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喜剧的特征

莫里哀的大部分喜剧，是他从外省返回巴黎后的十四、五年间创作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代表着他喜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我们总结分析莫里哀喜剧特征的主要依据。

一 强烈的战斗精神

莫里哀十分重视喜剧的教育功能，认为剧作家有权干预社会生活。他指出：“即使是最出色的严肃的道德典范通常也不如讽刺那样有力⋯⋯当我们把那些恶习列举出来，使它们受到大家的嘲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给予它们以沉重的打击。”莫里哀的这一思想，贯穿在他全部优秀讽刺喜剧之中，是我们了解这位喜剧大师的作品的一个总纲。

在莫里哀生活的时代，中央王权与贵族和教会中的反动势力的斗争时起时伏，从未间断过。在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无情地揭露“时代的恶习”。莫里哀把喜剧作为武器，向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发起猛烈的攻击。他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以朗布耶公馆为代表的贵族沙龙，戳穿了上流社会“典雅”情趣的空虚实质；他对贵族糜烂淫荡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把假信士搬上舞台加以揭露，并把宗教教义的欺骗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冲锋陷阵，表现出在其他古典主义作家身上罕见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倾向。

另外，他把资产阶级的“恶习”也置于可笑的境地，进而给予辛辣的嘲讽。非法致富的放债人和醉心于贵族化的资产者，在他的笔下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总之，他向一切不利于时代发展的“恶习”开火，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 浓郁的时代气息

莫里哀喜剧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直接从现实入手选择讽刺的对象，这有别于古典主义悲剧借古喻今、从侧面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因而更具有战斗性和劝谕性。

莫里哀曾批评过古典主义悲剧在题材上远离当代生活的倾向。他认为， “描写英雄，可以随作者的方便。那是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肖像，象不象真的， 并没有人注意。你只须任凭想象力纵横驰骋就行了。想象力当然难免要抛开真实而追求神奇怪异。”但喜剧却应当“探究人们的可笑之处”，因此，作者的任务不是臆造而是写实。

莫里哀的喜剧之所以高于其他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主要原因就是他运用娴熟的现实主义笔法，生动地反映了法国人的实际生活。尽管他在塑造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时都作了一定的艺术夸张，但无论怎样，观众总是感到这两个形象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影子。莫里哀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色彩，还表现在剧中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景物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们能从道丽娜

（《伪君子》中的女佣）随口描绘出的当时法国外省生活的画面中，领略到

巴尔扎克“外省生活场景”的意境。

三 典型的人物形象

莫里哀强调喜剧的任务是“真实地描绘人类的毛病”，但喜剧形象绝不是肖像。这里，他暗示了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概括性。

正是运用概括和夸张的手法，他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为后世留下了象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这样的历久不衰的典型形象。在古典主义悲剧中，君臣王侯占据着舞台中心，而仆人、随从之类的角色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陪衬。与此相反，莫里哀在自己的喜剧中，有意塑造了一些与剧情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下层人物，他们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往往是智慧与正义的代表。下面，着重谈谈这类形象。这些下层人物在剧中虽然是以男仆女佣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们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太太学堂》中的尤尔耶特（女拥）一语双关地把阿尔诺耳弗比作牲口，巧妙地嘲弄了这个夫权主义者；《伪君子》中的道丽娜（女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伪君子达尔杜弗的险恶用心；

《堂璜》中的斯卡纳赖尔（男仆）对放荡无度的贵族主人作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吝啬鬼》中的阿箭（男仆）为了成全克莱昂特与玛丽雅娜的婚事，偷走了阿尔巴贡埋在花园中的钱箱，剧情随之遽变；《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男仆）巧施计谋，使两对情人结为百年之好，并在光天化日这下把主人痛打一顿。这些“卑贱者”所具有的机智、热情、狡黠的性格特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里哀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出上述形象，是与他长期接触广大民众的艺术实践分不开的。这些虎虎有生的下层人物，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而且也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大胆的挑战者。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贵族成员、心态各异的资产者和个性鲜明的男仆女佣，莫里哀是在巴尔扎克之前塑造人物形象最多的法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