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节俭自律作风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21岁中进士，做了40年官，有得意之时，也有被贬的不幸遭遇。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他都节俭自律，极力反对奢侈。

苏轼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注意节约，“每天吃三白饭”，对身体和事业都有好处。

一天，苏轼和史学家刘贡父一起闲聊，聊到了医药卫生和保健养生。刘贡父问苏轼什么东西最好吃，苏东坡毫不犹豫地说：“我和弟弟在京城学习经义对策、准备应试时，每天吃三白饭，吃得津津有味，不相信人间会有更好吃的美味。”

刘贡父问：“什么三白饭？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苏轼笑了笑，答道：“其实平常得很，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尝过。”

刘贡父说：“不会的。好吃的鸡鸭鱼肉、海参鱿鱼，家常的白米、高粱、玉米面，我什么没吃过？可就是没尝过什么三白饭四白菜。”

苏轼说：“就是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这不就是‘三白’饭吗？”

刘贡父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原来就是这玩意儿啊！”

“是啊！”苏轼有些感慨，就在知心朋友面前，讲起当时吃三白饭的情形，“我们兄弟父子三人进京考试，时间不短，耗费很大。当时家境不甚宽裕，所带银两不是很多，不敢大手大脚花钱。第一次参考，考中考不中，心中没数。要是考不中，留在京城继续攻读，消费时各无底洞，就是回家读书，下次再来考试，开支也不是个小数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敢像那些富家子弟那样讲究，只能省吃俭用。”

刘贡父宽慰苏轼说：“不过，这样也好。穷则思变，尝过穷日子的滋味，更能发奋学习。你看你们父子三人今天不都脱颖而出，成了名人了吗？”

这次聚会过了很久，有一天，刘贡父写请帖给苏轼，邀他到家里吃“皛饭”。

苏轼对人说：“刘贡父读书很多，他的这个‘皛饭’，一定是有来由的。”

等苏轼到了刘贡父家吃饭时，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和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是刘贡父用三个“白”字开的玩笑，不禁微微一笑，便大吃起来。

吃完饭，苏轼告辞出来，临上马时对刘贡父说：“明天到我家，我准备用‘毳饭’款待你。”

刘贡父担心被苏轼戏弄，但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第二天便如约公元前往。

两人谈了很久，早过了吃饭时间，刘贡父肚子饿得“咕咕”叫，便问苏轼为啥还不开饭。苏轼说：“再等一会儿。”像这样好几次，苏东坡的回答老是这句话。

最后，刘贡父说：“饿得受不了啦！再不开饭，我可要走了。”

苏轼这才慢吞吞地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

刘贡父捧腹大笑，说：“本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报昨天的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想到这一点！”

玩笑过后，苏轼传话摆饭，果然也是白盐、白萝卜、白米饭。两人一直吃到傍晚，刘贡父才回家。由此可见，文人之间的戏谑有时是很有趣的，但其中往往体现了他们真实的内心意愿。

由于苏轼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所以他被贬官降职来到偏远的黄州时，也没有被穷困窘迫所吓倒。

贬官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决定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衙门批给苏轼一块50亩的废弃坡地。

这块50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一块废弃的坡地，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僻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其实，这恰恰就是苏东坡的与众不同之处。

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拥有更丰富的魅力。

黄州的苏东坡，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

黄州的苏东坡，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他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

为了度过困境，苏东坡将已经降低的薪俸精打细算，计划开支。这个办法是：将收入分为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又分成30小份，每日用一小份。

又把分好的这些钱装在口袋里挂在房梁上，以后每日清晨取下一包。取下这包钱再计划一下，先买急需的，能省就省。一天下来决不超支。每日剩下的钱他又装入另备的一只竹筒里，以备紧急事件时再用。

苏东坡用精打细算的办法，度过了被贬黄州的艰难岁月。

苏轼在身居高官的时候，也不忘节约俭朴。他给自己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若来了客人，也只许加两个菜。如果亲朋请他去做客，他也事先告知对方，不要铺张，不然他就拒绝入席。

有一次，苏轼的一位好友从远地来看他，多年不见，分外亲热。好友请他去叙旧，苏轼推辞不过，再三叮嘱好友按老规矩，不可铺张。友人连连答应。

第二天，苏轼按约赴宴。当他来到友人家中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友人觉得多年不见，今日宴请苏轼，理应丰盛一些，而在苏轼看来，却是过于奢华排场了。

苏轼皱皱眉头，说：“我们有约在先，现在怎么还这样铺张。”

友人一再解释说：“按我原意，比这还要丰盛，已经按兄长之意减去了一半。”

苏轼摇摇头，说：“你还是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仅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从心眼儿里反对浪费的。请你撤去多余菜饭，够我两人食用即可，不然，我就要告辞了。”

友人点点头，心里顿时升起敬佩之情，说：“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

仆人撤去了一大半，仅剩下4个盘子一壶酒。

苏轼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嘛！”然后和友人举起酒杯，热情地叙谈起来。

苏轼走后，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他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他如今身居高位后，还这样节俭。”

节俭的意义是当用则用，当省则省。换句话说，就是省用得当。在这一点上，苏轼，这位“东坡居士”，给世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旁注]

刘贡父（1023年～1089年），北宋时期史学家。历任曹州、兖州、亳州、蔡州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著有《东汉刊误》等。

父子三人　本文中指“三苏”，即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扬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

黄州　位于现在的湖北省东部。北宋初期，黄州州城，即今黄冈县城离开邾城遗址，向东南迁至江滨。黄宋熙宁年间改隶淮南西路。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在这里生活4年多。在此期间，苏轼的人生发生了重要变化，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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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因自种黄州城东门外废弃坡地而自号“东坡居士”，而他研制的“东坡肉”，同样展现出他身处逆境时的旷达胸襟。

苏轼有一首《猪肉颂》打油诗：“慢着火，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