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乃依的悲剧

《熙德》（1636）是高乃依全部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古典主义悲剧。这出五幕诗剧，是以西班牙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熙德的故事为题材写成的。高乃依从中世纪史诗和骑士文学中获得了有关熙德的材料，在创作中还参考了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1569——1631）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

剧中的主人公罗德里克是西班牙贵族青年，其父狄哀格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老臣。罗德里克与伯爵高迈斯的女儿施曼娜相爱，不久将要举行婚礼。当时，国王正在为太子选师傅，高迈斯自恃对国家有功，认为这个位置非他莫属。但国王选中了狄哀格，高迈斯觉得受到了屈辱，于是与狄哀格发生了争吵。盛怒之下的高迈斯打了狄哀格一记耳光，根据封建荣誉观，挨人耳光乃是奇耻大辱，狄哀格对罗德里克说：“没有光荣，我也不配生存”，要儿子为他报仇雪耻。罗德里克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家庭荣誉，还是要个人爱情？最后他决定要洗刷家庭所受的耻辱，在决斗场上杀死了高迈斯伯爵。施曼娜得知后痛不欲生，她高喊着“以血抵血”，请求国王处决罗德里克。但在内心深处，她仍一往情深地爱着罗德里克，她对保姆所说的“我要他的头，又怕得到手”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复杂心理。因此，当罗德里克主动跑到施曼娜跟前请她处置时，她反到犹豫起来。这时，摩尔人前来进犯，狄哀格鼓励儿子上阵杀敌，报效国家。罗德里克出奇制胜，击溃了入侵者，还俘获了摩尔人的两个国王，他们都把罗德里克尊称为“熙德”（即“君王”之意）。当罗德里克大胜而归后，施曼娜再次向国王提出报杀父之仇的要求，并选定了另一个向她求爱的贵族青年唐桑士为她的决斗手。国王接受了她的请求，当场宣布：谁在决斗中获胜，施曼娜就做谁的妻子。罗德里克认为，人心是不能用武力赢得的，因此在决斗前他向施曼娜表示：“我是去赴死，不是去决斗”。其实，施曼娜的内心一直是矛盾的，她对罗德里克的爱情始终没有动摇，此时她向罗德里克吐露了真情，要他“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英雄受到爱情的激励，在决斗中击败了对手。故事的结局是美满的：遵照国王的旨意，施曼娜服丧一年之后，与罗德里克结为夫妻。

在这部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主要矛盾：是维护封建荣誉，还是照顾婚姻爱情？根据传统的封建观念，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须置爱情于不顾，无条件地服从荣誉与责任的需要。但高乃依并没有作出这种简单的处理，从形式上看，他始终把荣誉和责任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上，罗德里克与施曼娜的爱情最后也得到了满足。可见，作者并没有把封建道德观念看作判断是非的唯一准则，这种既维护封建荣誉观念，又兼顾个人幸福的处理手法，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另外，高乃依还通过对施曼娜思想变化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国家的利益高于家族的利益，保持家族荣誉和为亲人复仇的责任应让位给公民对国家的义务。

《熙德》的艺术特色是，剧情冲突尖锐，人物形象鲜明，内心刻画细腻，戏剧效果强烈。从一开始，高乃依就把主人公罗德里克置于家族间的冲突之中，使他在父亲和女友、爱情和荣誉面前必须同时作出选择与牺牲。这样做会失去幸福，而那样做又会使他感到屈辱，两种选择互相排斥，不可调和。施曼娜内心的情感就更为复杂了，一方面她要除掉罗德里克以报杀父之仇，另一方面她深深地爱着他，认为失掉他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现在，让我们

听听她的自白：

我还是要尽我的最大力量为父报仇，然而，尽管这桩残酷的义务必得履行，

我唯一的希望，却是愿任何事也办不成。高乃依设计的这段台词是十分绝妙的，听了以后会使人感到，施曼娜在理智上接受了替父报仇的伦理规范，而在内心却讲着另一种语言。矛盾的心理导致了矛盾的行动，请看：她发誓要严惩罗德里克，但当罗德里克亲手把宝剑交到她手上要她把自己杀死时，她却害怕碰到这件可以使她复仇的武器；她的保姆向她讲述罗德里克抗击摩尔人的功绩时，她迫不及待地问：他受伤没有；当国王对她开玩笑地说，命运已经进行了判决，罗德里克在战场上负伤阵亡时，她立即面如土色；她亲自派唐桑士去与罗德里克决斗，可是当她误认为唐桑士杀死了罗德里克时，却粗暴地把这位决斗士赶跑；在痛苦地沉思时，她明白罗德里克无罪，但当她的愤怒重新迸发时，她就一次又一次地诅咒和谴责他。高乃依塑造了一个焦灼不安而又真诚倔强的灵魂，以此来展示由感情和义务导致的悲剧性冲突。高乃依笔下的人物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特征。罗德里克的父亲狄哀格是国家之重臣。对封建君主忠贞不渝，他宣称：

我们应当服从至尊的威权，

国王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就无须乎再加考虑。

他把封建家族的荣誉视若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年轻的罗德里克虽然受的也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但他对纯洁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十分渴求，因此在荣誉与爱情的选择上，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他杀死了高迈斯以后，曾沮丧地说：为了给父亲雪耻自己放弃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对此，满脑子封建观念的狄哀格竟毫不理解，他的逻辑是：

我们的名誉只有一个，而情人却很多；名誉是义务，而爱情只是快乐。

对此，罗德里克的回答既有理，也有情：

你竟叫我对爱情变节！战士无勇固然可耻，情人负义也不光荣！

父子之间的对话，体现出两代人在处世观上的差异。剧中的国王是作为冲突的仲裁人和调停者出现的，在他的开导下施曼娜放弃了复仇的愿望，与罗德里克重归于好。作者把国王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反映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君主寄予的厚望。《熙德》的剧情，是随着冲突的产生与激化而步步深入的，因此戏剧效果十分强烈，观众为罗德里克的不幸而哀叹，为他的战绩而欢呼，一时间，熙德（这是摩尔人对罗德里克的尊称）成为当时法国人衷心爱戴的英雄人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创作技巧上看，《熙德》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

这就是有的地方语言过于典雅。试以第二幕为例，罗德里克和高迈斯的决斗是从彬彬有礼的辩论开始的，两个敌手在交锋之前讲着整段整段优雅的语言，显示了作者纯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描写既不符合实情，也与第一幕中高迈斯和狄哀格争辩时所表现出的粗暴态度不一致，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熙德》上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但也受到一些贵族文人的指责，其中以乔治·德·斯居戴利（1604——1667，法国小说家，女雅士玛德莱娜·德·斯居戴利之兄）的《关于<熙德>的看法》措词最为激烈，他振振有词地声称：“《熙德》的主题毫无价值，它违背了诗剧的主要准则，在通篇的安排中缺乏判断，拙劣诗句屡见不鲜，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剽窃来的，因此，人们说它好是全无道理的。”他还要求法兰西学院对此作出裁决于是，经黎塞留同意，夏普兰起草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指责高乃依违反了“三一律”，对《熙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是所谓的“《熙德》事件”。

《贺拉斯》（1640）是“《熙德）事件”之后，高乃依创作的第一部悲剧，取材于古罗马故事。罗马和阿尔巴是两个独立的城邦，彼此交战多年，胜负未分，最后双方商定，每方出三个人进行决斗，胜者将统一管理两个城邦。罗马人的代表是贺拉斯家的三兄弟，另一方的代表是居里亚斯家的三兄弟，他们不但相互认识，而且两家还是姻亲：小贺拉斯的妻子是居里亚斯兄弟的妹妹；小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贺拉斯家的独生女卡米拉。小贺拉斯被选中参加决斗后，表示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一切——生活、爱情和友谊。小居里亚斯的内心却极为予盾，他抱着不得已的忧伤心情去参加决斗。决斗开始后，有人报告说：贺拉斯家的两个儿子被杀死，小贺拉斯落荒而逃。老贺拉斯对小儿子的怯懦大为愤慨，赌咒一定要亲手除掉这个使罗马和家族都蒙受了耻辱的逃兵。其实，小贺拉斯并非真正逃跑，而是在用诱敌之计：他使居里亚斯三兄弟拉开了距离，然后把他们分而诛之，最后的胜利属于罗马一方。小贺拉斯返回罗马时，遇到了他的同胞姊妹卡米拉，他本期待着他们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泪水和呻吟：卡米拉正为失去自己的未婚夫痛哭流涕。卡米拉指责了小贺拉斯的灭亲之举，在暴怒中他杀死了卡米拉。此后，小贺拉斯受到了审判，但终因对国家有功而赦免于罪。

《贺拉斯》一开始便使人感到义务和感情之间的最尖锐的悲剧性冲突：贺拉斯三兄弟与居里亚斯三兄弟，将担负起用自己的双手去毁灭自己的亲人以为国争光的责任。剧中主要人物是小贺拉斯和小居里亚斯，他们的性格迥然相异。在对待决斗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人性格的典型特征。当得知要与居里亚斯兄弟决斗时。小贺拉斯毫无不安之感，他以临战的姿态向对方宣布：

你看，罗马选中了我，还有什么可犹豫？

我是你的姐夫，现在就要和亲如兄弟的人决斗，但我的灵魂已经沉醉在自豪的欢愉中。

让我们结束这场不起作用的空谈，阿尔巴的对手，从今你我视同陌路。

在他看来，为了公众的事业去战胜不相识的敌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任

务，这只是普通的功勋，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做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要这样做。但是，去杀死你所爱的人，去和亲如手足的人厮杀，对那些你宁愿用整个生命去保卫的人举起武器，则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样的勇气。

小居里亚斯的性格比较温和，当他得知自己要与贺拉斯兄弟决斗时，忧伤地叹息道：“祖国所有期待的，正是友谊所畏惧的东西！”但他同样是一位爱国者，他并不想逃避个人的义务，只是不象小贺拉斯那样奢望着建立不朽的业绩。请听听他的自白：

我为沉痛的荣誉而自豪，绝不后退，

我惋惜我们的友谊，虽然奖赏使人欢喜。如果罗马需要更英勇的行为，——

那么，感谢上天，我不是罗马人，在我身上还保存着一点人的感情。

这段话中的后半部分，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体现出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实际上，高乃依对小贺拉斯狂热的尚武精神进行了适度的谴责，并把他杀死卡米拉视为一种罪行。人民宽恕熙德，因为在他的过错中不包含罪行。国王赦免了小贺拉斯，但作者却不让人民来宽恕这一罪行。《贺拉斯》虽比《熙德》更富有悲剧色彩，但其主人公远不如罗德里克那样令人为之动情。与《熙德》相比，《贺拉斯》中的语言更为出色，不但纯朴而且深刻，两家兄弟在出征前与亲人的诀别语尤为感人。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作家伏尔泰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我想从全部古代和外国的戏剧中去寻找类似的场面，寻找象这类灵魂的高贵、哀痛与端庄的结合，结果没找到。我特别留意到，就连在希腊人那里也找不到这一类东西。”

《西拿》（1640）是一部政治悲剧，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西拿是罗马名将之后，他的先人宠贝是奥古斯都的养父凯撒的敌人，他虽与皇帝奥古斯都有宿仇，但并无反叛之心。爱米莉与奥古斯都有杀父之仇，尽管现在皇帝对她恩重如山，但她复仇之心一直未泯。她在爱恋着她的西拿身上点燃对奥古斯都的仇恨，煽动他去组织反对皇帝的阴谋活动，并答应事成后以身相许。就在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时，皇帝召西拿和马克西姆进宫，想听听他们对于国家体制的设想。西拿主张维持君主制，反对共和政体，奥古斯都接受了他的意见。马克西姆也在爱着爱米莉，出于嫉妒，他告发了西拿。皇帝得知后十分震惊，他断然没料到，这样一个坚定的专制政权的捍卫者竟是个阴谋家。于是，他与妻子莉维亚商量，用什么办法惩罚祸首。皇后劝他不要动用武力，而应以仁待人。经过反复地思考，奥古斯都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他没有惩办西拿。面对皇帝的“仁慈”，爱米莉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追悔莫及，表示今后一定以忠君为本。

《西拿》之所以被称为政治悲剧，是因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由剧中人进行的长篇政治辩论构成的。在剧本的前半部分，西拿与马克西姆当着皇帝的面就国家形式的选择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西拿迫切陈词，力劝奥古斯都继续执政，认为国家必须继续维待君主制。他对皇帝说：

⋯⋯自由只能造成内战的危机。在危及世界的混乱状态中，

一个人不愿意做主，第二个人也是这样。陛下，为了拯救罗马。

必须由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仁慈的执政者把它统一起来。

马克西姆在这场政治辩论中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国家形式不必强求一律，有的民族喜欢君主政体，有的民族喜欢社会自由。他希望奥古斯都放弃权力：

幸福可以把我们带到权势的顶峰，但最高尚的英勇精神则是放弃权柄，在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

能够蔑视业已到手的政权。

奥古斯都最后接受了西拿的主张，愿意继续执政。这显然表达了作者的意愿。十六世纪后半期，法国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个敌对的营垒，宗教战争延续了几十年，民众饱尝内乱之苦。高乃依创作《西拿》的时候，是路易十三统治时期，那时胡格诺战争虽已结束，但内乱仍时有发生。西拿的主张体现了古典主义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拥护中央王权、反对分裂势力的政治倾向。另外，在“劝进”词中，西拿把共和政体与建立国家秩序对立起来，认为“民众作了主人，只会导致内乱⋯⋯最坏的国家就是民众统治的国家。” 这无疑是作者的历史局限性所使然。

在剧本的后半部分，奥古斯都与皇后莉维亚就怎样惩治阴谋分子进行了关于实施仁政的辩论。莉维亚首先回顾了历史：数不胜数的反叛者，这些被降伏了，那些又铤而走险，没完没了，就象多头蛇砍而复生的头一样。接着她劝导奥古斯都：

您的严厉产生不了任何效果，

⋯⋯

在西拿身上试一下仁慈所能起的作用吧。惩罚他会使骚动着的城市更加动乱，

原宥他则会有利于您的声誉；

您的严厉措施只会激怒他们的人，但他们也许会被您的善心所感动⋯⋯ 仁慈是最美的标志，

它能使天下辩认出一个真正的君主。

为了“在西拿身上试一下仁慈所能起的作用”，奥古斯都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委以重任，这使西拿感恩不尽，表示“作奥古斯都的奴隶是光荣的”。于是，这场阴谋叛乱活动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对于作者在剧中所宣扬的“仁政”思想，我不想多作评论。我只想说，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法国国内重新实行宗教迫害的史实足以表明：封建君主的“仁慈”是靠不住的。

从艺术上看《西拿》具有严重的缺陷。全剧唯理主义味道十足，剧中人不过是不同政治观点的体现者，既无丰满的形象，也无鲜明的性格。剧中虽

然也有对爱情和嫉妒之心的描写，但十分平淡与牵强，与主题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另外，对于剧中人思想变化的原因，作者交代得也不清楚，这不但影响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而且还给观众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继《西拿》之后，高乃依创作了以基督教徒殉教为题材的悲剧《波里厄克特》（1643），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波里厄克特是亚美尼亚的一个封建领主，他的妻子波利娜是罗马驻亚美尼亚总督的女儿。波利娜原来与塞维尔相爱，但那时他只是个下级军官，既无财产，又无名望，他们的婚事遭到了波利娜父亲的反对。若干年后，塞维尔成了一名出色的将领，奉罗马皇帝的旨意他来到亚美尼亚惩办基督教徒。波里厄克特这时已改信了国家法律所禁止的基督教，为了表示对新教的笃诚，他还大闹祭祀场所，毁坏了那里的神像，因而被关押起来。当局为了恐吓他，把他的同伙处决了，但这更坚定他殉教的决心。波里厄克待殉教后，他的妻子波利娜也宣布改信基督教，她的父亲、当地总督对于处决波里厄克特一事十分懊悔，于是也随着女儿改信了基督教。塞维尔并没有宣布自己改信新教，但他却主张信仰自由。

我们知道，高乃依的少年时代是在耶稣会主办的中学度过的，从小受天主教影响较深，这一点在《波里厄克特》中有较明显的体现。高乃依通过波里厄克待殉教一事，赞扬了宗教徒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另外，他还设计了波利娜和她的父亲在波里厄克特死后改信基督教的情节，目的是向人们表明，殉教者能产生多大的感召力。但这部剧真正的意义还在于塞维尔最后所说的那几句话：

让每个人去信仰自己的神，

让每个人对他所需要的神去膜拜，而不必担心受迫害。

在法国历史上，异教徒从来都是处于受迫害的地位，直到亨利四世于 1598 年颁布了“南特敕令”，法国才确立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可以说，《波里厄克特》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该剧的不足之处是，作者对于波里厄克特的描述，留下了许多公式化的痕迹，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剧中许多场面都表现了他狂热的言行，但并没有多少真正感人之处。作者对于他死前的处理也是不成功的。波里厄克特反复地嘱咐波利娜，在他死后一定要嫁给她以前的恋人塞维尔，好象很有气度，但最后却加上这么一句：“如果你爱我，就和我一起死吧”。这使人觉得，他在临死前并非坦然自若，极大地削弱了殉教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