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垂危的明朝

明王朝自崇祯帝即位，诛灭客、魏，一时颇有意于振兴朝政，挽救危亡。但魏忠贤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崇祯帝对文臣多所疑忌，对武将任意杀戮，屡逐朝臣，屡斩败将。统治集团长期动荡，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内外交困的明朝，临近了它的末日。

党争的继续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十二月，崇祯帝特旨任命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周延儒是万历时的状元，曾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后，为礼部右侍郎，上言辽东防务，多合帝意。钱龙锡获罪后，周延儒于一六三○年（崇祯三年）九月，又进为首辅。原礼部尚书温体仁，得周延儒之助，于同年六月兼东阁大学士辅政。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之光请起用魏党王之臣。周延儒沮议，说：“若用之臣，崔呈秀也可昭雪了。”崇祯帝因而止议。温体仁蓄谋倾复周延儒，指使言官弹劾周延儒徇私纳贿。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辞官出阁。温体仁进为首辅，得到魏忠贤余党的支持，再来贬斥东林。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朝官原以杨涟、左光斗为领袖，杨、左被害后，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文官文震孟。文震孟，天启时状元，授修撰，曾上疏弹劾魏忠贤，遭受廷杖，免官。崇祯帝即位，召为日讲官，上疏指责王之光等欲翻逆案。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七月，特授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佯为优容，在崇祯帝前借故陷文震孟落职。温体仁独专相权。

温体仁排斥文震孟等东林官员出朝，便又蓄谋控制复社。复社是继东林之后的又一个文人社团。明末各地文士纷纷结为文社，江苏的应社、复社等合并组成复社，标榜“复兴古学”，评选文章。入社者称为同志。太仓人张溥（字天如，号西铭）乡试第一，为时所重，主选时文。与同里进士张采（字受先）同为复社领袖。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复社在吴江尹山召开大会，次年又在金陵集会，一六三二年在苏州虎丘大会。这时复社势力已自江苏发

展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各地到会同志多至二千余人。张溥于一六三一年（崇祯四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复社同志除二张外，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等均成进士，为一时名士。复社品评官员，议论时政，被称为“小东林”。东林文士多援助复社，考试的举子也多依附复社以求得中。复社逐渐形成影响科举的议政集团。不得入复社的人攻击复社“党同伐异”。温体仁将兴大狱查治复社。但他也随即遭到宦官曹化淳的弹劾，指斥他结党营私。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温体仁被免官归里，次年病死。

温体仁先后任相八年，是崇祯朝任相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去后，礼部尚书刘宇亮为首辅，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陕西韩城人薛国观，万历时进士，天启时依附魏忠贤仇视东林。崇祯时，又参与大治魏党，反对起用魏崔党人，因温体仁之荐入阁。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刘宇亮出朝督师，以罪罢职。次年二月，薛国观为首辅。复社吴昌时为礼部主事，与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薛国观行贿事。一六四○年六月，崇祯帝罢薛国观，放归里。八月，又以行贿有据，处死。张溥与吴昌时等复社官员支持在家闲居的周延儒再次出相。吴昌时交通内监，劝崇祯帝起复周延儒入阁。一六四一年二月，周延儒恢复原职，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进为首辅。周延儒依复社所荐，起用黄道周、刘宗周等东林旧官，又起用魏党马士英督师凤阳。吴昌时得周延儒信用，交结厂卫，纳贿揽权。周延儒奏请罢废厂卫缉事，颇得人望，却招致厂卫和宦官的忌恨。锦衣卫骆养性与宦官交结，弹劾周延儒、吴昌时贪贿之罪。一六四三年，周延儒削官，赐自尽。吴昌时处死。首辅改任庸碌无能的陈演。薛国观的门生魏藻德入阁辅政。明朝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崇祯朝自周延儒以下历任宰相以至大小官员，贪污纳贿，成为不可抑止的颓风。崇祯帝向官员们提出“文官不爱钱”。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说： “皇上平台召对，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纳贿得官），安得不以钱偿（贪污）？”他还说：“县令为行贿之首，给事（谏官）乃纳贿之魁。”（《三朝野记》）崇祯帝对臣下疑忌甚多，责罚甚严。有人弹劾，即或杀或逐。在位十七年间，任相者（内阁大学士）前后更换五十人，被处死和被流放的各二人。刑部尚书先后更换十七人。祟祯帝专擅自用，臣下多求避祸自保。明王朝中枢的统治，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军兵虚溃 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兵额，贪污军饷，作战的精兵越来越少。一万兵额通常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的粮饷。家丁即军将私养的兵丁，成为军队的中坚。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所领乓士，按册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三万人中只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吴襄对崇祯帝说，这三千人都是“细酒肥羊”，“纨罗纻绮”，衣食华美。所以一年需饷百万，还嫌不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明初，各镇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镇守其地，后来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来越多，军饷也逐年增长。明初边饷约需五十万两。万历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天启时，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两。朝廷杂项开支，万历时不过三十四万；崇祯时已增加到六十八万。朝廷总开支共五百余万两，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军饷不发。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间，京运银饷积欠达九百多万两。一六二八年，陕西兵饷积欠三十多个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绥、

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至三十六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军官再从中贪扣，士兵每月仅得饷银五钱，而一斗米价银至六、七钱。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报说：山西的士兵饥寒迫体，“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

（《卢忠肃公奏议》卷八）这样的军兵，当然无法战胜强敌。迫于饥寒的军兵，或四出劫掠扰民，或哗变反抗。崇祯一朝，到处发生。官员奏报说：“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烈皇小识》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万。楚王不应，左良玉纵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贼”为名，劫掠扰民。李自成针锋相对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纷纷投向起义军。士兵大举哗变之事，自天启至崇祯时，前后有数十次。兵士哗变，明朝即重责官员，补发粮饷来平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给发，一番逮治。哗则得饷，不哗则不得饷。”他还指出，“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七册）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断发生。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士兵入援京师，抵抗金兵。兵士到良乡，三日不得粮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镇的士兵也因缺饷哗变，逃回陕西。明兵“剿贼”，李自成军“剿兵”，互剿的结果是农民军越战越强，明兵越来越弱了。

明军将领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稍有失误，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狱，以至处死。兵部尚书王洽颇负时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责王洽事先侦探不明，下狱，瘐死。领兵总督自袁崇焕以下，前后被处死八人。巡抚被处死十一人。《明史·流贼传序》说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军作战屡败，军将或战死或被处死。增兵日多，而善战的将领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杀逐殆尽。虚弱腐朽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加派赋税 天启时，因辽东战事，屡次加派“辽饷”。每亩增税银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时，朝廷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一六三○年（崇祯三年）辽东军兴，在原增亩税九厘外，又增辽饷三厘，共加派税银一百六十五万两。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灿围剿农民起义军，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为“剿饷”。崇祯帝下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

（《明史·杨嗣昌传》）一年之后，农民军更加壮大。明廷继续征收“剿饷”，只是饷额减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议又以军兵虚弱，请练边兵。崇祯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共抽练额兵七十三万余。郡县设练备、练总，训练民兵。练兵的费用，又加派到当地人民身上，称为“练饷”。每亩加税银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万两。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计各镇额兵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额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一人。“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余万两。户科题本指出添饷之后，“究境（竟）旧伍空虚，未闻清核。新兵募练，未见充强。小民卖儿贴妇，剥肤敲髓之脂膏，徒为行间歌舞行乐、结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税银，并不能强兵，而只是增加对人民的敲剥。广大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统治下去了。

烽烟四起 崇祯时，中原有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南有张献忠和彝族起义，东北面临清军的严重威胁，东南沿海则有“海寇”出没。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势是：

东北和北方——清国以辽东为基地，不断扩军。连年到山海关内掳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东。蒙古诸部也继续与明朝为敌。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西北建立大顺，控制陕甘。河南地区和湖北北部均为大顺军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时，彝族首领奢崇明、安邦彦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军务，移镇贵阳。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合兵十余万，据有鸭池，进兵永宁。明云南、四川驻军与贵阳军分路出兵夹击。八月，击败彝兵，奢崇明、安邦彦败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县均为大西军所占有。

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自天启时，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动，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所谓海寇多是无告的民众，纠聚在海上依恃强劫谋生，发展成为职业。他们多来自福建，主要在广东海上往来，也有少数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农民聚集。福建“海寇” 登陆和他们保持联络。大股的“海寇”拥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只能严守海门，防止登陆。

一六四四年初，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练兵，准备灭明时，明王朝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作为经济基地的江浙东南地区，还为明室藩王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