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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进入20世纪60年代，非洲进一步觉醒！非洲更多的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
仅196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有15个获得独立，这年成为“非洲独立年”。
1963年5月，3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自近代起却青睐了欧洲大陆，冷淡了亚非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大肆掠夺非洲财富和奴役非洲人民，而且还把非洲称为“黑暗大陆”。非洲大陆的美丽和富饶，成为他们肆意践踏的对象。在他们的眼前，始终挂着的是一副种族歧视的黑色眼镜。
在东方的中国，有着与非洲共同的历史遭遇。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在新中国的领导人眼中，却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正如周恩来所说：“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周恩来认为，非洲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它的落后并不是自己造成的；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电贺承认非洲独立国家。新中国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
进入非洲第一站——“阿联”（1958年2月1日，由埃及与叙利亚合并共组，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下简称“阿联”），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了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场面。纳赛尔总统亲自把一枚精致的共和国勋章挂在中国总理的胸前，并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周恩来感叹：“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作‘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随后他大度地致歉：“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人的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对“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周恩来语），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也加深了周恩来与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了解。
非洲大陆及其非洲国家，无论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人们了解非洲，在代表团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大家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仅在他阅看的参考资料第25辑即《非洲概况》上，就留下了他逐字逐句地画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笔迹。为了解非洲概况和走进非洲，可见他下了巨大的功夫。
为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我国西南边陲——云南昆明。
1963年12月13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
由昆明出发，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大使，向他们详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提出：“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阿联”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先由肯尼亚抵达开罗，同开罗机场重重叠叠、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受纳赛尔总统的委派，“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
萨布里主席与周恩来是熟悉的，当年4月，他曾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他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阿联”总统纳赛尔缘何未到机场去接周恩来？对这点，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这样认为：“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不会到机场去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及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
韩素音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
其实，韩素音女士的这一判断失之偏颇，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是这样说的：“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痕迹。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阿联”，这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场面。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中，目不暇接地抢镜头。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这种语言，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了“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无可挑剔。
与韩素音所说的“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恰恰相反，当天晚上7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纳赛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致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他还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
周恩来虽然是第一次正式访问“阿联”，但是他对“阿联”（埃及）的关注，却始于40年前。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阿联”人民和非洲大陆的这种不解的缘分：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作“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对中国客人的到来，“阿联”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动情的，其实正是“阿联”总统纳赛尔。
12月16日，纳赛尔总统邀请中国客人出席“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就在这次会上，他对周恩来赞美有加，使用了这样一些语言：
亚洲的杰出的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的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
这是少见的赞誉。也许是翻译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当时由孔原、黄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确实是这样记载的。
当纳赛尔总统在科学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
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的陪同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78米高的开罗塔。它们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约前2650—前2500）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客。只见几名身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这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过去了，他们随着运动员的跑动，视线不断被引向塔尖，不大一会儿，白衣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只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登塔表演，赢来了大家的一阵掌声。
惊叹之余的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个来回。”
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计时。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方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受其影响也很相信中医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秒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哎，还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的一样，一分钟八十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
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并如此称赞他们。
在“阿联”的访问，是愉快的。正是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
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其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其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统一的愿望。
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这五项原则，一经提出便在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2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面对各路记者的提问，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机智应答，妙语连珠。
提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他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
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看来中国代表团的行踪，外国记者早已知晓。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致歉以后，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带着这种友好愿望，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非的第二站——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联结起来。一是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称号。当本·贝拉总统请求周恩来赐教时，周恩来谦逊地说：“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本·贝拉称：“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当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机舱时，看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副总统兼国防部部长布迈丁率领30万阿尔及尔人民正迎候在机场上。兴奋的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热烈地拥抱了周恩来，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固然有它深刻的含义。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年2月底，阿拉伯联盟总秘书长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6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他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它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
进入阿尔及利亚后，周恩来没想到在这里他会成为阿尔及尔市民中间特殊的一员。
为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2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于5时30分到达总统官邸约丽别墅拜会了本·贝拉。从机场到住地，迅速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统官邸拜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12月22日，阿尔及利亚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联结起来。周恩来出席了命名典礼。另一件事，恐怕周恩来原先也没有想到，阿尔及尔市政府决定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授予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内隆重举行。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周恩来欣然前往参加，接受了这一称号。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本人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会谈外，主要是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四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
对阿尔及利亚，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自认为了解得还太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中国方面知之甚少。因此，前两次政治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
相应地，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为此，从12月24日第三次会谈开始，本·贝拉便请求周恩来赐教。
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
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作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做了准备。随后，本·贝拉把他的干部们召集起来听中国总理的报告。讲台上，周恩来虚心而仔细地给阿方的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建设经验；讲台下，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统在一旁认真地做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虚，竟是如此相似！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年2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也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前，曾于10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及其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法国人对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
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似乎对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尽，他又使出了浑身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
12月26日晚11时40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待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所幸的是，访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睡”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在40摄氏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后来回国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我才算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
12月27日上午，本·贝拉和布迈丁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
为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打破了以西式两菜一汤来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惯例。品尝到摩洛哥烤全羊的周恩来和陈毅，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满意的哈桑国王回过头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世界之冠”。他巧妙地问：“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样？”周恩来友好地戏称哈桑二世：“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摩洛哥王国，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东邻阿尔及利亚，1956年获得独立。它的面积只有45.9万平方公里，人口在1963年只有1200万。摩洛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后采用了欧洲的“廉政国宴”——西式两菜一汤。奢华、复杂的宴请早已取消了。
中国客人远道而来，却受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破例款待。12月27日上午，当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时，王宫里将要出人意料的国宴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当周恩来、陈毅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进入王宫拜会哈桑二世国王时，哈桑二世打破了西式两菜一汤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惯例，改用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来盛情招待中国贵宾。这一席菜，就连1961年起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的杨琪良也未曾领受过，也使出席宴会作陪的一些外国使节感到异常破例，惊喜万状！
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哈桑国王依照本国的风俗，陪主宾周恩来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一只烤好的整羊已经放在了直径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哈桑国王首先用手挑选了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进行，以示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周恩来有流鼻血的毛病，上火的东西很少吃，在国内时更是极少吃羊肉。但是，他历来入乡随俗，主人如此盛情，他只好客随主便。每次上菜后，周恩来也依样敬主人哈桑国王。
另一边，哈桑国王的弟弟、年仅19岁的亲王与陈毅同桌。这位亲王不仅说话不拘小节，而且动作也稍有些“出格”，他抓起一块烤肉，自己先用嘴舔一舔，然后再送给陈毅。陈毅见亲王如此“破例、热情”，也洒脱地接过肉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点也没见外。双方人员都极为感动。满场气氛亲切融洽，为这次访问创造了极好的氛围。
席间，周恩来、陈毅和其他人员吃得都很尽兴，周、陈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听后很满意，他也知道，中国的饮食更是精美可口的，所以回过头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世界之冠”。
宴毕，哈桑国王把周恩来、陈毅和杨琪良大使请进他的会客室品茶。
摩方所饮的茶，是由中国供应的绿茶“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一些“面包糖”（面包状，近似于冰糖，由白糖加工而成），放入特制的大茶铜壶里用木炭火煮成。室内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合乎标准后，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随同周总理访问的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哈桑国王手下的这位“茶博士”，在烧茶时，一会儿用小杯子尝一口，尝剩下的茶水，又倒回大茶壶里去。他就这样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件事。成元功感叹：茶在摩洛哥是多么宝贵啊！
此茶烧好以后，茶色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有风味。
周恩来喜欢饮茶，他的家乡也盛产茶叶，但摩洛哥特有的饮茶方法，他也是头一回看见。周恩来品后表示了欣赏之意。这一效果，正合哈桑二世意，他连忙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1200万人民生活的三大必需品，须臾不可少。光绿茶就年需12000吨。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因此，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客气地回答：“贵国喜欢的那种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不大的特定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我回国后一定请有关人员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哈桑国王的说法，这一问题的解决，等于解决了他的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造反”问题。后来到索马里，索方也向周恩来提出在茶叶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周恩来特意交代有关人员，对摩索这样的国家，我们要派专家来做些调研，看能否种植他们所需要的茶，若能，让我们的专机送些茶叶苗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人家。
摩洛哥从历史上就延续了王国制，这一体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将如何发展？哈桑国王不无考虑。趁这位对世界有所影响的东方大国总理在此，哈桑国王突然巧妙地向周恩来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回答：“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以要求他参加。”
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这一巧妙的回答，既安慰了哈桑二世，又表达了中国尊重这些国家人民选择的态度，机智诙谐而又含有深意。
访问摩洛哥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还向已故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陵墓敬献了花圈，以表明对摩洛哥独立革命运动的支持。摩洛哥革命以及哈桑二世前辈的事迹，周恩来早在40年前留法时就有所耳闻。这次访问摩洛哥，他与哈桑二世谈及此事，说：“摩洛哥的革命，摩洛哥人民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青年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以摩洛哥为例子。后来先王（哈桑国王的父亲）陛下被放逐，我们也知道。”
周恩来青年时期就对摩洛哥革命和哈桑国王的父亲如此关注和称赞，令哈桑二世甚为惊叹！
在摩洛哥，有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周恩来、陈毅与摩方会谈的一个主要话题。谈话中，他们很自然地转入对中美关系的议论。虽然美国到处干涉别国内政，以“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人散布“中国好战”的谎言。周恩来在会谈中把中国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告诉了哈桑二世：
尽管美国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禁运等），但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下去，要谈多久就谈多久，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8年多，可再谈8年，甚至80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是总要达成协议的。
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被第三世界的兄弟们所认识、了解。
196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就要离开摩洛哥，友好的国王哈桑二世赠送给周恩来一把宝剑，剑鞘上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新年即将来临，这是对中国客人的一种特殊的祝福。告别哈桑二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唯一访问的欧洲国家。周恩来一行将在那里度过1963年。
访非期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突尼斯，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见到周恩来，布尔吉巴总统“有话直说”：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面对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周恩来并未生气，他求同存异，感激对方的诤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按原定出访日程安排，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便要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加纳共和国。但是，一件预料之外的喜事却在这之前发生了。
由阿尔巴尼亚直飞加纳的距离是一万余里，中途必须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但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有趣的是，1963年12月26日，当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礼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给予了高度关注。突尼斯方面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信息正合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请示国内。第二天清晨7时，也就是代表团即将上飞机飞往摩洛哥之时，周恩来和陈毅联合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并邀请访突，“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报告发往国内以后，代表团继续在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访问。其间，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很快同意了周、陈的报告。代表团接到答复后，立即决定由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一边正式访问，完成中突建交，一边给飞机加油。
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
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缺少交流，中国人进入的是陌生的突尼斯，而突尼斯领导人同样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政府。为此，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双方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布尔吉巴不赞成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
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
尽管布尔吉巴对中国缺少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存在许多误会，他的话中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但是，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
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激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精神对布尔吉巴说：
亚洲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
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
……
布尔吉巴终于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结了起来。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镇兴奋地说：“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
1964年元旦刚刚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了：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其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得到报告：虽然政变未遂，恩克鲁玛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周恩来断然决定：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至于外交惯例，我们可以打破！患难见真情，周恩来一行从容地走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行程中。
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为决定即将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这件喜事而高兴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
1964年1月2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恩克鲁玛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
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他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是一位临危不惧、身经百战的元帅，也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钦佩周恩来的胆略，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有的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还有的说，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该去，还有加纳方面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外交部的人说：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他们一再劝说周恩来，最好不要前往，那里很危险！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充分估计到了前去访问的困难和意义，最后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为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
黄镇临行时，周恩来紧握他的手交代：“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镇点了点头，非常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
加纳那边，黄华作为中国驻加纳大使，正好赶上恩克鲁玛遇刺的政变。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称赞的具有“中国式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加纳政变发生后，他向国内发回了一系列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并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
1月9日，黄镇坐另一架租用的荷兰专机飞往加纳，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
“二黄”就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与恩克鲁玛进行了协商。他们向加纳总统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
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鲁玛没有想到中国总理如此体谅他，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感到，危难之中方见中国总理的真诚。
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变化，担忧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提到了中央的这种担忧，他说：
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
何种力量？周恩来说：
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不仅不感到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
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总统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微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克鲁玛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做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鲁玛的那一刻，恩克鲁玛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这张照片，不知事发之时是哪位记者的杰作。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的市容环境。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又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去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
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只见周围戒备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这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
周恩来和陈毅是见过世面的军事家，他们面对这一切，嘴角却挂着风趣、平稳的微笑，只当是在视察军事演习部队。他们从容镇静地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鲁玛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鲁玛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门内。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鲁玛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高度戒备。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却是一套极为熟悉的中山服。原来，1961年8月中旬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鲁玛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鲁玛去杭州、上海参观访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鲁玛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进屋后，恩克鲁玛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当面递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
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里举行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杀恩克鲁玛总统的卑鄙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恩克鲁玛还亲自带着周恩来等人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1471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运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城堡地下室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看了以后，被深深地震撼了：世上还有这等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
周恩来后来在缅甸额不里海滩上与吴奈温主席谈起过参观这座城堡的深刻印象：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15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为了冲淡殖民主义留在地下室里的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楼后，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恩克鲁玛是黑种人，他的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种人，孩子的皮肤则呈棕色。恩克鲁玛把夫人介绍给周恩来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女人的容貌。可见恩克鲁玛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便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球。
两人愉快地操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做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两人球技都不算高，但这场球意义深远。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鲁玛处境维艰、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如此轻松愉快的建议，它深远的政治含义，对世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这时也得到了极好的调节。
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鲁玛：“为安全起见，你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处处表现出来的体谅和照顾，对周恩来的这种巨大支持力量和慰藉，恩克鲁玛甚为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世界政治、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鲁玛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您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做了仔细的分析，所以您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1964年2月和1965年8月他曾分别对锡兰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说过：
在我去访问加纳以前，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搞颠覆活动，其中有美国，它们收买警察，行刺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只能用军队来保护自己，现在正在改组警察。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去访问加纳的。加纳遇到如此重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前去访问。……
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特殊情况下访问加纳的消息，立即被早已云集加纳的记者报道了出去。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
遗憾的是，1966年年初，恩克鲁玛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月24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在这之前，周恩来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周恩来又提出让他留在北京。恩克鲁玛婉言谢绝了老朋友的真情，因中国离非洲太远，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
1972年4月27日，恩克鲁玛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9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加纳政府贸易和友好代表团时，对其团长、工业部部长阿格博少校回忆起老朋友恩克鲁玛：
恩克鲁玛这位老朋友，他一定要去调解越南战争问题。我劝他不要来，但他还是来了。结果，来了就回不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留在北京，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使他为难的。但他觉得离非洲太远心不安，去几内亚了。我在1964年1月访问加纳时，在城堡里会见恩克鲁玛，当时他没有出来，待在城堡。当时我劝他不要出国，我离开加纳的时候没有要他送。1966年恩克鲁玛来调解越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解的嘛！所以他一来就出了事情。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1966年以后我们就见不着面了。……
最后，周恩来还补充了一句：“不管怎样，他是你们非洲解放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难眠。他在考虑：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周恩来首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随后这八项原则又正式写入了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
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尽管对于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言，中国的援助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援助真正是用来扶助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难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一天，是该适时地宣布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原则八项：
（一）平等互利。
（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
（三）无息或低息贷款。
（四）有利自力更生。
（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
（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
（七）技术出口。
（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但其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
第二天（1月15日），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谈完，已是晚上7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就在这里正式出台了。它的完整内容是：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八项原则所包含的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等“中国精神”，一目了然。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八项原则的提出至少有三方面的国际意义：
一是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以富压贫、干涉别国内政、攫取别国资源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提出了挑战；二是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以公正、合理为基础等）提供了基本准则；三是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
1月16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语）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1月21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在马里，凯塔总统等领导人试图让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马里共和国提些看法。周恩来明确地说出了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道路选择的态度：
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无论在马里人民心中还是在凯塔本人心中，中国客人的地位都很高。这不仅因为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诚地与亚非各国合作，而且与中国派往马里进行援助专家的工作有关。
在周恩来访马之前，他曾派出我国水稻、茶叶等方面的专家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到达马里以后，正赶上凯塔总统星期一接见，他们立即提出要到工作的地方去。凯塔说，还不能去，因为暂时没有汽车，得等到星期三或星期四。中国专家问有多远的路，回答是二三十公里。中国专家干脆脱口而出地请求：那没关系，我们走路去。身材高大的凯塔总统惊呆了：这些中国专家，竟如此朴实、无私，吃苦耐劳，充满工作热情。他哪里知道，中国专家在来马里之前，周恩来就指示他们：要学习雷锋精神，以“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的态度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援助马里人民。中国专家到达工作地后，没有桌椅，就坐在床上办公，既不像其他国家专家那样要求住高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吃好的，又从不提带家属问题。相反，他们耐心地传授技术，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深深地打动了凯塔总统，也在马里人民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凯塔总统干脆规定：中国专家可以随便出入总统府。
这些事，周恩来到访后也听说了，他很高兴、满意，为中国专家们的精神感到骄傲。与中国专家的威信相应，中国总理的谦逊、热忱，更进一步地打动了马里人民。
在马里期间，周恩来的一些活动安排，却使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产生了一些意外感。
在抵达巴马科的当天晚上，继凯塔总统带领倾城出动的人民欢迎中国贵宾后，凯塔又在市内为周恩来举行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出席的盛大招待会。在洋溢着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周恩来深受马里人民的热情感染，带头和马里总统一道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尽管随员们在国内见过周总理优美的舞姿，但是这种在异国他乡融合了中非舞蹈各自特点的舞步，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马里期间，周恩来还对动物发生了很大的兴趣。1月17日，他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参观了巴马科市的动物园。这里，有许多生长在非洲的特有动物，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件事的新鲜感还未过去，第二天周恩来又叫上陈毅等人，在凯塔总统的亲自陪同下，前往巴马科郊区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原来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企业，1960年9月由马里政府收归国有后，发展成为集生产和科研为一体，并在全马里六个经济地区设有附属研究站的大企业。原来的法国技术员、管理人员全部由非洲人代替。周恩来听了所长介绍其历史发展后，对他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了养牛场、家禽饲养场、饲料仓库、实验室以及这个企业的其他部分。临走，为了表示感谢，他还向所长赠送了礼物。
代表团成员深深地感到：周恩来所说的向非洲人民的学习，真是多方位的、深入的！
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就要离开马里共和国，临行时，他在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说道：“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和富强起来。”说完，他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
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踏上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周恩来进入了杜尔总统所说的“百宝箱”。在异国他乡，周恩来给“杜氏家族”按一、二、三排序，取了一串动听的名字。杜尔总统亲自开飞机送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又冒了一次险，却大开眼界。
首访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
在科纳克里的欢迎人群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杜尔。这位几内亚总统，当月刚过完42岁生日，但他早已是非洲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后，他便设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的9月30日，在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他委托教育部部长转告周恩来：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1960年4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到任。9月，杜尔总统应刘少奇主席邀请率政府代表团远道而来，访问中国。周恩来参加了接待杜尔并与他会谈的全过程，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几内亚的友好条约上签字。那年，周恩来亲自陪同杜尔总统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他们一起下工厂参观生产情况，走大街视察市容环境，进工人住宅慰问，到少年宫联欢……沿途交谈，相互了解，建立了初步的友谊。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杜尔领导的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几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即中国政府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杜尔明确表示谴责任何外国的干涉。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亿万人民的正义呼声，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年11月13日，周恩来致电杜尔总统，称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这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几内亚，与杜尔可以说是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群众的欢迎方式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四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一辆，其余三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一份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和几内亚友好的歌曲……
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看到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离去。
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他俩后来成为老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
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办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大加称赞了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
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周恩来还激动地表示：
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在这样美丽、富饶的国家，面对热情、好客的总统和人民，周恩来的心情也显得很舒畅、轻松，谈吐风趣、诙谐。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正巧没安排外事活动，周恩来便提议大家，到临海的宾馆外面去散散步，松弛松弛。沿着海岸线，大家很惬意地跟着周恩来漫步在林间道上，欣赏着热带海滨的美景，感受着随海风飘过来的热浪和赤道线海面的独特气息。
突然，周恩来招手把摄影师杜修贤和陈毅的秘书杜易叫了过来，让他们俩站在一起，望着他们笑而不语。“二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才扭头问陈毅：“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杜修贤整日扛着摄影机在阳光下跑，自然要比其他人黑一些，但他没料到总理以此开起了玩笑。
陈毅饶有兴趣地回答：“可不是嘛！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
没想到周恩来更风趣地指着“二杜”说道：“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二（尔）三（山），不是正好嘛。”
陈毅听后开怀大笑，这位元帅外交家以一口四川腔渲染了气氛：“哈哈……对头对头，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杜山”——摄影师杜修贤在异国他乡从周恩来那里拾来了一个动听的名字。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市，他还特意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最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几内亚的热带粮食作物——木薯。这种东西在中国国内也有，但却是有毒的，不能生吃。几内亚的木薯则是无毒的。杜尔总统用手掰下来两块，当场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给周恩来。几内亚方面向周恩来介绍了木薯的特点和栽种情况。热带植物，令中国客人们大开眼界。
从金迪亚回科纳克里时，杜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乘直升机回去。这件事杜尔总统是头一天晚上就酝酿好的。但当时中国代表团中有关人员并没有同意，考虑到几内亚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苏联制造的直升机有一定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险情中舒缓了一口气，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国礼宾官就和卫士长等人商量，认为直升机坐人有限，又有安全问题，建议几内亚方面取消这一安排。礼宾官报告了总统。杜尔却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由我自己去给周总理说。”晚饭时，杜尔真的向周恩来谈了这项冒险而又有趣的安排。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开飞机送你和陈总，我们的议长、国防部部长陪同，有一个翻译随行就可以了。”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但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总理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恩来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第二天，果然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周总理和杜尔总统等上了直升机。
上了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真是大开了眼界，但下面的成元功等人着急得不得了。他们只好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等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杜尔总统驾驶的直升机在目的地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随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从来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履险，每次都化险为夷。
几内亚民族，的确是一个勇敢和热情的民族，他们对中国客人的热情，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恩来每次外出回到住地，担任警卫的士兵都要朝天鸣枪示意，表示热烈的欢迎。有几次，中国总理没回来，只有随员们先回来了。几内亚士兵看见中国客人的汽车驶回，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中国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这种奇特的欢迎方式，有时真叫随员们受宠若惊。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代表团又在大西洋畔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面海告别。随后，他们前往科纳克里机场。
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这份告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又经周恩来等人紧急做了修改。修改源起于几内亚独特的歌舞。
这天白天，将要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称赞“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他在几内亚处处都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随即，他给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1月26日
修改过的告别词，由周恩来在午夜零时30分发表。之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
在苏丹，周恩来与阿布德主席谈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刽子手戈登。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在1884年又被派往苏丹担任了殖民总督。戈登最终被苏丹人民击毙了。当中国代表团到达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却驱不散高悬在本国上空的美国阴影。
离开西非的几内亚，又折返到红海边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由于中途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代表团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做了短暂停留。
1月27日下午3时，专机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两天半的访问时间。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浓重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行进，好让首都喀土穆的人民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安排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
进城后，周恩来才知道我方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你们顾虑太多，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人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为何这样？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周恩来的考虑，还有一层历史的渊源：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有一次辛酸的际遇，碰到一个共同的敌人。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884年，此人被派往苏丹任殖民总督，继续奴役苏丹人民。1885年1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土穆击毙了刽子手戈登，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
周恩来在喀土穆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时，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1月30日上午，为满足喀土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
同日上午11时12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然而，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阴影。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政府。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
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他在那里也有一座皇宫。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代表团里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欣然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做文章，叽叽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4时30分，双方举行会谈。
美国阴影，干扰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论起来。
塞拉西一世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解释：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况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未建交；中国也并未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
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装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犯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便感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甚至给他们带来一丝的不悦。
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一世的冬宫。虽为皇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两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不便。周恩来住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很远的宾馆居住。由于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成元功格外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张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没有把床弄来。成元功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亮着，彻夜工作已成他的习惯，何况还要准备第二天进一步与塞拉西一世会谈。
美国的影响，成为中埃建交的主要阻碍。在1月31日周恩来与塞拉西一世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建交问题时，塞拉西一世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只好签署了没有建交内容的联合公报。
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要宣读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先送给塞拉西一世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一世看后也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再次宽容地领会了塞拉西一世的困境，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被派去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
周恩来把中索友谊追溯到9世纪，并称：“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面对非洲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解释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国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周恩来告诉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
1964年2月份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埃塞俄比亚皇宫门口，与塞拉西一世做了最后的告别，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邻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访问。
中午12时10分，中国代表团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机场受到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又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此次出访的第十个非洲国家，也是最后一个非洲国家。
晚上，在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追溯到9世纪和15世纪。他说：
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9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15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拜会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当中国人进入索马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所散布的“中国好战”和“中国主张有色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的谣言也传入了索马里。周恩来和陈毅在与索方会谈时，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造的谣言。他们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是和平的使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的是中国；我们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一方面主张坚持反帝，如容许帝国主义侵略就没有和平共处。”
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舍马克总理：“事实上，不是我们好战，是美国好战！”
索马里1960年从英国占领区和意大利托管区先后获得独立，组成了索马里共和国，它是东非独立较早的国家。在它独立后的第二年6月，中国便向索马里派出了大使。他就是中国向东非派出的最早的大使张越。鉴于此，周恩来曾在与欧斯曼总统的会谈中出现了一次口误，他说：“二次大战后，索马里成为东非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斯曼一听，赶忙更正：“是第三个。”周恩来点了点头，并从另一个角度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驻索使馆是东非最早的一个。”欧斯曼总统以微笑感谢中国对索马里的重视。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极其关心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同样，非洲人民也非常关注中国的问题。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自然成为周恩来与所访非洲国家谈论的一个热点。
在索马里，周恩来向舍马克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问题上坚定的立场：
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的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会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也就会赞成，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除外。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对这一点，舍马克有些想不通，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呢？这样做会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
周恩来再次解释：“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集团’应该是不存在的……”
他还提醒索马里领导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哩！”
周恩来所阐述的立场在1971年10月25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而在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中，非洲的许多友好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绝不承认“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访非期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和法国之间在瑞士进行的建交谈判。他在来索马里的前几天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法国建交的声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2月3日，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又追到了摩加迪沙，采访即将结束非洲十国之行的周恩来。周恩来肯定地告诉这位法国人：“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以中法建交为突破口，中国又打开了与欧洲国家的外交渠道。
遵照协议，几个月后，周恩来把这次随同访非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派到法兰西共和国当了首任大使。
中国需要和平，非洲也需要和平，但只有消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和平和反帝、反殖，自然也成为中索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恩来告诉舍马克：“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为此，周恩来在摩加迪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表明了自己对非洲形势的看法：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拦他们前进。
后来非洲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论断。今天的非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实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前进的步伐。伟人的预言，令世人折服！
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带着摩加迪沙市赠送的“自由钥匙”，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索马里回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首访非洲十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
周恩来畅谈非洲印象：“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首访非洲，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组与中国的总理进行最好的合作。离别时，机组人员依依不舍，这些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
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后，对非洲大陆和非洲各国形势的感性、理性认识，都深深地刻在了代表团尤其是团长周恩来的脑海里。当春节以后代表团继续出访亚洲三国时，非洲仍在他们脑海中萦回，以至于他们与亚洲三国的朋友们不由自主地谈起非洲的观感。
1964年2月16日，周恩来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吴奈温将军，在额不里海滩上的一棵古老的大树下，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谈话，非洲印象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侃侃而谈：
我们对非洲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阿联、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
周恩来把自己对非洲总的观感告诉吴奈温后，接着感慨万千地谈了对非洲最深刻的印象：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作了一首词（注：陈毅在访非期间作了《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句），其中“两洲”指的就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
对非洲的独立及其独立后的艰巨任务，周恩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5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独立的有34个，未独立的25个，现在只能这样分。
已独立的国家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然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的非洲。
周恩来认为，非洲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解决“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为此他指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环节：第一，建立民族自卫武装；第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第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中国总理首访非洲，就如此全面、深入地了解非洲，并得出独到的见解，不得不令吴奈温将军惊叹和佩服。
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这次马拉松式的访问。
中国人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算圆满完成了。机组人员为使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了解非洲、留下深深的非洲印象，立下了汗马功劳。专机的飞行，有时整天整夜都在天上，黄镇曾在飞机上写了一首即兴诗，提到此次飞行生活的艰辛，其中有一句为：“一日飞行万里天。”为保证中国人圆满地完成任务，荷兰机组人员的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繁忙中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们，沿途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细致、亲切的关怀。
这些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
俗话说“以心换心”，友谊都是互相的。正因为中国总理平等待他们，关心、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反过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总理服务。
奇怪的是，欧洲人对这架飞机反而评价不高。英国著名记者兼作家迪克·威尔逊就说过：“周恩来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
欧洲人哪里知道，中国的总理却能与“波罗的海号”机组进行最好的合作。在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飞突尼斯，但是他们机组的18个人联名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继续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机组人员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荷兰机组人员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恩来同意给他们以特殊礼遇。他与陈毅专门招待了机组人员，后来又派中国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派人带领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当荷兰机组人员回国时，他们依依不舍，临行还诚挚地表示：“周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我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访非报告迟迟没有写成，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才能完成写作。当周恩来将访非内容糅进了《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后，它成为一份独特的出访报告。作报告时，周恩来给了翻译们最高的地位：“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三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
回国以后，周恩来的首要任务是对此次出访做出总结，向中央提交报告。此次首访非洲，非同寻常；要作报告，亦非易事。
2月9日，在代表团中途回国休息期间，周恩来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电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弛，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在国外时，本拟分国报告，但从阿尔巴尼亚后，硬分不出执笔起草报告提纲时间，致报告中断，心甚不安。幸好所遇问题，均未超出在出国前中央批准的外交部请示报告中所提的方针……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等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访非之紧张和写报告之不易。按周恩来的想法，访非报告大纲应在访亚洲三国之前写出报中央，但这一计划很快又被打乱。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赶往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写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再电中央说明情况：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报告“难产”，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才能完成写作。
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商定：索性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我国部分驻外使节开座谈会，总结访问十四国，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这份出访报告更是紧锣密鼓地赶写。周恩来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讨论、修改。
3月29日，《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终于拟就。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专门听取周恩来作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这是怎样的一个报告呢？以至于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官员们一连听了两天仍不感到厌倦。
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
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这块大陆，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周恩来在这一报告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感慨等，使得报告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另有含义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务院全体委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给了他们最高的评价。
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这样说：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都同，他都能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样。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
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那位叫“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的人，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人物，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代翻译：
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7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他们在共和国总理眼中得到如此高的地位，心中备受鼓舞。
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是共和国历史上少有的“马拉松式”的访问，出访时间之长，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然而，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它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
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历史，印证了并仍在印证着伟人的预言！
仅在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就形象地说过：“是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