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明崇祯年间，在清军不断南下侵掠的同时，陕西、河南地区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天启年间，山东、河北地区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曾经发展为颇大的规模。崇祯时，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逐渐转移到陕西、河南。这是因为：

（一）徐鸿儒起义遭到明朝的残酷镇压，农民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斗争转入低潮。清朝建号后，连年出兵河北、山东地区侵扰，这一地区广大农民抵抗清军的抢掠，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二）陕西地区是明朝西北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明皇室藩王贵族， 占据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史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

（《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时，明太祖封第二子樉为秦王，就藩西安。以后秦王子孙历代相承，成为一方的豪富。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贾汉复

《陕西通志》载明末陕西占田状况，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顷，山坡、山场四百八十三处。此外还占有竹园、栗园数处。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凤翔两府所属各县及鄠县、商州等地。平凉的韩王、汉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万顷，山坡、山场及果园等五百余处。陕西东布政使辖西、延、凤、汉、兴四府一州耕地，约有三十八万九千余顷，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在平、庆、临、巩四府，肃、韩等王占地一万六千余顷，占这一地区总耕地面积二十五万三千余顷的百分之六强。藩王凭借权势，向佃户收租，不准拖欠。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货赂山积”。河南地区有藩王八人，号为“八王”。也各占良田数万顷。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即向老百姓宣告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绥寇纪略》卷八）。

（三）陕西、河南地区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也是阶级压迫严酷的地区。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韩城占有万亩田的大地主有

数十百人，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渭南南氏是世代为官的大族，农民军曾向南氏索要饷银一百六十万两。长安县薛氏、华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 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农民破产无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为奴。华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余纸，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为艾姓。奴仆或从事生产，或负担家内劳役， 地位低于农民。河南地区有大地主曹氏、诸氏、苗氏、范氏四家，各占有千顷良田，称霸一方，号称“四凶”。农民遭受地主的敲剥，还要承担官府的压榨。一五九八年（万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因抵御金兵，多次加派税银，称为“辽饷”。辽饷按照亩数加征税，不问产量的多少和年岁的丰歉。因而地多产少的陕西、山西和河南、湖广等省，较地少产多的省份，实际负担远为繁重。山西地瘠民贫，一年加派近四十万两，超过闽广的两三倍。陕西的情况也和山西差不多。河南省新旧税银多至一百六十多万两。湖广土地辽阔，照亩加派，是全国加派最多的一省。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河南，发展到山西和湖广，明朝赋税剥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御史姜思睿曾经认为“剥民以养兵，是驱民而为盗也。”（《启祯野乘》一集卷三） 官员们多次指出，加派税银，等于剜肉医疮，人民的皮骨被剥尽，只有起来造反。

（四）陕西地处西北，榆林、绥德、延安均设军卫，军户耕种屯田，极为困苦。军官奴役兵丁和耕种的佃客人丁，称为“奴客”。他们遭受着比一般农户更为严酷的压榨。农民起义爆发后，即纷纷参加起义。兵科给事中刘懋奏称：“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平寇志》卷一）吏部尚书吴甡说：“延安四载奇荒，边军始乱，出掠米脂、绥德、清涧，胁从甚众。”（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一）清初编审三卫军户，实在户丁都不过二、三百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奴客与军丁多已脱籍参加起义。至于那些世代为军官的世禄之家，也多已被消灭了。

（五）陕西、河南自天启至崇祯年间，连年饥荒。遭受地主、官府和军官压榨的人民，更加断绝了生路。陕北的延安、庆阳一带，民间采摘山间的蓬草和树皮作食物充饥，甚至挖掘山里一种叫做青叶的石块来充饥，吃下后即腹胀而死。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经延安的官员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备陈灾变疏》，陈述他所见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 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他最后说：“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无，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销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