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七千人大会，亦喜亦忧

进入1962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亦喜亦忧。

喜的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全党统一思想，按中央的部署去做，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定能扭转。

忧的是，自“大跃进”以来造成的困难和出现的灾难，到1962年越来越严重。如果全党不充分认清这些困难，并采取坚决的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将功亏一篑。

然而，在领导层内部，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

对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而言，毫无疑问，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最关键的一年。

跨入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空前的盛会，但却喜中有忧。如果从1960年追述起，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困苦的思索走进七千人大会的，党内一些同志对困难形势估计不足，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各执一词，对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行动不力……周恩来非常忧虑。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冷静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坦率承认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勇于做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的盛会。正因如此，会议在对1962年前后我国的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时，做了比较正确的估计。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复杂原因，这次会议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如果追溯到1960年和1961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困苦的思索走进七千人大会的……

“大跃进”后，如何把握客观经济形势，是安排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当1960年8月国家计委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方针的时候，本身就隐含着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它正是扭转困难形势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周恩来所增写“充实”两字和将“整顿”改为“调整”，也是基于困难形势的严峻性考虑的。然而，这时党内一些同志对形势困难程度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有人认为，把困难提得太重，就要犯右倾毛病。周恩来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1960年10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工业生产形势时，针对有人把提困难与右倾思想混为一谈的观点，严肃地说：

要把右倾的人和提困难想办法的人分别开来，千万不要听到有人讲困难，就打回去。有的人既看到困难，又主动想办法，这不是右倾，反而是我党应当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不讲困难是不行的，像山东粮食问题，一直不听下面困难，一经暴露，就严重了。不听下边的意见，会闭塞头脑。

对困难的态度，必然影响对困难程度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天灾还是主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为的因素是主要的。

周恩来有他自己的看法。1960年12月12日至14日，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剖析“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说：

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

这两句话让人有些费解，到底在做错事的原因中“人为的因素”占“一半”，还是“三分之一以上”？周恩来在这里用了两种说法。显然在他的认识中也有拿不准、不清晰的地方。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有客观上的，还有主观上的；既有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亦有认识领域的。

进入1961年，这种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大多数人在认识上的模糊状态并没有消除。

随着调整的深入和困难的充分显露，周恩来越来越感觉到，认识上的不统一，必然会给调整带来阻碍；认识的偏差，是中央决策难以贯彻的大患。他本人也在努力修正自己的认识，力图使它更加符合实际。

到1961年秋天，为消除民主党派朋友们的疑虑，中共中央于9月28日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由周恩来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坦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在指出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在调整、前进中，发生了一些认识不清、意见纷纭的情形，这需要多交换意见。其原因主要是情况不明、大局不清。

对民主人士提出的许多疑问，周恩来耐心地做了回答：

“三年农业灾荒是否这样大？”

回答是肯定的：“是这样大。今年灾害大于去年，不过工作比去年改进，所以农村情况好于去年。”“城市人口要继续过比较艰苦的生活，并且要继续压缩城市人口”。

“困难到底要继续多久？”

回答是坦诚的：“这的确很难回答，这要看农业的收成和生产的发展，计划从今年起，如果没有意外的特大灾害，在两三年内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

“如何向人民交代实情？”

周恩来表示：“当前的困难主要是灾荒和工作中的缺点带来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前进中的困难。”“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对当前的困难要加以分析，有天灾，有工作中的缺点，也有前进中不可避免的，只要把形势讲清楚，人民是会了解的。”

……

1961年下半年以后，对于形势，中央统一口径中一般都讲两层意思：一是形势好（相对于1960年而言），一是困难多（这是现实）。

12月6日至8日，周恩来在召集各副总理研究1962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时也是这样说的：“形势很好，成绩大；调整很紧，困难多。”

这两句话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两重含义：一方面说明形势的确正在好转，由于全党对形势的认识比原来清醒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另一方面说明实际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大得多，需要做的工作仍很艰巨。

但作为工作一线上的领导者，到底把哪一面放在首要位置呢？

对周恩来而言，他是把“调整很紧，困难多”放在首位的。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下一年工作发表意见时提醒大家：“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

12月19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8次扩大会议上作预备性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这样看的：“调整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巩固，而且调整中间，我们又逐步认识到问题多、任务重。”

对他来说，在政府工作这个角度上，只有解决了实际困难，把极度不利的形势扭转过来，才是至关重要的，也才能真正鼓实劲。

……

这就是七千人大会前党内的认识状况——对困难形势估计不足，认识不清；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主观还是来自客观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对是否要真正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看法不一，行动不力；对形势何时才能转变心中无数、信心不足……

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总的还是那四句话——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

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认识问题，以统一全党的思想。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到了七千人的干部会上，只是鼓劲还不够，还要统一思想。”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会议的开法并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则在讲话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长期抓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分析深有感触，他在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时，甚至建议将自己的“错误”写进报告中。

1962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从中央到各中央局，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到各地委、县委，从军队的领导干部到重要厂矿、企业的负责人，七千多党内各级的头头脑脑们同时聚在北京，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会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向大会作主题报告。为此，还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后期，刘少奇便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七千人大会的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井泉、陈伯达、陶铸、王任重、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刘澜涛、许明、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吴冷西。在这个起草委员会中，除了毛泽东及周恩来的秘书和几个党内的“笔杆子”外，大多是处在一线工作的党政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一样，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是这一重要报告的执笔人。

经过起草委员会集体昼夜加班加点地工作，报告第一稿终于拿了出来。这份起草好的报告，本来要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然后再提交大会的，但先睹为快的毛泽东对报告稿不是很满意，他向刘少奇和起草委员会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毛泽东认为，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方面、各地方的人，有中央各部门和各个省、地、县委甚至企业党委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比较接近基层，“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了解情况和问题”，他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毛泽东的意思，七千人大会是在特殊时期召开的，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这种改变通常会议开法的做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是赞成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便拿到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大家就此展开了讨论。无论是主会场还是分会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热闹场面。至24日，在13天的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正像毛泽东对代表们所说的，“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这期间，刘少奇主持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召开了八次会议，根据大会各分组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报告做了许多重要的修改，从而形成了报告第二稿。

第二稿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总算较为满意了。毛泽东后来在大会上对所有与会者说：“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为此，毛泽东对这次开会的方法大加称赞：“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毛泽东认为，这样一个七千多人的大会，作报告不宜照着本子念，为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开一个生动活泼的会，在中央的稿子发下去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报告人在作报告时改为“讲一些补充意见，做一些解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会议开法的这种改革是卓有成效的、正确的，因为“这次会议是要总结12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4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所以在开法上毛泽东强调“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1月25日，周恩来参加了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大家对已做出修改的报告基本满意，所以在报告第二稿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讨论后，通过了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交的这份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报告分三大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

既然统一认识是“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统一对形势的认识自然成为报告第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国内形势，报告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引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包括“1959年和1960年农业的严重减产，1961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

报告点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还提道：“由于农业减产，1961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520万吨（105亿斤）粮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事情。1962年，我们还需要进口400万吨（80亿斤）粮食。”对这件事，报告以凝重的语言提醒大家说：“同志们，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绝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与会的人都清楚，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到困难的极点是不会如此的。

报告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提醒人们要正视困难，“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出于“鼓劲”等原因，也由于对一年多以来进行的“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应有充分的估计，因此报告在总结形势时又做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报告虽然紧接着也说眼前的困难“还是严重的”，但它认为这些困难“正在逐步地被克服”。报告希望的是“比较快地战胜困难”，“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这是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的。但是，这样的估计显然与实际存在的困难是有一定距离的。实际的困难形势，并没有像报告所说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由低谷向上发展。但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部分人期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跃进”的求快心理。而毛泽东也不希望把困难的一面讲得太多，否则会让人泄气。

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是欣赏的，他对修改后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做了肯定。

细心的人会发现，报告在反映刘少奇个人对形势的看法方面，是有所保留的。

就在1月27日这天，刘少奇按照毛泽东“讲一些补充意见，做一些解释”的意见，在大会上做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关于国内形势问题”，这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对困难形势及其出现原因的看法。

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困难出现的原因，刘少奇分析得更为坦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条是人祸（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刘少奇认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举例说明有些地方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在书面报告中没有做出判断，只是表明了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则按照天灾和人祸的比例关系做了这样的判断：总的讲，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

应该说，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进了一步。对这一点，长期抓政府工作的周恩来是深有感触的。但是，这样说是否就彻底解决了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呢？恐怕不是的。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认为，处于次要的、第二位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改正，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刘少奇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这一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正因如此，会后不久他就改变了这种看法）。而毛泽东是否同意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呢？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这种估计是有不同看法的，1966年8月5日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了“1962年的右倾”，所指的“右倾”应该说是包含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形势严重性的这种认识的。

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国内形势等问题的认识态度，与刘少奇是相近的。在参加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亦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报告起草委员会成立时起，周恩来便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到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在留下来的报告“过程稿”中，我们看到了周恩来的许多亲笔字迹。在他的那份修改稿中，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下面都留下了他的印迹，足见他修改之认真和思考之凝重。

我们抽取周恩来1月20日的修改稿，从中发现了许多精彩的内容。这天，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做修改时，针对报告中“基本经验教训”部分所列的12条，另附纸亲笔写下了一份《补充意见》，其内容包括：

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多快和好省、数量和质量、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

对社会主义经济提出“高速度和按比例地发展”的问题时，要说明是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也就是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关系上，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统一的国家计划是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企业和事业计划构成的。“国家体制问题”即是“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

一切要经过试验，因地制宜，是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应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经济工作应该越做越细。

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应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

……

除了对每条在内容上和文字上提出修改意见外，周恩来还建议增加四条经验教训：

（一）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

（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

（三）精兵简政。

（四）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上述补充意见，基本上被吸收到后来定稿的书面报告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周恩来在修改中剖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后，还建议把以下内容写进里面：

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5%就是大跃进了，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10%至20%才算大跃进是不能的、错误的。

这一建议包含着周恩来内心的困苦，他既要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缺点、错误，又要以宽广的胸襟和坦诚的态度主动承担责任。会议期间，他多次对各地的负责人说：“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

就在20日这天，周恩来在约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河北省邢台地区南宫县（今南宫市）县委书记李瑞山时，谈到如何总结和检查工作，还强调：“要一分为二，在总结工作时，宁愿不及，不要过头。在检查工作时，宁愿过头，不要不及。”

正当周恩来等人强调“兼听则明”，“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并赞赏“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的时候，大会上却传出来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陈伯达迫不及待地表白“不能让主席负责任”，林彪则献媚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大家可以回家过春节。可是到29日，许多人反映还有话没有说完，心中憋着一肚子气。甚至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压制民主、不让讲话的现象。

这还了得，开这样的会就是解决思想问题，就是要让各地的同志把话讲透，怎么还要压制呢？要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

得知这一情况的毛泽东当天到大会上宣布：“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以自己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他向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

毛泽东还不容置疑地表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第二天（1月30日），毛泽东就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等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敞开了自己宽广的胸怀，主动代表中共中央承担责任：“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领导在各种场合纷纷主动承担责任。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讲话，就领导干部主动承担责任和主动检讨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我们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

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专门就《检讨的目的》这个题目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讲到实事求是，周恩来深有感触：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

对会上会下有些人说真话，而有的人却说假话的情况，周恩来动情地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

为了让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者们以历史经验为鉴，他接着举了唐太宗与谏议大夫魏征的例子：

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在讲到做实事时，周恩来还坦诚地以自己为例说：

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强调：“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周恩来接着说：

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对几天来大多数人终于敢说真话一事，周恩来高兴地说：

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周恩来的话，既唯物又辩证，既坦率又民主，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平等民主的风格。

同一天，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讲话，谈了自己对经济建设的看法：“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也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朱德的讲话，表明了他对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的反感和对形势的深深忧虑。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就“党的问题”讲话时也讲到，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他同样提醒人们：“我们现在还有不少困难。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

在大会期间，从中央领导的言行中，人们看到了中央对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的决心和态度。但是，在七千多人中，人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一是陈伯达的献媚。

会上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时，彭真曾鼓起共产党的勇气讲了一番真心话：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都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陈伯达听了彭真的这番话后，为表示他对毛主席的忠心，迫不及待地批评起彭真来，他说：

彭真同志昨天说的话值得考虑，不能让主席负责任。要谨慎谦虚。现在的问题是反分散主义，不是右倾、“左”倾的问题。

陈伯达言下之意，毛主席批不得，批评毛主席就是犯分散主义的错误。

彭真辩解道：

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还有一个不和谐音来自林彪。

林彪的讲话与众不同，他从另一面揣摩到了毛泽东的心理，在大会上说：

三年以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本来毛泽东是想让大家出气，讲真话，但林彪这篇讲话，却充满了假话、奉承话。后来毛泽东在修改林彪的这篇讲话时，写了这样几句话：

（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

（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断定，“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他建议“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

尽管有些阴影，但经过28天的时间，七千人大会仍然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等目的。

会议虽然基本完成了既定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把这一成果落实到行动上，在会后切实贯彻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所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在总结经验、取得一致的认识之后，全党的干部，全党的同志，应该同心同德。我们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

实际上，会议的成果给政府工作留下了艰巨的后续任务。周恩来对此非常清醒。在2月7日的闭幕会上，周恩来一方面从政府工作角度替大家承担责任：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目前我们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主要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就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到五年。”在详细列举历年的粮食细账后，周恩来又指出：在1961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100亿斤左右。鉴于1962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八个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搬菩萨’。”……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商定，次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有关粮食问题和精简工作的文件，以期加大调整工作的力度。

七千人大会后，困难时期并没有过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对形势不怕说“漆黑一团”，尽管党内高层的认识分歧在不断加深，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作出“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重大决策后，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自“大跃进”以来的180度的大转弯。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分赴各地视察，毛泽东于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赴外地，到湖北、浙江等地，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则留在北京全面主持中央的调整工作。

七千人大会的成果能否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大会的精神会不会真正贯彻下去？这都是留在北京的周恩来担心的问题。不久，他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

2月16日，周恩来在阅看新华社的一份情况反映时，得知一些地方仍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下级机关根本不向上级机关反映真实情况，上级领导要什么，他就反映什么，不把全面的情况反映出来。针对这种做法，周恩来批了几句严肃的话：

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

只相信一面，只听一面，就不走群众路线了，就不要调查研究了，就骄傲自满了。

前一段是针对“下面”的，后一段是针对“上面”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扭转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必须上上下下齐心努力，否则，中央的方针政策只能变成空谈。

七千人大会虽然开过了，但周恩来对党内忽视调查研究的现象和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还是有很多忧虑的。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能否真正认清困难形势，并真正克服困难，走出逆境。

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都意识到，七千人大会后，还要进一步解决思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来。

2月21日至23日，周恩来出席了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所以又称西楼会议。西楼会议要讨论的主要是1962年的国家经济预算，但会议一开始，与会的人便把主要的议题转到国家整个的经济形势上来。会上，大家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等情况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年预算中仍有50个亿的财政赤字。大多数常委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

鉴于客观存在的形势如此严峻，主持西楼会议的刘少奇在会上言语激动地说：

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为此，他果断地提出：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刘少奇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在会上，周恩来特意强调，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对刘少奇有关“透够底”和“揭问题”的主张，周恩来是赞同的。这是客观形势使然。但他们俩恐怕都没想到，有时候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却是如此之难。

针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形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了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办法。陈云主张，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体上要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陈云提出：“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

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同意陈云的上述意见。刘少奇还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经济情况和我们的方针政策。

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考虑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不久，经刘少奇提议，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周恩来是中央财经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中，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共同领导经济工作且观点相近的人，如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组员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了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由陈云在会上做《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陈云指出了党内认识上的不一致，他说：“对于存在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

陈云还特别点明：“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接着，陈云讲了目前困难的严重性。他认为，尽管我们要鼓劲，但是在中央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干部中，应该指出困难的严重性。当然，陈云也强调，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陈云的讲话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之后，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开会，讨论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在3月8日的财经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就如何看待形势讲了这样一番话：

讲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的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少奇同志说把困难估计足够，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就是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害处。

周恩来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了一些破坏。从各种情况看，农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但要准备慢。他还说：“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

既然“困难是相当严重的”，“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有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还要说“讲总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呢？

周恩来的“已经过去”说，有它的道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首先，“已经过去”的困难主要是指政治思想上的。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在政治上达到了民主集中，统一了思想，某些方面的认识比过去清楚一些了，这使得全党可以精力比较集中地去研究和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困难。其次，“已经过去”说强调的是对困难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道理，着眼“鼓劲”而避免“泄气”。再次，已经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全党并没有陷入困难里面不能自拔。基于这些原因，周恩来一方面讲“已经过去”，而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我们已经走出困难的低谷。

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3月1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等有关情况。毛泽东基本同意其他常委关于当前财经情况的意见和所采取的措施。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当天中共中央批发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批示中重申：“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照此，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着重谈了“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虽然在“情况正在好转”的意义上又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他同时还提醒人们：目前的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还有一系列的艰巨工作要我们去做”。他还强调：“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只有看清形势，才能把握这种“极关紧要”的环节，所以这次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财经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的问题》时再次强调：“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对于这一点，现在认识是不够的。”他认为要下三个决心：（一）不仅要争取快、准备慢，还得要争取好、准备差；（二）要做大幅度的调整；（三）必须进一步摸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在人大会议的闭幕会上，他又一次坦率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

4月28日，周恩来在有各大区经委主任参加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困难的严重性要有足够认识的问题。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中共中央于30日发出了《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当天，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会议上讲话时认为：能不能贯彻调整的方针，“就是看我们能不能经受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的考验”。

对各方面具体困难的估计和在一定程度上对严峻形势的分析，毛泽东是同意的。但是在全面估计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在认识上是有不同看法的。

5月以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全面地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总体上把目前形势讲得“漆黑一团”方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过多地讲困难，显然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无论如何，应该说，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会议并没能彻底解决认识问题，但是，从此中国共产党内作出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自“大跃进”以来思想和实践上的重大转弯。

当然，在七千人大会后的经济大转弯中，党内甚至领导层出现认识分歧是正常的事。不幸的是，由于调整思路和建设思想上的分歧，再加上内忧外患的干扰，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常常处在一个极不平静的状态下，一波三折。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也容易不断地受到一些来自方方面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一切，决定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工作的状态——惊心动魄而充满曲折，疲于奔忙而千辛万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