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若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 字就叫‘金城’！”

因为五十万元巨款有了着落，周作民、吴鼎昌和任宏枹都十分兴奋。谈笑了好大一阵儿还觉意犹未尽，于是，任宏枹取出一瓶茅台酒满满斟了三杯。大家碰杯，饮罢，亢奋的激情渐趋安静。

周作民说：“大事虽然成了，但还有一堆‘中’事和小事没做哩。这堆

‘中’事和小事都十分具体，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十分细致和足够的耐心方能办得妥贴。比如，酝酿董事会、董事长、监察人、总经理人选等等。二位，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动脑动手来做这等事？依你们的高见，该遵循个什么原则，具体选谁最合适？”

“按惯例，董事应由投资最多的大股东们担任。”任宏枹沉思着说。“不过，我觉得最好根据实情本着有利于发展的宗旨来决定，不见得非按惯例不可。”

“你说得对。”吴鼎昌表示赞同。“再说投资多的人也不见得都乐意做董事、总董什么的，还有不愿意出头露面的哩。”“这种情况在握着重权的军界政界的人士中怕是普遍的。”周作民插进话来。“像倪嗣冲，他就声明不进董事会。当然，他的儿子倪道杰我们得考虑，事先征求他父子俩的意见。我对此事曾认真想过，分析过利弊，觉得，他们不管把股东的名义挂在谁的头上，乐意进董事会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进也不勉强，银行界有的是行家里手，有把握把董事会工作做得很出色的。”

吴鼎昌接着说：“是的，徐树铮也向我表示过他没有雅兴参与董事会。这些人好象串通好的，要不就是放不下架子。咱中国的官本位、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在心里背不住都嘀咕过了：你们的银行相当于哪一级行政机关？董事和总董都能够上几品？不管他们基于哪一种想法出于什么目的，他们不参与也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意志行事，我们为什么就不来个新招儿，干脆立个规矩，进董事会光挂名不行，要干事，而且要干出成绩来。不然，可以罢免。这就不能不效仿先圣的选官儿法了：任人唯贤。”任宏枹说：“全新的招儿法恐怕也不行。为啥？当今社会，懂新招儿法

的人没钱，像咱仨，达铨兄你还稍强点儿，我俩都穷光蛋，只有脑袋瓜里装着的那点儿财富，人家有财有权的人还不认哩。有钱的人呢，大多不懂什么新招儿。咱办银行偏偏要钱，要靠有钱人往外拿钱。人家拿了钱，必然想说了算，就算他们开明，也要参与经营才能放心嘛。依我之管见呀，还得采取折衷办法才稳妥，社会、国家都处在过渡年代么，只要是过渡时期做事，就得折衷。否则做不成。不信可以去看历史，中国外国无一例外。所以，我们得来个两者兼有之，两个方面都照顾到，既有懂新道道的靠脑袋瓜子里的那点玩艺儿吃饭的穷汉子，又要有投资数量大的代表人物，从这两方面的人众中遴选能为银行发展真正负责任的尽心竭力做贡献的优秀分子担任董事、总董、监察等职务最好。”

“这些说法都是极有见地的，我得充分吸收才好⋯⋯”周作民想着，说道：

“拥护任兄高见。按您所拟标准，我已选定了一位：吴达铨。”

吴鼎昌连连摇手：“不不不，不行不行。我虽然不能与徐树铮、倪嗣冲他们攀比，但我的投资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他们的处置方法，挂在犬子元尤的名下。我考虑过了，我挂着造币厂厂长的名分，虽然算不得什么达官，但对银行草创时期恐怕只能做些别人做不了不便做的事情，从中帮上一些忙的。可是，我一挂股东的名儿，再进入董事会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不，不是不好办，而是不能办啦，因为没法避嫌了么。所以，不如留在幕后更方便更自由，对银行的创立和发展壮大更有好处。至于具体选谁不选谁，我认为， 最好通知大家分头想想，慎重一些，也给作民多些时间广泛征求各大股东意见，然后再议如何？”

任宏枹问周作民：“行址呢？有意向么？选址关系到能否创办成功之大事哩，顶顶重要的。行址选对了，不但创建顺利，兴旺也快，发达也猛。办银行创实业也跟人选居住宅第一样的，中国的传统最讲究宅第啦，所谓‘一宅二命三风水’嘛，宅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我最为关注的是咱们银行的‘宅’。”

周作民回答说：“我作此事也特别慎重。我认为，总行设在天津最为有利。因为倪嗣冲集团的主要投资者和达铨兄都住在天津，倪嗣冲和汪志农的银号也设在天津。那银号的经理叫郭善堂，他虽然没有投资，但他是皖系集团的财务高参。皖军集团的头面人物都明确说了不在银行中任职，但他们并不会放手不管的，必然会派出代表参加银行要务。我猜这个代表八成是郭善堂。所以，董事会一定得给他留个位置。因此，总行设在天津，邀人冾事方便，这是其一。其二，银行业与工商业一样，最容易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总行设在租界里，有洋鬼子在那儿戳着，即使政坛上有不测的风云变幻也影响不了什么。其三，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便于银行业务的发展。银行要发达，离不开发达的工商实业。如果没有工商实业的大量需要资金， 银行发展则必然缓慢。另外，有大量清末贵族和下台失意的军阀、政客、官僚定居或避居天津。这些人都很有钱。银行设在那里就容易把他们的钱聚拢了来加以运用，办银行嘛，钱愈多的地方就愈有利。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倾向于总行设在天津。具体的地方我也勘察过了，法租界七号路四十三号很理想。有院子有车库，地界儿很是够用。那儿处在市中心，属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房子也气派。我回北京之前，曾与安徽督军倪嗣冲他们商定，过几日便去皖向他们报告情况。所以，有劳二位抽暇前去考察一下，检验一下我的眼光是否准确。其余的事情也好先擘划擘划，在我动身之前商议妥贴。”

吴鼎昌说：“时间可是够紧张的啦⋯⋯这些天我也正忙着⋯⋯” “作民兄的作风就是紧张快，办事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任宏枹用欣

赏的口气说。

“时间不等人啊。”周作民说。“人生几十年很是短暂，做事成事的机会更不是天天都有。现在好不容易盼得了个机会，岂能轻易放过呢。我眼下只想一个问题：加快工作节奏，迅速把银行办成。所以，我入皖日期不但不能往后推，还有可能提前。一俟我从安徽返京就即刻选举产生机构，筹备开业事宜。”

“如此说来，我这个‘铸钱印钞匠’只好听从你这位未来的金融实业家的吩咐，只好把那‘铸钱印钞’的冗杂事儿放一放喽。”吴鼎昌风趣地说。 “行址是有意向了，名字呢，银行叫什么名儿？银行的名字也十分重要呢。” “是呀是呀，该遵循个什么原则起个好名儿呢？”任宏枹沉思着说。“二

位都吃过洋面包喝了洋墨水，这事儿你们责无旁贷哩。”

吴鼎昌沉吟着说：“叫起来要响亮，朗朗上口；听起来要气派，气度不凡；看起来要易懂，一目了然。而且，含义要丰富、深刻，有既高雅又凝重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咱们想到一块儿啦，我也是遵循这些原则琢磨的。”周作民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若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字就叫‘金城’！”

“好，好极了！”两人拍案叫绝同声称赞。

1917 年 4 月 22 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周作民被公推为总经理， 负责组织银行的一切人事安排、业务运作。

1917 年 5 月 1 日，金城银行举行第一次股东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员，宣布总行组织就绪。

1917 年 5 月 15 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号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