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两条线

从1962年秋天开始，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领导干部们治国理政和各行各业工作的一条总准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后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会议。九中全会以后，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

从八届九中全会到十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党的工作中却有另一条阶级斗争的副线慢慢铺展开来。

困苦中，周恩来走进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是在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展开的。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广大党员和群众提高了警惕，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绷紧了。国内形势亦扑朔迷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甚至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客观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1956年赫鲁晓夫借苏共二十大彻底揭露和否定斯大林，之后许多国家发生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及其复杂性问题。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在严重的困难形势下，有人对自己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有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还有的人，本身就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敌视。也有一些干部逐步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蜕化变质。这样的现实，毛泽东不得不深思。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客观的存在，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势力所到之处更不安静。美国继续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而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苗头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1962年，我国的一些边境地区局势很不平静。

中苏边境。4月中旬，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六万余人逃往苏联。为加强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赛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边民外逃一事，周恩来还约赛福鼎谈话，他说：“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态势。

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

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倡导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中印边界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国朗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6月4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

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还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天，印方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的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电中所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向印方表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显然已经难以避免（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不久，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

……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按过去的经验，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在这一时期，国内工作也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更为尖锐。

5月1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七万言书”。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释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有关文件。

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总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写的“七万言书”，却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凭据。

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七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开国元戎彭德怀，也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这封信，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了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

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七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八万言书”，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冲着党来的！

……

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并冷静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一些领导者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加重，它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

当然，党内也有一些清醒的领导人，比如刘少奇。早在1962年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借反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言下之意，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2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时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再比如，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看阶级斗争问题。早在1961年6月19日他在新侨会议期间做《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就表明过这样的观点：“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更关注阶级矛盾。毛泽东不满意的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不同意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带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抓紧调整工作。

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

讲困难，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不会有多少好感的。

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

……

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经过“大跃进”等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建设运动后，人们充分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没有完全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心中，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必须独立思考。

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遗憾的只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更加关注阶级矛盾。对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致阶级斗争的问题被逐渐放大。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为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施行“大手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还提出，虽然是个“中央小型会议”，但要“有各大区书记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105人。会议的议程，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也是他拟定的。

在11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其中他讲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

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在周恩来眼中，对待建设要“戒慎恐惧”，“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在会上对国家的精简方案做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做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他诚恳且实事求是地说：

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交代“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挺起腰杆前进。这样做，“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黑漆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

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周恩来钦佩刘少奇的勇气，他的一些想法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作出的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措施。

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是有看法的。

五六月间，周恩来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前往东北。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做了调查研究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田家英，请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6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6月底，周恩来返抵北京后，于6月30日和7月9日分别到陈云家谈话。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曾经表示支持陈云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可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想法。

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又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产生了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渊源，必须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

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这几大问题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来主管的工作。因此，会前周恩来的主要注意力也是在这些问题上。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作动员报告时，就是根据上述问题交代调查任务的：“第一是调查，第二是反映，第三是提意见。”他还提醒调查组注意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十个问题：（一）农业，“是当前一个很中心的问题”；（二）国家支援农业；（三）粮食；（四）财政金融；（五）市场；（六）精简；（七）调整；（八）清仓核资；（九）体制；（十）作风。

组织这批调查组，为的是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情况。这也是周恩来为配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使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会议推迟到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

这期间，周恩来参加讨论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上述迫切问题的相关文件。

7月17日至19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报告（草稿）》。

7月23日，周恩来在多次约有关人员谈粮食问题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草稿）》。

……

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预定利用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基本筹备就绪。7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完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他带到北戴河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

周恩来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接领导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事宜。为开好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还专门成立了会议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组成。

周恩来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考虑和进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7月28日、29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北戴河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修改稿）》。这份修改稿说：要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外，还必须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在兼顾城乡人民生活的原则下，继续适当地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并且把它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这是粮食工作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方针性的问题。

修改稿中在总的大原则下，融入了个人利益的原则。这是很难得的，也算是在当时单一集体经济情况下的一种突破。

7月30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开始召开有25人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着力解决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截至8月24日，他共主持召开了17次这样的会议，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会议期间，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解决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绝非易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像他8月1日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说：“解决城市工作中的问题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援了农业和市场以后，生活才会改善。”

其间，周恩来又多次主持解决粮食等问题的会议……

工作的繁重和调整的艰难，使周恩来在北戴河这一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休息，会议期间他反而积劳成疾。有一些会议，他是带病出席的，甚至有几天，他无法出席会议。

就在病魔悄悄地向周恩来袭来的时候，政治上的一些风浪，也悄然地向党内袭来……

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一开，毛泽东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阶级、形势、矛盾。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毛泽东的讲话是有所指的，而周恩来的讲话中也带有些辩白的成分。紧接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提出：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要年年讲，月月讲。要有人去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正当周恩来的体质逐渐下降的时候，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在北戴河拉开了帷幕。

在这天的会上，毛泽东一讲话便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毛泽东说：

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毛泽东提醒大家：“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形势：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毛泽东说：

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是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

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问题一提出来，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这三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是有针对性而来的！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与会者越听越感觉到毛泽东所说的问题，是有所指的：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一股“黑暗风”。

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一些地区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是刮了一股“单干风”。

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这一行动是一股“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三个问题一提出，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阶级斗争问题越发显得重要，会议将要重点讨论它，而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已经受到冲击。

在北戴河的会议上，用部分时间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主要讲的是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但是，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表态说：

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照样还会有阶级斗争；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几十年，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性，讲什么阶级。

周恩来的这段话，应该说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

周恩来还说：

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得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

而周恩来的这段话，却有些辩白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泽东对“单干风”和“黑暗风”的批评。

8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大病了一场。15日以后他继续出席会议。而这期间，毛泽东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讲话更加坚决。

8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议，并再次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看法。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对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他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讲到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是不大同意毛泽东的批评的。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再不能像反冒进时期那样与毛泽东硬顶。为此，他先承认自己在认识角度上有一些问题：“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随即又策略性地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度过困难。”

他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

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作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

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8月25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开好八届十中全会，中共中央于8月26日至9月23日还召开了预备会议。

经过两次会议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正式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

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还引古论今说：

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也有过复辟的情况。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就是几次复辟，几次反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嘛，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好好掌握。我们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

在论证“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有着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借这次党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在这样的认识下，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9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发言，利用这次机会，他又一次为“黑暗风”的问题做了一定的辩解：

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

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

周恩来担心，唯恐会议在提出反右问题后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记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

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时间要做工作。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党内有一些人以敏锐的目光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所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副线，从此与经济工作扭缠在一起。这正如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的：“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要有人去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上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大的方针上开始跃居“以生产为中心”之前。一场全面性的政治上的不幸，开始悄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