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洛及其理论

一布瓦洛的文学活动

布瓦洛（1636——1711）是法国最具有权威性的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原则的不易经典。布瓦洛出现于文坛的时候，法国古典主义已经形成，但他系统地总结了数十年来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集中地阐发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确定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界限，指出了不同体裁的特点，从而成为整个欧洲古典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布瓦洛生于巴黎，父亲是高等法院的书记官。他在巴黎大学修习过神学

和法学，并获律师职位，但他对宗教和法律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一心只想当诗人。1657 年，他继承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从此便踏上了文学之路，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他的主要作品是：《讽刺诗》（共十二篇）、《书简诗》（共十二篇）和《诗的艺术》。在《讽刺诗》的前几首中，布瓦洛把矛头直指没落贵族，对这个阶级的弊端陋习大加挪揄。初入文坛的布瓦洛思想敏捷，不平则鸣。当初，莫里哀因创作《太太学堂》而遭到顽固势力的攻击，那时布瓦洛年仅二十七岁，还不认识莫里哀，但他仗义直言，写诗赞扬莫里哀以回敬那些无耻之徒：

莫里哀，许多妒嫉的才子，竟敢蔑视你最美丽的作品，

他们的谴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你的可爱的天真烂漫

将一代又一代地

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1677 年，布瓦洛在关于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争论中，坚决站在拉辛一边，并写了书简诗《论仇敌的功用——致拉辛先生》，来安慰这位被反对者搞得心灰意懒的悲剧作家：

法国诗坛以你的才华为荣耀，它将无所顾忌地把你保护，并将为你展示公正的前景。

他还辛辣地嘲讽过一大批雕琢派诗人，其中包括基诺（1635——1688，法国诗剧作家）、普拉东（1644——1698，法国诗人，参与过对拉辛的围攻）和科坦（1604——1682，法国教士和诗人）。夏普兰当时深得官方的宠信，是法兰西学院的要人同时负责政府向作家发放年薪的工作，可谓权势逼人。但年轻的布瓦洛敢于蔑视权贵，十分尖刻地挖苦了他的史诗《贞女传》：

纵然拍额头咬手指亦是枉然，我无法从大脑的缝隙中寻觅

比《贞女传》更生硬造作的诗句。

猛烈的抨击使夏普兰的威望一落千丈，显示了布瓦洛初入文坛时的过人的胆识。

布瓦洛颇具锋芒的讽刺诗，引起了法国诗界的瞩目，同时也受到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为了求得王权的庇护，1665 年起他开始出入宫廷，与国王有了直接的接触。《书简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呈献给路易十四或题赠与达官贵人的。他曾在宫中亲自为国王朗诵自己的诗作《论和平的益处》，并因此得到过封赏。布瓦洛在这一阶段创作的颂诗，标志着在封建统治的压力下，他对待贵族阶级的态度从心怀不满转向了委曲求全。1674 年，他发表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著作《诗的艺术》，成为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1677 年，路易十四任命他为王室史官，此后布瓦洛停止创作达十几年之久。1684 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687 年，法国文坛爆发了一场“崇古派”与“厚今派”之间的大论战，史称“古今之争”。布瓦洛作为“崇古派”的理论家参与了这场论战，这也是他后期主要的文学活动。

二古典主义的理论大全——《诗的艺术》

俄国诗人普希金作过这样的评论：“布瓦洛，一位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的诗人，发表了自己的法典，连文学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这里所说的“法典”，就是指布瓦洛于 1674 年发表的文艺论著《诗的艺术》。

《诗的艺术》是用匀整的亚历山大诗体写成，每行十二个音缀，全长一千一百行。布瓦洛并不是古典主义理论的发明者，他的独到之处是把这些理论用简练通畅、便于记忆的诗句融会贯通地表述出来，因此，人们称他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总论，叙述了一般性的原则，例如，其中包括创作必须有灵感；热爱理性，按马莱伯所提倡的去做等。第二章论述“次要的”诗体：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和歌谣等。第三章论述“主要的”诗体：悲剧、史诗和喜剧。第四章是有关道德修养的说教和对作家的规劝与希望。

布瓦洛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归根结蒂就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诗人大声疾呼：

爱理性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他认为，理性创造了美，而美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这里需指出的是，布瓦洛所说的“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笛卡尔所提出的作为科学推理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封建王权的理性法度，即君主专制政治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正是从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出发，布瓦洛排斥市民作家，否定一切不符合封建文明的文学作品。他反对“过火”、“离奇”和“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主张一切应合乎“常情常理”，要“防止过偏”。布瓦洛这种强烈的“秩序”观，正是封建王权的政治需要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

布瓦洛认为，模仿“自然”是文学的基本任务。他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继承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自然也就是真，一接触就能感到”，“没有再比真更美的了，只有真才是可爱”，“愿自然是你唯一研究的内容”。简言之，他给艺术美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美就

是真。布瓦洛把逼真地模仿自然视为美的条件，完全符合文艺反映现实的基本原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布瓦洛那个时代，古典主义作家确实十分重视“逼真”的原则，拉辛在给自己的悲剧所写的序言中，总要提到戏剧冲突与人物性格是否逼真这个问题。从正确的角度理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自然”是指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然而，布瓦洛在提倡逼真地模仿自然的同时，却又向诗人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你要出入宫廷，你要熟悉城市；前者与后者，都永远富有范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他是用“宫廷”和“城市”来指代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诗人和作家创作的源泉。这样，布瓦洛把“自然”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以至无法包容全部客观世界，广大民众的生活也就被排除在“自然”之外了。在创作观上，他不主张文艺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要求作品首先要适合宫廷的审美趣味。他和莫里哀是朋友，但他反对莫里哀接触民众，与民为友。他赞场莫里哀的“高级喜剧”《吝啬鬼》和《恨世者》，原因是这两部作品可登大雅之堂。但对莫里哀的另一出喜剧《司卡班的诡计》，布瓦洛却表现出极大的厌恶，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莫里哀迁就了庸俗观众的鉴赏力，因而贬低了自己的才华。由此不难看出，布瓦洛的艺术观具有十分明显的贵族倾向。

古典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愉悦性和教诲功能。亚里士多德的“陶冶论”和贺拉斯的诗句“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欢，这才符合众望”，为文学作品的趣味性与道德寓意的统一提供了源远流长的依据。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拉封丹认为：“在这些虚构的体裁中，必须兼顾教诲和使人愉悦”。莫里哀则强调说：“喜剧的义务是在给人以娱乐的同时使其受到教育”。理论家拉潘在《关于诗的思考》中明确指出：“诗要写得赏心悦目，目的是使人有所裨益，趣味性仅仅是诗借以达到有益目的的手段，它一旦臻于完美，就成了教导公众的道德准则。”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的最后一章中，以激越的诗句重申了古典主义的这一创作原则：

作家们，洗耳恭听我的规劝！是否要丰富的虚构招人喜欢？

愿你们给予人的充满广博知识的教益处处把真实、实用与趣味紧系，

聪明读者不会枉然消磨光阴，而总是想借娱乐来补益其身。愿你们的心灵、美德寓于辞章，愿它们总展示你们高贵形象。

为取悦读者，他主张“不管你写什么，要避免鄙俗卑污”，对于诗作要反复修改、不断润色，以求诗句显得“华丽”、“雅洁”、“谐和”和“工巧”。布瓦洛推崇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是表现“崇高”、“雄伟”和“悲壮”的典范。

在西方文论史上，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公元前 335

年）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约公元前 19——18 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艺术的本质是模仿”的观点；贺拉斯在《诗艺》中重申了文学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观点，并在论述文艺的作用时，明确地提出了“寓教于乐”的原则。他们的这些思想，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极大。作为后来者，布瓦洛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先师们的思想，《诗的艺术》的问世使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臻于完善。在这部著作中，布瓦洛还提出了诸如内容决定形式、认真观察生活、语言简洁明确、结构严谨完整等一系列主张，体现出作者现实主义的倾向和严肃负责的创作态度。但布瓦洛把古典主义的原则视为亘古不变的法则，并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划定了绝对的界限，这就阻碍了艺术的发展，堵塞了人们探索新的美学境界的道路。

由于《诗的艺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号召艺术家为宫廷的需要而创作，因而受到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的欣赏，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普希金把布瓦洛称作“法兰西蹩脚诗人的严峻法官”，这是因为他对不合法则的诗作是绝不姑息的，他的批评常使人战栗不安。对于有才华的作家，他以诚相待，视为知已。在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中，他把莫里哀摆在第一位，并与拉辛结为终身挚友，作家们大都愿意倾听他的忠告。《诗的艺术》影响长达一百多年，对欧洲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后，布瓦洛所制定的种种规则才被彻底革除，这意味着古典主义思潮最终退出了文坛。然而，作为古典主义的权威论著，《诗的艺术》已被载入了文学史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