料。在他看来,国王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因此他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在拉辛的悲剧中,国王通常被塑造成仁爱宽厚、有长者之风的明君,即使是在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加紧宗教迫害的时期,他仍对国王抱有幻想。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本不具备歌功颂德的功能,但在结尾他也不忘对“太阳王”的武功战绩讴歌一番,并进一步号召诗人对这位“贤明君主”“齐声赞美”。高乃依创作的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古典主义悲剧《熙德》,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古典主义文学的这一特征。剧中的主要矛盾是通过个人感情与社会义务的冲突而展开的,而矛盾的解决则是国王出面调停的结果。新兴资产阶级拥护王权并借助王权同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政治需要,在《熙德》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集权国家结束了贵族占地为王的混乱局面, 逐步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古典主义作家反对分裂势力、拥护中央王权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们错误地把封建君主看成全民意志的体现者,大力宣扬“忠君”思想,闭口不谈社会变革,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封建贵族的妥协。
二 崇尚理性原则提倡自我克制追求正常情理
笛卡尔的唯理论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对十七世纪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古典主义者,把理性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衡
量作品的唯一标尺。在坚持理性至上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合情合理”与“健全和谐”等概念,作为对于理性原则的具体补充。他们向往合理的社会生活,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此,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作了这样的总结:
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谑,都要情理与音韵永远互相配合,
⋯⋯
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合情合理”是有所指的。胡格诺战争结束后,中央王权为了集中对付封建分裂势力,稳定国内局面,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级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照顾,政治形势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颇为有利。因此,古典主义作家认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希望世上的一切都是和谐、明朗、匀称的,提倡万事有常,周而复始。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反对禁欲主义、追求个性解放、肯定现世享受等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在十七世纪仍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法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古典主义者提出发挥理性的调节作用,以“健全的理性”战胜自发的个人主义倾向。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能够克制个人情欲、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的英雄。他们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条准则: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社会和国家效力。他们把巩固和加强统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已任,并大力宣扬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悲剧作家高乃依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理性和情感、意志和欲望、义务和激情的冲突为主题的,而胜利永远属于理性,意志和义务。当然,不同的作家往往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赞美理性原则的。拉辛的一些作品侧重对封建贵族的龌龊行为进行揭露和谴责,他把贵族荒淫无度的本性归结为情欲战胜理智的结果。这就从反面告诫人们:一旦理性丧失,人和社会就要偏离常轨。
三 模仿古代作家采用历史题材
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每一种体裁的典范作品在古代就已经创造出来了, 后世作家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范例。古典主义家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中发现了理想的英雄人物,因此他们自觉地依从古代大师的创作经验并以此为荣。拉辛在其悲剧《依菲热妮在奥利德》的序言里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力求更紧密地追随欧里庇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者)。我要说,我的悲剧中最受赞赏的一些地方都要归功于他。我之所以愿意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这些赞赏更坚定了我一向就有的对于古代作品的敬仰。”布瓦洛在评论拉辛和莫里哀的艺术成就时,也没有忘记从古代文化中溯源:“形成拉辛的是索福克勒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者)和欧里庇得斯, 莫里哀是从普拉图斯(古罗马喜剧作家——著者)和泰伦斯(古罗马喜剧作家——著者)那里学到他的艺术中最为精妙的东西的”。
古典主义作家注重加工处理现成的故事情节,他们常常从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文学和历史中寻觅题材,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高乃依的《贺拉斯》和《西拿》均为古罗马题材的悲剧,拉辛的《安德洛玛克》和《费德尔》则直接取材于古希腊悲剧。当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原有的情节,
而是运用艺术手法把自己的意图和主张注入到那些古老的故事之中。以高乃依的《熙德》为例,该剧虽然是以十一世纪的西班牙骑士熙德的故事为题材, 但剧中的主人公却具有崇尚理性、拥护王权的时代特征。显然,作者是在以古喻今。
四 依形式论尊卑为戏剧定戒律
理性在古典主义者的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理性是衡量艺术美的主要标准,古希腊、古罗马大师正是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创作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了保证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成为指导文艺创作的首要原则,古典主义理论家制定出一整套象数学公式一样精确的艺术法则, 这主要包括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和文学体裁的划分法。
所谓“三一律”实际上是指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一致的规则。具体地说就是:一出戏只演一个事件,剧情必须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时间跨度不能超越一昼夜。理论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把“三一律”概括为:
一个地点、一天、一个既成事实从头到尾把戏剧加以充实。
这里,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三一律”形成的过程。早在十六世纪中叶,就有人提出过这个主张,但在 1630 年以前,“三一律”并没有成为剧作家普遍接受的规则,甚至还有人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要求保持创作的独立性。随着古典主义的兴起和文学艺术规范化工作的深入,法国剧作家梅雷(1604——1686)从 1630 年开始在悲剧中运用“三一律”。这首先引起了黎塞留的注意,当时他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戏剧创作的动向。他认为艺术应从属于国家,作家的创作要严格遵守规则以便接受政府的监督。梅雷的作法正符合黎塞留的意图,得到官方的赞许。此后,评论家夏普兰在《关于戏剧艺术的信》和《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中,借亚里士多德的名义要求剧作家接受这一戒律。这样,“三一律”便成为当时法国悲剧创作的唯一准则。那么“三一律”究竟是不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确实强调过戏剧“动作或情节的整一”,但根本没提出过地点的整一,因为古代戏剧没有幕间休息,不存在变更地点的问题。至于时间的整一,那只不过是希腊剧作家在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用法,并没有什么人把它作为一种创作理论特别地提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
(1651——1722,法国翻译家,曾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著者)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间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现在问题就清楚了,“三一律”是十七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确定下来的一种艺术戒律。“三一律”适应了戏剧情节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高度集中的要求,因而使得古典主义悲剧在结构上具有严密紧凑的特点。但“三一律”要求人们按照预先规定的理论进行创作,极大地束缚了艺术家的能动性,给古典主义戏剧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形式上过于拘泥,
内容上或多或少留下了枯燥无味的纯理性的痕迹。
除了“三一律”外,对文学体裁等级的划分是古典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规则。古典主义理论家把文学体裁分为“高雅的”和“鄙俗的”,并为不同等级的体裁指定出相应的文学语言和剧中人物。在古典主义理论中,悲剧属于“高雅的”体裁,必须用崇高动人的英雄诗体来写,以表现高尚的情感;喜剧属于“鄙俗的”体裁,使用的语言应是通俗而随便的诗句,甚至可用散文体来完成。悲剧中只能出现英雄人物,如国王、王子、朝臣与将领;喜剧中的人物只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市民。不同体裁之间的界限是明确而绝对的,作家在创作时切不可越雷池一步。
五 强调概括描述忽视个性刻画
古典主义理论不强调描绘具体人物的肖像和人物的个性化特征,认为艺术应当表现经过概括的全人类的典型。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主义者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西俄夫拉斯塔斯的影响。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继承者,西俄夫拉斯塔斯在《性格论》这部著作中,依据人类性格的主要特征,把人分成谄媚者、守财奴和说谎者等类型。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者对他的性格学说推崇备至,认为古人所描述的人类的典型性格是永恒不变的,就象时代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地球的面貌一样。在他们看来,各个时代的父与子都是一个模样, 艺术家越是忠实地描述这种永恒的形象,就越能更快地取得艺术成就。由于古典主义作家忽略了特殊因素和偶然因素在性格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流于概念化和类型化。
六 注重道德说教旨在抑恶扬善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就认识到文艺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艺不但要给人以娱乐,更要给人以教育。他们指出,要使民众摆脱迷信和愚昧,必须做大量的启发教育工作,诗人和艺术家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古典主义作家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这一传统,并把艺术的教育功能具体化为抑恶扬善。他们在创作时,总是向自己发问:作品对于邪恶揭露得彻底不彻底?对于善行宣扬得充分不充分?拉辛在谈论他的悲剧《费德尔》时说:剧中女主人公的任何一个坏思想,任何一个坏动机都受到了指责。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最恰当的艺术手法体现出教育与训诫的原则。除了上述几种基本特征外,古典主义理论还主张“模仿自然”,追求“逼
真”,并提倡语言简洁明了,反对文字枝蔓,意义含混。这些内容在前面有关的章节中已作了介绍和评论,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