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对于古典主义文学的扶植与监控

古典主义为什么能够在法国文坛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久盛不衰呢？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方的大力扶植与资助。

一国王对作家的封赏与庇护

为了招揽文人学士，君主政体制定了一系列抚慰性措施，例如颁发奖金、授予津贴、加封头衔等，古典主义作家大都领受过此类“殊荣”

早在亨利四世时期，封赏作家之风就已开始。法国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莱伯因当时写了几首赞美王室的颂诗，就被请入宫中，作为官方诗人供养起来。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者高乃依，在创作初期受到首相黎塞留的注意，随后被吸收进五人创作班子写喜剧，这样他就可以享有一笔丰厚的年俸。悲剧作家拉辛，也因歌颂国王多次受赏。文艺理论家布瓦洛，一次在宫廷中朗诵自己的诗作，路易十四听罢，当场宣布赐给他两千法郎的年金。就连与下层阶级有所接触、对穷苦人的悲惨境遇怀有同情感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也接受过官方的恩赐，得到过国王的庇护。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官方拟定了作家名册，正式建立了政府颁发年金的制度。

官方对于古典主义作家的扶植与资助，本意是拢络文人，使其为巩固君主政体效力。但客观上，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典主义作家，促进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659 年，莫里哀的剧团在巴黎上演他来巴黎后创作的第一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这部剧讽刺了法国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丑态，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生活的空虚本质。莫里哀把上流社会所推崇的“高雅”情趣搬上舞台加以嘲弄，触怒了巴黎的贵族，使得该剧一度被禁演。路易十四得知这部剧后，对其中嘲讽贵族习气的倾向颇为欣赏，曾几次亲临王宫剧场观看演出。国王的支持，使巴黎的舆论倒向了莫里哀一边，但也加深了贵族集团对他的敌意。不久，反对者拆毁了剧团的演出厅，妄图使莫里哀及其剧团在巴黎无处安身。在这危难之际，路易十四把王宫剧院拨给莫里哀等人，作为他们固定的演出场所。由此观之，古典主义喜剧得以创立和发展，与王权的庇护是分不开的。

二法兰西学院及其主要成员

在对作家行赏赐衔的同时，王权丝毫没有放松对文学艺术的监督与控制。政府除了建立出版检查制度外，还创设了法兰西学院（或称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以组织形式保证统治者的意志在文艺领域中得到贯彻，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观念。

法兰西学院正式成立于 1635 年，倡导者是当时的首相黎塞留。学院是官方的学术团体，由四十名院士组成，其中包括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和学者等。学院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文字，修订语法；确立统一的美学原则；注意当前的创作动向，对不符合君主政体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为了提高进入学院的作家和学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见解和作品在公众的心目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政府授予学院院士“不朽者”的称号。同时还规定，院士的名额为四十位，实行终身制，只有当某位院士去世后，才能通过内部选举

增补新人。

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中，夏普兰（1594——1674）是应首先提到的一位。他是官方的文艺评论家，深得宫廷的宠信，在古典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从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君主政体对于文学的干预与影响。1636 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在巴黎上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但一些贵族文人却对此大肆诋毁。黎塞留对剧本也不满意，在他的示意下，法兰西学院以权威的口吻发表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份意见书的执笔者就是夏普兰。当时，学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贯彻工权意志的工具，面对由夏普兰起草、体现当权者意志的意见书，高乃依自知无力还击，不得不俯首就范，这件事在法国文坛曾轰动一时。作为文艺批评家，夏普兰认为，评论具有与科学相似的严格性，评论是达到真理、提高认识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影响下，法兰西学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条的、理性的和分析的评论理论。所谓“教条的”，是说既然文学作品有优劣之分，那么就得有一套判别良莠的法规，评论家就是执法者。所谓“理性的”，是说作品的长处和短处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加以解释和说明。所谓“分析的”，是说整体美由许多个体美构成，评论家可以通过分析每个局部的价值来判断整体的价值。另外，夏普兰还为政府财政部门拟定了作家名册，参与了建立官方颁发年金制度的工作。

除了夏普兰以外，法兰西学院中比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孔拉尔（1603—— 1675）、沃日拉（1585——1650）和巴尔查克（1597——1654）。法兰西学院成立以前，一些作家经常聚集在孔拉尔的寓所中谈论政治和文学问题，这使黎寒留产生了组建一个官方学术团体的念头。学院成立后，孔拉尔是首任秘书长。沃日拉是语法学家，1647 年他发表的《法语考评》被后世法国语言学家视为语言史上的里程碑。他提倡语言的规范化，反对随意编造新词，认为宫廷语言是“好的语言习惯”。《法语考评》问世后，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高乃依等人在创作时都必备此书，以作参考。沃日拉还主持过一段《法兰西学院字典》的编纂工作。

巴尔查克开创了书信体评论这一形式，他的书信集共二十七卷，内容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时尚等方面。他认为，文学作品首先要明晰，作者应懂得怎样遵循逻辑顺序并选用准确的词汇来把事情说清楚，以“尽力使妇女和儿童理解”。他写作时，不但力求逻辑合理，语法规范，而且特别注重选词准确。他强调要尊重习惯用法，即巴黎上流社会的用语。巴尔查克把外省方言和古文都置于“习惯用法”之外，加以摒弃。在他看来，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各有用场，不可混同。对于因用词不当而造成的不和谐效果，他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有些词约定俗成地用在诗句中，而不适合于散文⋯⋯ 象写诗那样来写散文，在通常的交往中尽用些稀奇古怪的词汇，就等于在宫殿或教堂里身着舞衣，就等于在戴草帽、穿便鞋的人群之中头顶高冕，足登统靴，⋯⋯”。巴尔查克对散文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常常把他和终生致力于语言规范化工作和建立古典主义诗法的马莱伯相提并论。

除了对那些不符合王权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外，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制定文化领域中各种规范化准则的工作之中。法兰西学院对于古典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