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主持调查巨轮沉没事件

196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热闹而又极不寻常的。

4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四周的鲜花和常青树把人们的心情带入了喜庆和温暖的氛围中。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1个人民团体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千余名中外友人欢聚一堂，为团结、为和平、为胜利、为健康举杯相庆。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洋溢地说：“感谢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支持……”

就在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艘名为“跃进号”的巨轮，从青岛港热热闹闹地起锚了，它的目的地，是日本的门司港。这是新中国第一艘行驶中日航线的万吨远洋货轮。许多人不解其中的奥秘：中日之间并未建交，尚无外交关系，如此重要的一艘巨轮，怎么会驶往日本？

5月1日下午1时，正当人们沉浸在五一节的欢庆中时，中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突然在海上沉没。“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当天很快就报告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里：“跃进号”因被三发鱼雷命中而沉没……陷入深深焦虑中的周恩来立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并组织联合调查小组。随后，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第一线指导调查工作。

“跃进号”刚刚出港，前去采访的中国新华社记者便从青岛发出了一则电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艘行驶中日航线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今天从青岛启航驶往日本门司等港。

“跃进号”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货轮。

这艘万吨远洋轮是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根据中日贸易的规定，满载着我国出口的玉米和矿产品等货物驶往日本的。

“跃进号”轮在启航之前，曾经在青岛市副市长王云九主持下举行了开航仪式。

短短150个字的电讯，刊登在5月1日的各大报纸的头版，虽不是显著位置，但却引人注目。因为“跃进号”毕竟是我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它牵动的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心，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它不仅是中国远洋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新中国外贸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的由来，反映了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深刻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由于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以及日本社会许多人对那段侵略历史缺乏正确的认识，再加上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尤其是吉田政府和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阻挠中日两国人民发展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愿望，使得中日关系陷入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中日两国之间也留下了众多的恩恩怨怨。为推动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以民促官、贸易先行的策略，便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实施的。

1960年6月，日本岸信介内阁下台，由池田勇人继起组阁。上台后的池田表示：“可以和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

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态度极为明确：必须遵循中日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8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重申了中日政治三原则：

（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

（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三）不阻碍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同时，周恩来还明确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

（一）政府协定：由于日本政府过去不愿保证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因此，今后一切贸易协定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

（二）民间合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同日本有关团体和人士向中国推荐的日本友好商社之间，既可签订个别民间合同，也可签订长期合同。

（三）个别照顾：按照贸易中断时的做法，对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继续给予照顾。

上述原则在日本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贸易三原则尤其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一些中小企业纷纷要求同中国进行交易，不少大企业则希望在开展中日贸易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秋天，两位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重要人物——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和前通商产业大臣、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相继访华。根据周恩来与他们的谈话精神，双方代表起草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11月9日，中方以廖承志为代表、日方以高碕达之助为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周恩来出席了签字仪式。备忘录规定，从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安排，平均年贸易额为每方各3600万英镑……

“跃进号”货轮所载的货物，就是中国方面1963年对日贸易的3600万英镑的一部分。这艘船的载重量为15930吨，开航时实际载重为玉米近万吨、矿产品和其他杂货3600多吨。仅就载重量来说，还有2000多吨的富余。

该船预定1963年5月2日上午到达日本门司港。

自这艘轮船离去之时起，人们就盼着它早日到达，安全到达！无论从轮船本身还是从船上的货物来看，这艘船的离去，都是非同寻常的。这第一艘有着特殊意义的远航日本的大型货船，也牵动着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心！

“跃进号”启航后，一直同我国的有关港口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5月1日下午1时，正当中国人民沉浸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欢庆中时，“跃进号”巨轮行驶到南朝鲜（今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即北纬31度54.5分、东经124度59.5分的海面上。突然，伴随着几声巨响，“跃进号”货轮上的人们感到了天翻地覆的震荡，人们的脑海与船上的一切物品一样，骤然间乱成一团……船上人的第一感觉是：“跃进号”出事了！

1小时10分钟后，船上人员向中国方面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出事以后，经过3小时15分钟左右的顽强挣扎，幸存逃生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跃进号”沉入海里……

“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当天很快就报告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里。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恩来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此事非同小可，当务之急是迅速采取救援措施和调查事故原因。周恩来立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自接到“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后，周恩来时刻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

5月2日清晨6时，周恩来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彭真，汇报初步情况：“昨日下午跃进轮出事，一直注意到现在，大致情况弄清如下……”

信中说：据我船员报称，“跃进号”因被三发鱼雷命中而沉没。对此周恩来做了分析：“如弄清鱼雷发自潜艇，则此事必为美帝所为，因台韩两方均无潜艇。如发自快艇，则可能为美蒋合谋。”但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周恩来不能做出最后判定。因此他在信中建议：为慎重起见，“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

2日这天，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自北京发出两份电讯，这是“跃进号”启航以后人们从报纸和电台方面第二次得到它的消息。

一份电讯说：

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于5月1日下午自青岛驶向日本门司途中，在南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域突然遇难沉没。

……

这艘船有59名船员。据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方面通知，这些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经日本渔船“壹岐丸”救起，并且转登在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今天下午北京时间7时30分，这些船员已经由我国派往营救的护卫舰之一的211号接回，现正在返回祖国大陆的途中。

中国政府对于“跃进号”的突然遇难沉没，十分重视，现正对沉没原因进行严密调查。

另一份电讯说：

自获悉我国“跃进号”货轮紧急呼救的讯号后，我国政府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出205、206、211、224四艘护卫舰，前往营救。我上述护卫舰于5月2日北京时间8时到达出事海域……并于2日下午返航。

看到或听到这一消息后，几乎全中国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在议论着“跃进号”的事，并在思绪中存下了许多的疑团：是什么原因致使这艘巨轮沉没？是遇海上风暴，还是敌人破坏？是经验不足，还是准备不充分，或者是自身的其他原因？……人们都在关注着事件的结果。

这期间，周恩来急召罗瑞卿、廖承志等商议对策。随即决定成立由有关方面负责人雷英夫、孙大光、张学思、张致远、孟平组成的五人调查小组。此后，为弄清情况，周恩来几乎每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跃进号”沉没事件，有时一日谈两次，谈话时间有时安排在上午，有时安排在半夜。

调查小组根据周恩来要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原则，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于5月7日向周恩来初步提交了《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

这份报告极为珍贵，它的特别之处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观点：“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谁都清楚，这一判断的结果，其性质与被击沉没是大不一样的：若是因被敌方鱼雷所击而沉没，则主要原因来自客观方面；若是因触礁而沉没，则主要原因来自主观方面。两种结果必然带来两种不同的责任，并得出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因而做出哪一种判断都绝非儿戏！况且此事必须对全国甚至全世界有所交代。

5月8日，周恩来接到交通部党组《关于调查“跃进号”探测工作准备情况的报告》和新华社声明稿及部队的有关报告后，当晚召集在京的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出席的有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廖承志、王首道等人，讨论有关“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声明和到现场进行潜水调查问题。会议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基本同意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沉船原因“极大的可能性是触礁”的判断，并决定：为进一步贯彻科学求实的精神，做出最后判明，必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会后，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和彭真：

大家都同意雷英夫五人小组的报告判断，“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为触礁，但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因此，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根据种种情况分析，周恩来个人是倾向于调查小组的判断的。因此他在信中又说：

“跃进号”触礁沉没，几乎可以肯定，现在进行现场调查，既表示我们实事求是，利于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同情，又可以借此锻炼我们海军部队和交通船员出海作业……

对“跃进号”事件，周恩来想得很深、很远，他也始终采取了高度负责和认真处理的态度。他在信中最后说：

“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为了切实检查这次出海作业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查明上海海运局和东海上次关于商定“跃进号”赴日航线和护航工作的具体情况，我拟约同瑞卿或者成武同志于5月10日赴沪一行。

为周密调查和慎重处理此事，周恩来做好了飞赴上海的准备工作。5月9日，他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中国共产党将派以邓小平和彭真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两党会谈一事与苏方磋商。当天，他又会见索马里新闻部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原想当天还要与希拉维谈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和财政援助问题，但由于时间太紧张，周恩来不得不遗憾地说：“今后四天我不在北京，到下星期一才能回来。你能否等？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同你再谈谈。”

这期间的其他一些外交应酬，周恩来基本上都取消了。“跃进号”这样的突发事件，一时间成为周恩来的头等大事。

东海舰队的负责人在浓密的大雾中见到走出机舱的周恩来时，惊奇地问：“总理，天气这么不好，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从机场出来，周恩来直奔会议室亲自主持汇报会。他强调：“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1963年5月10清晨，几乎一夜未眠的周恩来急匆匆来到机场，赶往调查“跃进号”事件的前线指挥所——上海。

由于毛泽东要当面听取有关“跃进号”事件的汇报，且周恩来还将“在杭州同各大区书记谈谈粮贸、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因此，周恩来一行先飞杭州。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周恩来于当天下午2时15分抵达杭州。在杭州，周恩来只能停留一天多的时间，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三次约各大区书记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并出席毛泽东从5月2日开始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在发言中，周恩来谈了自己对修改稿的意见。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他建议将原稿中“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团结95%以上”，这一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对“跃进号”沉没事件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和彭真等人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和周恩来等人对此事的处理方法。

5月12日上午，沪杭一带上空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9时，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从杭州机场起飞。在另一头的上海虹桥机场，中共上海市委和东海舰队的负责人早已接到通知，正焦急地等候在那里。看着似乎像撒满了白烟的天空，迎候的人们不时地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大的雾，总理能来吗？”人们越等雾越大。不一会儿，他们接到报告说：“由于雾大，飞机改到龙华机场降落！”迎接的人们又忧心忡忡地驱车赶往龙华机场。9时20分左右，人们终于在龙华机场听到了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的轰鸣声。

当周恩来稳健地走出机舱时，大家悬在半空的心总算落了地。见到总理，舰队的负责人憋不住关切地问：“总理，天气这么不好，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

从龙华机场出来，周恩来坐车直奔锦江饭店，他告诉有关方面负责人：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在锦江饭店开会，汇报和讨论出海调查的准备工作。

10时40分，周恩来在锦江饭店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汇报会。会议一开始，他首先说：“我是从杭州来，从毛主席身边来！毛主席正在主持写一个文件……”随后，他话题一转，把与会者的思想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这一精髓上来：“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言下之意，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不能单纯地依赖阶级斗争的政治观点看问题。

周恩来让海军参谋把海图拿来，一边看图，一边认真地听取东海舰队和海上打捞局对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还不时地询问情况。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汇报到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委呢？”

舰队领导面面相觑，没想到总理会提出并强调这一问题。

周恩来又一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对舰队领导们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委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这个原先在海军领导机关中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被周恩来一说，还真使他们茅塞顿开。东海舰队的司令和政委当即向周总理表示：“我们亲自去！”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他接着强调：“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周恩来的到来，无论对出海准备工作，还是对有关部门的制度建设，以及对有关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调查“跃进号”的沉没原因，潜水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周恩来在当天下午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当时潜水员正在做加压试验。技术人员首先向周恩来介绍了高压设备和加压情况。加压试验开始时，周恩来坐到了加压舱前，身体微微向前倾，右手扶在加压舱上，左手握着电话机，神情专注，面容慈祥。他不断地问潜水员：“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吗？”当压力加到六个大气压时，周恩来又担心地问：“能不能抗得住？还能不能活动？”潜水员回答：“可以。”为使总理放心，潜水员还在舱内拿起哑铃做了各种动作，显出很轻松的样子。试验结束时，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说：“很好，很好！”当潜水员走出加压舱时，周恩来急忙走向前去，一边握手问好，一边拉过一个潜水员，用手轻轻地按住他的脉搏，默默地数着每分钟跳动的次数，然后把数据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离开海军医学研究所时，周恩来想起一件事，突然转身问随行的几位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以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

几位负责人显然又被周恩来的这一问题难住了，他们一阵惭愧，承认说：“没有考虑到。”

周恩来第三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

自舰队领导接到周恩来以来，共和国总理连续三次用“这么大的事”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原先并未考虑到的问题，这种考虑问题的细密和对待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心，给舰队领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还来到海军观通部门检查通信联络工作。他在同报务班的战士们交谈时，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军舰一旦受到损坏，没有电，通信联络怎么办，还能不能跟北京沟通联络？”军士长如实回答：“不能。”周恩来虽然对此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责备大家，只是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用手摇发电机保证通信畅通的故事，并意味深长地启发说：“你们在公海上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及时报告中央，中央也要及时发布处置的指示，通信联络搞不好，可要误大事啊！”军士长明白了周恩来这番话的重要性，送走周恩来以后，他马上带着战士们去领导机关领了一台手摇发电机，以备万一。

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5月13日上午9时，周恩来亲自前往吴淞口检查出海编队的舰只。总理上舰视察的消息很快就在各舰上传开了，接受出海任务的海军战士们精神抖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总理的检阅。

周恩来首先登上指挥舰。他清楚地知道，寻找“跃进号”沉没地点的主要手段是声呐，为此，他来到指挥舰的水中探测仪室，认真听取了声呐班班长的介绍。他一边听，一边手摇声呐回音操纵柄，仔细地辨别过往船只、泥土、港岸的回音，并观察了声呐的各个部位。最后，周恩来勉励声呐班班长说：“你们这个岗位很重要。能不能找到‘跃进号’，就看你们各个舰艇上的声呐兵了。”

共和国总理的信任，给了声呐班的战士们以极大鼓舞。在指挥舰上，周恩来还从舰首走到舰尾，一边看一边问舰长：舰艇有多长、多宽，性能怎样，能装多少油、水、副食品，能不能保证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海上十天的生活……待舰长一一做了回答后，周恩来又特别叮嘱了一句：“准备得越充分越好。”在会议室前的甲板上，周恩来问一名干部：“在舰上是做什么工作的？”回答说他是舰上的舰务长。周恩来风趣地说：“噢，这个职务相当于营参谋长吧？”甲板上的战士们没想到总理以如此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与大家开起了玩笑，舰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与总理有说有笑，没有任何距离感。

随后，周恩来走遍了每一艘舰船，对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做了全面的检查，尤其对带有全局性的关键岗位，他检查得更细。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鼓励大家要有信心，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完成好这次任务。

5月13日下午3点，周恩来按事先约定，给东海舰队干部和出海船员作了一次报告。当时，许多干部战士还以为“跃进号”是因受到鱼雷攻击而沉没的。因为当战士们把59名获救的船员从日本渔船接回来时，许多船员就说过：“跃进号”是由于被鱼雷攻击而沉没的。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正是根据遇难船员的反映发布“跃进号”是因腹部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等消息的。战士们此时早已做好了出海应付一切挑战的准备。

周恩来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沉没的。”这句话，引起了战士们的不解。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可能是触礁的理由：“‘跃进号’沉没的地区有三个礁石，很大的可能是遇到一个浅水，也就是在北纬37度7分、东经125度11分这个地区，有一个苏岩礁区，叫珊瑚礁，这是火山爆发出来的，火山岩上的珊瑚礁。因为它水浅，在水下有5.4米，而我们‘跃进号’最大的吃水是9.7米，我们装货装到9.4米的样子，很可能要碰到它。如果碰到它，那就触礁了。”

按预定的航线，“跃进号”距离苏岩礁有7海里远，怎么会触礁呢？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又解释道：“7海里是很远的距离，但是，那是在大海里，是深海区，当时有风，有了风，这就不能照平常的速度前进，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有潮汐，有涨落，就影响快慢；第三件是潮流，从南面来的流，往东北推，就把船往北偏。还有其他因素。‘跃进号’出事前，虽然定了八次船的方位，但是，由于上面说的原因，所以实际位置并不正确，这样，就出了事故。所以，我们判断‘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

在周恩来的分析中，并没有断言最后排除了“跃进号”受到水下攻击的可能性。最后，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强调：“我上面的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这要由你们去现场进行调查，再做最后的判断。”

在东海舰队，周恩来对出海调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还与出海的战士们合影留念。

晚上7点半钟，周恩来又接见了“跃进号”获救返回的全体船员，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他们表示慰问，并进一步了解“跃进号”遇难的详细经过。

随后，周恩来再次找来军队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了海军、空军和航空兵协同行动的问题。

晚10点40分，周恩来约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等人谈话，对“跃进号”出海调查及其善后工作做出周密的安排。

在所有的事情布置完毕后，已是午夜，周恩来就要离开上海返京。临走时他再次叮嘱出海人员：“再给你们三天准备时间，你们去公海调查，这是第一次，要用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管世界舆论怎样，我们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这种语言，一定要找到它，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他信任地握着他们的手说：“好！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带着对出海调查的期待和信心，周恩来回到了北京，他随时关注着“跃进号”事件出海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

参与调查“跃进号”的海上编队，在周恩来离去后又进行了几天的细致准备……

在调查作业船队启航之前，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一份声明：“‘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系触礁所致，但是，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归航之后，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三份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借“跃进号”事件，周恩来告诫工交部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他痛批：“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5月17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再次召集新华社、交通部和解放军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开会，针对调查工作中可能会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会后，新华社奉中国政府命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有关“跃进号”事件的第一份声明：

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由青岛港驶往日本门司港途中，在1963年5月1日下午航行到南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域时，突然遇难沉没。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

中国政府责成交通部对“跃进号”货轮的遇难经过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根据对“跃进号”船长的报告和船员所提供的各种情况的分析，交通部认为“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系触礁所致，但是，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中国政府决定由交通部负责进行现场调查，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遣必要的舰船和飞机予以协助。为此，确定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以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1分为中心，半径15海里圆周内的海域为调查作业区，并自1963年5月19日起，开始调查作业。希望各国舰船和飞机避免发生误会，不妨碍在这一规定海域内调查作业的进行。在调查作业结束后，将另行发表公告。

在这份声明的最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话：

中国政府深切感谢日本渔船“壹岐丸”“对马丸”，巡视船“甑”对“跃进号”遇难船员的营救和护送，深切感谢“跃进号”遇难以来日本各界人士所表示的关怀和慰问。

“跃进号”航行的任务是中日备忘录贸易的一部分，而“跃进号”出事后，又得到了日本船的营救，所以上面这句话加得很有必要。

第二天，出海编队终于驶出吴淞口……

与此同时，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第二份声明：

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沉没的确实原因，由中国交通部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已经在18日从上海启航，预定19日可以到达调查作业区。这个调查作业区如前次所公布的，是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这个调查作业区并不是禁区，各国渔船和飞机仍可通过这一区域。但是为了避免发生误会，不妨碍调查作业的进行，希望通过这一区域的各国渔船和其他舰船，在必要的时候，同进行调查作业的中国舰船保持联络。

同时，新华社还发表了两则电讯，其中一则说道：为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奉命指定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在“跃进号”遇难地点，组织现场调查作业，并决定派遣“和平61号”货轮为调查作业船，“救捞1号”“救捞8号”“海设号”等为辅助船只。另一则透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遣205、206、263、264、328、377号六艘舰艇，协助交通部的调查作业舰队到规定的作业海域进行现场调查。在需要的时候，海军还将派出飞机到现场担任空中的联络、观察、救护事宜……

5月19日，肩负重任首次前往公海作业的联合编队到达调查海域，经过一天的搜索，有了初步的结果。

5月20日上午，周恩来接到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发现苏岩礁！”苏岩礁的发现，为找到“跃进号”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海军和交通部：“告诉他们，向他们祝贺，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查清楚。”

此后，一份接着一份的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

“5月22日下午，发现‘跃进号’沉没位置：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

“5月24日下午，潜水员下潜成功摸到沉船船首‘跃进’两字，锚孔朝上，甲板近似垂直，船体左倾侧卧海底。”

……

经过几天的潜水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终于被确认。出海编队迅速向周恩来报告了调查结果：

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8次的摸索，在它的西面角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上有遭受触撞的显著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许多岩石碎块（已取回8块），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漆皮存在。

“跃进号”的破损情况：摸到破洞3处，凹陷5次，舭龙骨折裂一次。

从沉船中和苏岩礁被撞处取出航海日记等物件29种。

“跃进号”船体三段合龙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并无异样。

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可以证实‘跃进号’确系触礁而沉没的。”这一报告，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等人的判断。

对这种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得出的准确结论，周恩来非常欣慰。然而，面对“跃进号”沉船的整个事件，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5月28日中午，周恩来再次主持会议，进一步讨论“跃进号”的善后工作和发表政府公告等问题。

6月1日，海上调查作业正式结束。这时距“跃进号”遇难下沉海底的时间正好一个月。第二天，出海编队离开作业区，胜利返航。

后来，海军领导机关在一篇名为《海军战士倾四海之水写不尽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周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复认真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从出海力量的配备到指挥干部的调整，从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保证了这次调查任务的胜利完成……

6月3日，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三份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而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以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1分为中心，半径15海里圆周内的海域，经过15天调查作业，在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处发现沉没了的“跃进号”船体。

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至此，引人注目的“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悬在许多人心中的疑团总算是解开了，然而，事件本身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太多了……

就在“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交通部部长王首道致信主管副总理薄一波，请示：拟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动员交通部门结合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狠抓安全生产。

薄一波很快就批准了王首道的请求，并将他的信和交通部附来的《电话会议计划》一起报到了周恩来那里。

交通部采取的这一措施，正是周恩来所期望的。对交通部门连续发生的一些事故，如不及时总结经验，将严重影响安全生产，造成更大的损失。

周恩来仔细审阅了报来的《电话会议计划》，然后批道：“同意。有点意见，见批注。”

周恩来所写的“有点意见”，看起来是一句轻飘飘的话，然而，交通部的领导们看到批示时，都感到总理的意见中是字字千斤重。

周恩来在《电话会议计划》所述“会议内容，主要是号召直属企事业及地方交通系统，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接受‘跃进号’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后批注：

什么叫作“行动起来”，太抽象了。应该要求交通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地方交通系统，首先是电话会议所提到的各单位，将报告中要点、事故及其经验教训和紧急措施，向各单位全体职工进行传达，动员他们讨论，并提出改进意见，保证实施。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这是交通部“五反”的中心环节。

“五反”，指的是1963年年初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城市中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为此，中共中央还在3月1日向各地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为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中共中央又专门提出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斗争，这就是“五反”中的“三反”。

新的“五反”和“三反”对象，是客观存在着的。正如周恩来5月8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信中所说的：“‘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跃进号”遇难事件，正好处在“五反”“三反”运动期间，再加上一系列的事故发生，官僚主义问题自然成为交通部门的严重问题。

借“跃进号”遇难事件，周恩来对“五反”运动的开展，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交通部门的电话会议开过以后，他于5月28日找来薄一波等人，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交各部领导干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情况。同日，他详细审阅了《工业交通各部（局）“五反”运动情况简报》，并在上面批了这样几句话：

一波同志：听了你今天的汇报，又看了这个简报，工交各部领导的“三反”阶段算是搞开了。我看，领导“三反”洗澡的重点应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而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我明天也要讲讲。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5月29日和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所作的一个经典性的报告《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它的部分内容，后来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题，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中。

周恩来的报告，开门见山：“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他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并明确地说：

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都会慢慢地蜕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

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3月1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他痛批官僚主义，并铿锵有力地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跃进号”事件，最终总算妥善地处理了，然而，一个事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所引来共和国总理的高度牵挂和他对一场运动的深入开展的进一步思索，所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这些，都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刻上了重重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