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安排李宗仁叶落归根

1965年7月17日，周恩来异常繁忙。处理完一天的诸多政务以后，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他通宵未眠，一直在静候一架由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机场起飞的飞机的消息。乘坐这架飞机归国的，是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18日晨，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报告：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已经进入我国境内，将先抵广州白云机场，然后继续飞上海。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上床稍稍合一会儿眼。几个小时后，他还要亲自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去迎接李宗仁。

李宗仁归国，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一次绝密行动。李宗仁流落他乡16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65年7月的一天，通宵未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一直担心的，却是一位原中华民国转瞬即逝的代总统。在位还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原代总统李宗仁流落异乡，寄人篱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他。深谋远虑的周恩来授意：电召程思远秘密来京，给李宗仁传递来去自由的信息。

李宗仁为什么在1965的夏天结束了他的流落史，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这是周恩来多年来精心安排的结果。

李宗仁的流落史，要从1948年讲起。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不仅转入了战略进攻，而且收复和解放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包括石家庄、鞍山、运城、临汾、洛阳，以及一度解放的宝鸡、开封。国民党军队的“坚固设防”逐渐被攻破。随着刘邓等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建立起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其他解放区的面积也都在扩大。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摆在国际和国内的人们面前。这一不可逆转的形势，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动摇、分化。一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也开始改弦易辙，策划“换马”。

1948年3月，在美国方面授意下，李宗仁宣布竞选中华民国政府副总统。在这之前，1947年9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答国务卿马歇尔的征询时曾说：一切迹象表明，“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台将日益获得公众的信赖。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说他不忠于国民政府的谣言”。美国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决定扶持李宗仁当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系和桂系原本就存在激烈的矛盾，美国的干预使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可能性极大，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蒋介石原已在党内暗定孙科出任副总统，他密召李宗仁，让其退出竞选。不想李宗仁愤然拒绝，执意参加竞选。蒋介石无奈，为标榜民主政治，不得不同意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等六人参加竞选。尽管蒋介石从中作梗，但李宗仁经过四轮投票后，最终以1438票获胜（孙科为1295票），当选为副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然而，这以后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甚至密令毛人凤布置暗杀李宗仁，只是阴谋未遂。

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蒋介石在强大的攻势和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表面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谈。但和谈是假，继续抵抗是真。国民党内一些人和各省头头纷纷促蒋下野。在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退”之事。1949年1月20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告以次日“引退”之意。21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军政高级官员百余人，举行紧急会议，表示他已非“引退”不可，让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1月22日，蒋介石“引退”文告发表，称：为“解人民倒悬于万一”，“于本月3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同一天，李宗仁正式发表就任代总统文告，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政府愿即开始商谈。”27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机离开南京赴北平，李宗仁亲率国民党军政要员到机场送行。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

蒋介石下野，是为了稳住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及其军队，使其不退出武汉地区，保住长江防线，以赢得时间扩充军队，挽救残局；而李宗仁及其桂系主和，则是想在美国的支持下，逼蒋下台，争取各方舆论，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达到“隔江而治”的目的。因此，和谈是虚假的，并没有多少诚意。十多年后，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

然而，代总统却是有名无实的，蒋介石下野后，仍以总裁身份幕后操纵，对国民党军、政、党、特各方首领发布命令，以致南京和谈代表团在出发前，还要派张治中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和谈腹案”，请求首肯。

李宗仁上台后，如若看清形势，以人民利益为重，是完全可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较好的一笔的。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1949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双方共商并最后改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交付南京代表团。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希望回南京的代表转告李宗仁政府。次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劝告李宗仁在协议上签字。李宗仁开始犹豫不决，最后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于4月20日深夜复电代表团，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错误的抉择。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当日，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李宗仁则飞往桂林，在蒋家王朝的崩溃中，他开始了逃亡的生涯。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表示了“戡乱”到底的决心；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承认国民党的形势“相当恶劣”，但仍声称要坚持到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10月11日，李宗仁又逃离广州，先到桂林，后到重庆。11月1日，他又由重庆飞昆明，之后抵南宁；30日，李宗仁由南宁飞香港，托病不理政务。12月5日，李宗仁以治病为由，从香港飞往美国。

1950年2月3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致电台湾“监察院”，以接洽美援为名，决定在美国遥控台湾政局。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指责李宗仁滞留美国遥控台湾政局之“谬误”，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审议“弹劾李宗仁代总统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电催李宗仁，促其返台。李宗仁以“医嘱不能远行”为由，拒绝返台。3月1日，蒋介石于台北复“总统”职。从此，代职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李宗仁，退出了国民党的政治前台，在美国过着长期流落异乡的生活。

失去了国民党内的政治权力、客留美国的李宗仁，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日常生活上说，过得都很艰难。远离了中国这一深厚的“根”，寄人篱下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台湾当局也把失败归咎于李宗仁，1952年1月12日，台湾“监察院”通过《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1954年3月10日，由国民党控制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投票罢免了李宗仁“副总统”职务，使李宗仁这顶副帅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就在李宗仁失去他原有政治地位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干涉也加强了，这回美国人插手中国内政所要依靠的，又变成了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方面的动向、对台湾局势，以至对流落海外的国民党人员，都极其关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更是心系祖国的宝岛台湾。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12月8日，在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的第五天，周恩来发表声明，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台湾问题，这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关心的事。李宗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总想在美国与台湾之间做点事情。

1955年4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周恩来利用亚非会议的讲台，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他公开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愿望。这一信号，被李宗仁获悉了，对他很有启发。虽然他在代理总统期间没有最终选择和平之路，但是，“和平”在他心目中的比重，却比“战争”要大。在他离开香港赴美国之际，为给日后留一条回归之路，特意把与自己比较贴近的智囊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常会委员的程思远留在了香港。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在获悉周恩来的万隆会议讲话之前，李宗仁还受到过另外两件事的触动：

1951年1月，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从法国巴黎回到祖国大陆，成为第一个由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此人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应李宗仁面请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在新华社提出的战犯名单上列为第12号头等战犯。

1955年3月，原国民党中央军“五虎将”之一的陆军上将卫立煌，也不顾自己是被通缉的战犯，毅然从香港回到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深望数十年共患难的诸位袍泽朋友“及早醒悟”，“各自乘机量力而为”。李宗仁在任代总统时，曾下令撤除蒋介石对卫宅的幽禁令，卫立煌得以逃离蒋介石的查办，也算是受惠于李宗仁。

上述二人回归祖国，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安排下完成的，他们回来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赞扬。周恩来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之前，还设家宴款待卫立煌夫妇。对这两人回归祖国，李宗仁是耳有所闻，心有所动的。

周恩来在万隆讲话以后，李宗仁倍感兴奋，他积极拥护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随即，他于当年秋天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有两条路：一是“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一是“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他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李宗仁尽量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主张。但是，在建议中，李宗仁也天真地提出了台湾非军事化的主张。

对李宗仁在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了。一个争取李宗仁归国的谋略也在周恩来心中形成。

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李济深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深得孙中山先生器重；他是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与何香凝、蔡廷锴等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担任第一届主席；他在1948年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毅然从香港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李济深还曾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他自然成为争取李宗仁回国理想的中间人。

李济深对周恩来的意思心领神会，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请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来去自由，注意保密。”这一消息立刻转达到程思远。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深思，他决定以港澳观光团成员的名义如约北上。

程思远到达北京后，周恩来于5月1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他，作陪的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故交。席间，周恩来提到了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自北伐战争以来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今天，虽然两党彼此处境不同，但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转告这样的信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周恩来对程思远坦诚相见，言语感人肺腑。之后，程思远回到香港，迅速把这次谈话和北京之行函告李宗仁。

在异域，李宗仁引用古语：“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为从长计议，周恩来先接收了几片归根“落叶”——李宗仁捐来的字画。周恩来告诫试图介入中美关系的李宗仁：“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并交代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传来的信息，李宗仁既感到兴奋，又觉得意外。兴奋的是，自己身在异国，政治立场、态度的变化以及平常的言行等，还能得到祖国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还宽宏大量。意外的是，自己在中华民族面临光明与黑暗的历史关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作为战犯，却听到了祖国的召唤，感受到了母亲的脉搏。周恩来的话语，加速了李宗仁那颗回归之心的跳动。

但是，表面上李宗仁却又受面子的影响，对程思远“私自”进京表示不快，他告诫程思远：“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同时，李宗仁申明，虽然他提出了对台建议，但自己的中间立场迄今未有任何变化。

1956年6月28日，即在会见程思远后刚过一个半月，周恩来便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周恩来用他那独具魅力的声音说：“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这些话，说到了李宗仁的心坎上，充分体谅了他在海外的艰难处境。之后，李宗仁开始寻觅自己重回故土之路。

1958年秋天，李宗仁的心情就像秋风中的树叶，恋土依根。他耐不住这种强烈的依恋，给自己的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异国的种种心境，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济深接到信后，也很激动，为李宗仁的转变感到高兴。很快，李济深将李宗仁传来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很理解李宗仁的心情，他清楚，过去的代总统和现在的李宗仁都在充当着为难角色，环境虽然变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依旧。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召集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开茶话会时，还专门提到了李宗仁，会上有很多人都曾与李宗仁共过事。他号召大家既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他鼓励大家研究蒋介石集团，并说：“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1949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可见，周恩来还是比较体谅李宗仁当时的处境的，并没有完全把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李宗仁。但是，周恩来认为，要了却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愿望，则要从长计议。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到来之前，李宗仁又通过程思远转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对李宗仁的言行，周恩来很重视。9月24日，借程思远来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之机，周恩来第二次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他，主要谈了李宗仁前后两封信的事。对李宗仁给李济深信中所说回国定居一事，周恩来说：“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周恩来所说的“回国时机”，有多层意思：从主观上说，李宗仁还试图寻找中间立场，还不能摆脱各种复杂关系，甚至对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存在幻想；从客观上说，作为一个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的一言一行都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台湾当局的密切注视，回国之事操之过急，反而对李宗仁及其家属的安全不利。周恩来建议：李宗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先到欧洲走一走。对李宗仁表示要捐赠字画一事，周恩来则欣然表示：这是李德邻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程思远回到香港以后，便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后又通过有关渠道正式捐赠给北京。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进行鉴别并妥为收藏。随后周恩来通知程思远：李宗仁所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还指示，这笔费用由香港的中国银行支付。对此，李宗仁很受感动。1960年春，他派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笔外汇。这一事件，有着重要的含义。李宗仁明白，无论自己的字画是真品还是赝品，周恩来既已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就表示大陆对李宗仁的爱国热忱是接受的，对他的归国之心是接受的。如果说“叶落归根”的话，字画归国便表示李宗仁这棵流落他乡的“古树”已有几片“叶子”落回了他原有的土壤中。

李宗仁客居美国，既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又远离共产党领导的大陆，自然对各方的外交决策不甚了了。但李宗仁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点事情的心总是不死。

1961年1月，年轻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李宗仁与普通的美国人一样对这位哈佛大学毕业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寄予期望。他立即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祝贺其当选总统，并希望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李宗仁的一厢情愿，被肯尼迪不冷不热的回函堵了回去。肯尼迪回答：对外关系事关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但目前美国还不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李宗仁对此愤懑不平，觉得肯尼迪这是在做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他把与肯尼迪交往的信函寄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嘱程呈送周总理核阅。

周恩来接到程思远转来的信后，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早已料知，对李宗仁的做法很是担忧。他认为，此事有关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李宗仁私自斡旋只会造成麻烦。为此，他再次通知程思远来北京，商谈此事。在接见程思远时，周恩来分析道：虽然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太多，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长期敌视中国的势力，因此肯尼迪政府一时还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他着意强调：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过高的幻想，更不要介入中美关系。

李宗仁不知，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仍然念念不忘其“反攻大陆”之心，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却更热衷于制造“两个中国”“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国际托管”等分裂中国的舆论。

就在周恩来接到李宗仁与肯尼迪交往的信件后不久，他于6月7日约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徐冰以及傅作义等人谈话，商讨台湾的前途和祖国的统一问题。

周恩来说：

必须警惕帝国主义染指或颠覆台湾，台湾当局应当“预为之计，防微杜渐”。

我们的态度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时间上可以等待，只要台湾当局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待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国民党在有利时机下把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但当务之急要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谬论。

周恩来断然表示，上述分裂中国的谬论，“绝无商量的余地”。他还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如果台湾当局觉悟了，下了决心，只要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一定立即维护和支持他们。

对建立两岸交流的秘密渠道问题，周恩来也与他们进行了研究。

两个月以后的8月13日深夜，周恩来再次约程思远到中南海西花厅，就李宗仁回国等问题晤谈。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困境。他认为，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要程告诉李：我们不期望他马上回来，如果他愿意先派人回来看看，我们同意。希望李宗仁先生超脱一点，坚持民族气节，不必急于近利，要注意晚节，将来会得到人民的谅解的。周恩来还关切地询问了在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香港的经济等情况。

为了让程思远等人将眼光放远一点，周恩来提醒他注意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个隐患。日本的动向值得注意。”

程思远传去周恩来的话后，李宗仁有些听进去了，而有些并没有听进去。在后来的两年中，李宗仁并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幻想，相反却总想私自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必须以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为前提。

当然，李宗仁眷恋祖国、向往新中国的心是不变且越来越热的。

1963年4月，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偕夫人郭德洁到欧洲小住。夏天，李宗仁接受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他表示：

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

最后他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玛赛丽把李宗仁的谈话以《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为题，发表在7月14日出版的《欧洲周报》上。

尽管李宗仁自称“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对共产党的事业和共产党的政绩是由衷称赞的。一个曾经是共产党政敌的国民党前代总统说出这番话，也是不容易的。通篇谈话表露了他向往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在欧洲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意图，李宗仁约程思远于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行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到达北京，先向周恩来请示。百忙之中，周恩来于11月15日夜约程思远到西花厅家中谈话。

程思远汇报了李宗仁的最新情况，说：“李宗仁回国的心情甚为急迫，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他想叶落归根，向历史做个最后的交代。”

周恩来听完汇报，嘱咐程思远：到欧洲后，要客观地向李宗仁介绍国内的情况，多征求他的意见。同时，周恩来交代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一）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

在第一点意见中，周恩来着重告诫李宗仁，要他摆脱美台关系、国共关系、与第三势力的关系、中美关系。周恩来认为，前三种关系，李宗仁有的已经断绝，有的可以防止，但“第四方面可能还未完全摆脱”，“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他再次劝告：“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

（二）关于李宗仁到欧洲后的去处，由他自己决定较好，“一切不强加于人”。周恩来一再强调由李宗仁自己决定去处后，也替他设想了四种可能性：第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第二，回国看看，住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第三，留在欧洲；第四，如果他决心回国定居，我们表示欢迎，“回来当然不那么简单，还须从长计议，做些安排”。

讲完这四种可能性，周恩来再次强调：“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三）“如果德邻先生决心回来，我们就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对新中国成立14年来的巨大变化，李宗仁要“有所准备”。

周恩来所说的“有所准备”，主要是“过五关”：过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他认为：“青年一代要过五关，老年人、封建时代的朋友，也要过五关。”

周恩来再三嘱咐程思远：“见到德邻先生时，要把谈话内容如实地转达给他，客观介绍国内情况，并多听他的意见。”最后他向程思远表示：“对他回国的有关问题，我们尽量周密考虑。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

带着周恩来的嘱托，程思远于12月19日飞抵苏黎世，把周恩来的三点意见如实地转达李宗仁。李宗仁被周恩来那入微的体贴、周到的考虑和细密的作风深深感动，虽然他“回国心情甚为急迫”，但是回国定居事关重大，正如周恩来所说，“还须从长计议，做些安排”。所以，李宗仁选择了周恩来的第一种设想，于当年圣诞节前赶回了美国，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吃了颗“定心丸”，为日后第二次离美回国做了行动上的准备。

经过周恩来的周密策划、安排，李宗仁回国万事俱备。1965年7月，周恩来接连两次在北京和上海的机场迎接同一个人。李宗仁终于叶落归根，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提出“从长计议”的谋略，为的是替李宗仁找准回国的时机。

1965年春，得知李宗仁执意要回国后，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果断地提出：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李宗仁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这一信息，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往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心领神会，以最快的速度于4月22日到美国移民局办妥去欧洲的护照。此次，美国移民局仍以为李宗仁夫妇是去欧洲旅行，故未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经过一番准备，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往瑞士苏黎世。北京的周恩来和香港的程思远几乎同时获悉了这一行踪。第二天，周恩来通知在香港的程思远：迅速来京，商议接李宗仁回国的有关事宜。

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做出国的准备，他将出访“阿联”，然后到阿尔及利亚出席原定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6月15日，周恩来前往杭州，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有关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次日，刘少奇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毅为副团长。

6月18日，周恩来和陈毅应邀离京赴“阿联”访问。不巧的是这天正好是程思远从香港飞抵北京的日子。周恩来只好委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接待程思远，并请他们向程思远转告下列安排：

（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尽管美国方面并没有在意李宗仁此次赴欧的行踪，但台湾国民党方面却对此有所警觉，他们派遣许多特务在苏黎世、日内瓦、卡拉奇等地频繁活动。

7月7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后，亲自周密安排李宗仁的行动。7月9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写了一份《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阅后立即批示：“拟同意，即送主席、刘、朱、邓、彭、陈等核阅。”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亦批示：“拟以第二方案（按：指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为较好。”

方案定下来后，周恩来要求各有关方面立即付诸实施。

7月12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我在苏黎世的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周恩来的安排准时起飞。果然两小时后，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上门来。李宗仁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将汽车直接开到了飞机的舷梯下，绕过安检等手续，把李宗仁等人迅速接到大使馆内。

在北京的周恩来，有一个想法：准备提请中共中央批准，由自己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宗仁。还在国外的李宗仁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仍是“战争罪犯”，属“反革命分子”之列。周总理要亲自出面迎接，是需要做许多人的思想工作的。

也是在7月13日这天，周恩来就一些人在李宗仁回国问题上还有些思想不通一事，约见原国民党1949年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团人员及桂系有关人士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傅作义、黄琪翔等18人。谈话中，周恩来就李宗仁即将回国的问题单刀直入，他说：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李宗仁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这次回来，还要对他讲四种出路。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李宗仁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看形势应当高瞻远瞩，要看大的方面，不要净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

希望大家去迎接李宗仁，多同他谈谈。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李宗仁。

对李宗仁的接待问题，周恩来试探性地说：

我是否去接，还要报中央。张文白（张治中）回来时，我没有去接，因为他先去奉化才来北平，这次我如去接李，文白可能会有意见。

在场的张治中等人表示：“我们无意见。”

周恩来接着解释说：“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说服大家：“请你们也去迎接，并且今后可同李宗仁多谈谈。”

经报中央，周恩来的想法得到同意。7月1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周恩来借陪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去上海之机多留几天，以便在那里亲自迎接李宗仁，并与李一同回北京。

7月16日，周恩来再次拟定李宗仁行动计划，嘱有关部门立即电告中国驻巴大使馆，并交代大使丁国钰亲自陪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

7月17日，就李宗仁转道巴基斯坦回国的行动计划，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调查部转告丁国钰：“仍按原计划不变，你同李宗仁等同乘巴航班机回国，到达上海后将有负责人等他。”接到指示后的丁国钰当天便安排李宗仁上了巴航的班机。

在上海，周恩来得知李宗仁乘坐的巴航班机已经起飞，但同时又得知台湾国民党方面已经做了拦截的准备。就是这一天，担心李宗仁安全的周恩来通宵未眠……

7月18日上午，周恩来早早就来到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乘坐的班机到来。利用空隙时间，他在机场内的休息室对前来迎接李宗仁的人士再次做工作：

李宗仁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话，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回国可以在另一方面发生影响。

周恩来还交代：“你们回去还要为三军做些解释。”

中午，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上海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了。

当晚，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一行。

7月19日，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周恩来与李宗仁进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风趣地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情报落后了。”

接着，周恩来讲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第三势力和李宗仁的出路等问题。他强调：“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没有前途。但总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依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或是靠日本，都必定要失败。”他再次向李宗仁讲了“四可”“四不可”的原则，重申了来去自由的政策，并要求李宗仁正确对待“过五关”的问题。

能顺利地回到祖国，李宗仁感慨万千。他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表示深深的感谢，对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表示十分佩服。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李宗仁所乘的飞机早20分钟离开上海，飞抵北京。上午11时，当李宗仁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恩来再次在机场热烈欢迎他。这一次的欢迎，周恩来率领的人更多，阵容更大。除了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首都各界人士。共和国总理接连两次在北京和上海两大机场迎接同一个人——一个过去的政敌、历史的“罪人”，这是极少见的！

在机场，周恩来向李宗仁介绍了前来迎接的各方要员，其中一位，便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是前几年被政府释放的战争罪犯，他现在在北京过着平民般的生活。溥仪与李宗仁相见，是周恩来有意安排的。周恩来之意，清朝的末代皇帝经过改造，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纳了；原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必定会从末代皇帝身上得到一些启示，早日融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队伍中。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早已拟好的声明，表示自己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意，并说：“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

自从踏上祖国土地后，李宗仁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李宗仁归国，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他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中共摒除前嫌，对他待以上宾之礼；祖国和人民也原谅了他的过去，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李宗仁最终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李宗仁“归根”一年后，“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他被周恩来列入受重点保护的范围。不久，李宗仁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临终之时，他仍深感回到祖国是“无比的光荣”。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留下了几瓶洋酒和一份“历史文件”。

自回国以后，李宗仁感慨万千，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再次接触中，他比当年两军对垒时更了解他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宽广的胸怀、深邃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治理国家的能力，给李宗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要让寓居国外多年的李宗仁尽快适应国内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帮助李宗仁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交代有关方面，对李宗仁的思想、生活要多加照顾。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8月份起，各有关方面和个人对李宗仁的宴请、招待便接二连三不断。

8月6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会，欢迎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回国。

十天以后的8月16日，傅作义夫妇以老友身份为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举行了家宴，周恩来欣然前往出席。

8月17日，贺龙和罗瑞卿又出面举办了招待李宗仁的宴会，周恩来再次出席。不久，张治中、程潜等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出面宴请李宗仁，周恩来都应邀出席作陪。

为表示对各方面的统一答谢，12月2日，李宗仁也举办了一个大型宴会，答谢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没想到，李宗仁回到国内后，还没过上几天的好日子，夫人就一病不起。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在北京医院病逝。周恩来得知后，当天便到北京医院向郭德洁的遗体告别，并对李宗仁表示安慰。

第二天，一场天灾又降临华北，河北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这时北京也出现了许多谣传，为此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

（一）对地震的发生，要做到提高警惕和保持镇静相结合。对自然界作斗争，首先要保持镇静，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二）加强震中现场观测。立即派飞机把地震仪送至尧山和耿庄桥，迅速沟通尧山、耿庄桥经石家庄至北京的有线和无线专向通信，保障地震情况及时上报。

（三）地震区要提高警惕，预做准备，减少损失。

（四）对谣言要追究。要区分两种情况，对以讹传讹，传错了的，要给予批评教育，及时解释，以镇静的精神使谣言自释；对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乘机造谣的，追查清楚后，要彻查严办。

地震的威胁，很快就过去了；而李宗仁丧妻的痛苦，不久也得以治愈——在有关人士的关心下，他与北京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了婚。

不幸的是，另一场人为的政治灾难，却降临到中国大地。

就在李宗仁回国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顺境与逆流交织发展。新中国成立16年来，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李宗仁回国的时候，在祖国建设方面，党和国家吸取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规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已经令世人瞩目。

1965年，我国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光明后面也潜伏着暗流。“左”的指导思想时常干扰国家建设，尤其是1962年以后，根据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头脑中越绷越紧。由于中苏论战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担心出现现代修正主义的疑虑越来越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扩展开来。

李宗仁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便悄然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李宗仁的特殊地位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照，他未受到冲击。但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迅猛发展，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对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粗暴的冲击。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界的头面人物等被红卫兵抄家、揪斗。周恩来担心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了。为了阻止这种无知甚至别有用心的行为进一步蔓延，1966年8月底，征得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笔手书了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其中，他开列了宋庆龄、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国民党方面高层人士。在名单的末尾，周恩来还特意添上了“李宗人”（应为李宗仁）这三个字，他担心李宗仁刚回国，还没有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更容易被冲击。

中央统战部按照总理指定的范围，又开列了一份详细的党外人士名单，上报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批准了这份名单，并责令部队和公安部门把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保护起来。同样，给李宗仁家里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

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却没有躲过政治斗争的风浪。9月，红卫兵欲将胡抓去批斗，到李宗仁家里来要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胡友松有错误可以批，但不能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搞斗争。”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盛大集会。然而，这一年的国庆日却与往年明显不同。广场上人手一本红塑料封面《毛主席语录》，形成了“红宝书”的红海洋；那些手拿“红宝书”的人，个个像红卫兵一样身穿草绿色军装，又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比往常更为震天撼地。连红卫兵小将的代表也像外国元首一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身旁。

李宗仁也被邀请参加国庆17周年的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开始前，即将上主席台的人们几乎都在后面的休息厅里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的时候，突然间门口走进一位身穿黑色服装，披着黑披风，头上戴一顶帽子，遮上一块黑纱的妇女，看上去好像教堂来的修女。她进屋揭开面纱，很多人都霍地站了起来。她走到程潜面前和程握手之后，因为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越过李宗仁和傅作义握手招呼了。她走过之后，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傅作义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你怎么不认识呢？”李宗仁神色不安地说：“我只是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她现在改了服装，我都认不出来了！”李颇觉得失礼，后悔不及。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过来，李宗仁不安的心情才算稍稍平静了些。周恩来亲切地向他伸出右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解放军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他觉得自己仍未受到冲击，不应给周总理添麻烦，因此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周恩来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到这一自信的回答，周恩来哈哈一笑，赞赏地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这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向人们预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不久，李宗仁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解放军301医院将军楼，以治病为由保护起来。与忧虑的心情相随，李宗仁的身体状况也一天天恶化。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大夫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出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李宗仁出院，迁居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是因他多年久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经差多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了庆祝国庆19周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体力不支，次日又病倒住院。李宗仁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变化，周恩来倍加关心，他后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李宗仁再次入院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1969年1月25日，他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停了一会儿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尹冰彦）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宗仁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李宗仁临终之时不忘的几瓶酒，是颇有来头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几十年之久，一直舍不得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有两瓶是抗战初期李坐镇徐州时，那位与英国人关系很深的华东大企业家杨树诚送的。其余的是中国金融界以收藏名酒闻名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送的。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李宗仁带到美国，然后又带回中国，始终没有开封品尝。他说，这种酒可以入药，非常名贵。

在病榻弥留之际，李宗仁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他在这封简短的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时，李宗仁在他78岁的这年，与世长辞。所幸的是，他最终在祖国的土地上了却了“叶落归根”的愿望。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审阅了送来的关于李宗仁的治丧报告，他亲自将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安排由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李宗仁病逝的消息，同时刊登李的照片；此外，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名单中加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名字。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修改的治丧报告。

2月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在仪式上，他称李宗仁在弥留之际口授的那封信为“历史文件”，说它充分体现了李宗仁深深的爱国之心和远大的历史眼光。

李宗仁虽然回国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回归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引起的震动，他叶落归根的举动对中华民族和平统一事业的重要影响，都在历史的篇章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周恩来，就是主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