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切地对他说: “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很好,我晓得。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官邸。周作民座车尚未到达,吴鼎昌就早早出门迎候。见面后,握着的手一直没松开,进入客厅,两人还站着良久地凝视着对方。
“八年啦,这可是不短的岁月啊。”吴鼎昌看着明显苍老的挚友慨叹着, 抬起左手拍拍对方肩膀,“你受苦啦。”
“怕是命中注定,没有办法的。有位高人给我看相说:‘少贫苦,青壮年做事一帆风顺,子孙不能如意,事业不能如愿。老年宜旷达,有财须散。’ 我生平不治生产,财呜乎有?可恨的是金城同仁们近三十年挣下的一点血汗钱招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到这步田地,不‘旷达’又欲何为?”周作民看着满头黑发红光满面的同庚老友,百感交集:同样是人,命运相殊何甚!吴氏自 1935 年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以来一帆风顺,当过贵州省主席,现在又当着国民政府文官长,春风得意。而我呢⋯⋯
吴鼎昌见他神色有异,忙说:“请坐,坐下谈。” “我盼望尽快见到蒋主席。”周作民开门见山他说。“不急嘛。请品茗,抽烟。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
周作民茶烟不沾,一口气把遭遇说完,说得吴鼎昌唏嘘不已。 “好吧,”文官长沉恩着说。“明天就找机会报告蒋主席,把你的情况
简略地给他介绍一下,然后请他安排时间接见你一次,放心,他对你了解并有好印象。这两个月,我就听他三次提起过你。可虑的是立法院那帮人,还有二陈⋯⋯很是讨厌。这样吧,你既然到了重庆就当是上大庙烧香,各路神仙菩萨但凡有点名分的都叩拜它一遍。至交如新之、公权辈倒不必着急,岳军在成都任上暂时也见他不着,先去见孔、宋、陈⋯⋯挨个儿来。蒋主席那里一有消息,我马上派车接你。”
“我听你的。谢谢。”
1946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 点 45 分,周作民被吴鼎昌接到国府文官处。
11 点 40 分,周作民在吴鼎昌陪同下驱车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微笑颔首以示迎客。
周作民鞠躬致敬。
“你好哇。这些年来你辛苦啦!”蒋介石把手伸给他,态度异常亲切。“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晓得的。但下面的人不晓得我的意思,更
不晓得你我的关系,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周作民说:“这些年来,我在沦陷区内仅将比较重要的事件托岳军转呈主席,除经济方面的其他有关情报我都是让人向戴笠先生报告。回想起来, 我未能跟随主席左右为国家做更多贡献,深感愧疚。而且为掩护工作,不暴露真实思想,免不了跟日伪方面有关要人往还,沾染之处自然有之,恳望政府包涵成全,作民感激不尽。”
蒋介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你也不要计较误会之事。你的银行是哪年创办的?”
“民国 6 年,至今已有二十九年矣。吴先生也是主要创办者。抗战前两年就在渝、蓉两市成立了分行。”
“昆明有分行么?” “有。后方已有分支行二十五处了。在抗战中还扶持和创办了一些企事
业,如酒精厂,铁厂,面粉厂等计有十多个单位了。其中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利公司,自始至今一直由我担任董事长,在资金筹措运用上我一直亲预其事,其他方面也相当关注。我来渝谒见主席期间正往各厂视察。该公司有四年之内新建十个工厂之计划,仍请主席继续维持。”
蒋介石说:“永利已有相当基础,我晓得的。上海情形如何?” “物价比较平稳,秩序已见好转。” “上海民众过阴历年的习惯没变吧?”
“还像过去一样。” “你打算回上海过年么?” “说一定。如果主席有使命,我理当留下。”
“北方开发公司我想让它继续办下去,主要职员也可继续留用,请你回上海找他们商洽一下。”
“既然这样,我回沪后稍事摒挡,即去北平作详细调查,然后再来向主席报告。”
“很好,很好。” “我去年春天去北平时曾特别注意了北方农村的事情。我们收复后应该
采取什么方针,用什么办法,应该认真考虑。无论用什么方针方法,必然牵涉到人事问题。我以前从事合作事业之经验证明,乡村工作指导员之人选极不易得⋯⋯”
“你等等。”蒋介石拿过小本子。“你再说一遍,让我记一记。” 周作民重复了一遍并把没讲的话讲完。
蒋介石高兴地放下笔:“上海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希望你多多帮忙。有了高见,随时给我写信,或者直接找我面谈。”
周作民见他有送客之意便主动告辞。出门后他看了看表,谈话四十五分钟。
吴鼎昌提议:“去岳军府上坐坐。”
周作民正想把与蒋谈话内容告诉张群,当即表示赞同。张群官邸跟蒋介石官邸毗邻,其中有门相通。
两人把与蒋谈话经过说了一遍。张群高兴他说:“祝贺你,作民兄,今后没人敢找你麻烦啦。”
周作民想着赴渝后上各“庙”烧香叩拜情形,觉得有些“神仙”脸色很让人忧郁,说:“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让我拿着⋯⋯”
“对,应该有个文字的东西,不过,让你拿着⋯⋯”吴鼎昌摇摇脑袋作了个为难表情。
“倘若我手里没个东西,其他恐怕都不灵。”周作民忧郁他说。“以前委座曾为作民的事给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和吴开先①等五要员发过专电。电文是这样的:‘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这意思够明白吧,可结果呢,还不照样⋯⋯”
“是呀,应该给你个‘护身符’。”张群思忖着说。“这么办,我、达铨,再约上新之,由我们三人联名给文官处写信,要求文官处正式发个文件, 转告有关方面加以保护。给各处下发这个文件的同时也给作民兄一份。”
“好。”吴鼎昌说。“请作民兄放心,你离渝返沪前,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妥,”
数日后,周作民在重庆机场登机返沪前,赶来送行的章蕊梅交给他一个印有“国民政府文官处”字样的信函。他拆开一看,内有两份信件。一份是打印件,一份是手写件。打印件是文官处给张群等三人的复信。上面盖有文官处大印;手写件是张群等写给周本人的信。打印件是这样的:“径启者, 前奉主席交下执事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签呈关于周作民在沦陷期间为中央秘密工作,请分令各有关机关加以保护,以免误会一案,并通知司法行政部上海法院知照,并奉批示准电何总司令暨上海钱市长、吴主任委员及军统局戴局长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知照,当经遵批分别办理,相应函达。”手写件如次:“径启者,查抗战期间,台端在上海一带沦陷区内为我方工作情形, 曾经弟等呈报主席。现值抗战胜利结束,复由弟等汇报陈明,惟虑各方不明情形,或有误会起见,已蒙主席分别电饬何总司令、钱市长、戴局长及其他有关机关等予以保护,并经政务局通知前来,合将来函附送台阅。”
周作民长舒了一口气,自觉护身有符,迈着轻快的步伐心旷神怡地登上了飞机。
他做梦也没想到,那“护身符”竟然那般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