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侨会议。

新侨会议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就在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为了不打乱会议的安排，采取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夜访新侨饭店，给会议代表来了个“突然袭击”。几天以后，他的一次重要讲话引来了赵丹的不同意见……

夜访新侨饭店，周恩来听到了“五个书记挂帅”的故事。他早就感觉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的文艺工作领导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

6月16日，这天是个星期五，当夜色降临的时候，首都北京的崇文门大街上，已是灯火通明。这条街，由于它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且早就开了几家大的饭店，因此显得格外热闹。新侨饭店，就坐落在崇文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

晚上，在新侨饭店的门口，行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这几个人走进饭店的大门，服务员才发现是总理来了。

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就径直向代表们的住处走去。来到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是好”，随后又补了一句：“但是，改造，也不在外表。”

正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来人一多，房间显小，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橘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发笑。就连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也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用她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她还请着病假，但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病来京参加会议。

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一些，甚至愿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

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

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

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为言之有据，她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的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周恩来此次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

在议论中，大家由一般到具体，又由具体到一般，涉及了近年来文艺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对这次新侨会议上放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在与会者中也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情，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1958年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舞台剧等均予以反映。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高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高缨和导演王家乙顾虑重重，总觉得搞这部电影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为此，高缨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作品的议论仍然不断。电影拍成后，恰逢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让与会者用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

赵丹和黄宗英等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

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画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他拿起书来翻了几页，然后说要带回去好好看看……

周恩来离开新侨饭店，已经很晚了。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难题。

周恩来刚走，看电影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来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还有人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

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繁忙。仅6月17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士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外各种重大事情……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日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达吉和她的父亲》这篇小说看完了。当天（6月17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又直奔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研究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说着说着，想起自己的一次讲话曾被打入“冷宫”，周恩来流露了点情绪。结尾时他表示：“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参加新侨会议的代表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也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

6月19日下午3时半，周恩来如期到大会会场，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

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这篇讲话，是周恩来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大跃进”期间的“一言堂”等不民主的情况，周恩来略带情绪，有言在先地说：

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的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他所指的那次讲话，是1959年5月3日，他召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人士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在会上他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为题讲的一番肺腑之言。针对“大跃进”中走极端的做法，他强调：“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他认为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讲话中想起“大跃进”风潮对文艺工作的干扰时，就曾痛心地说过：“这本来是老问题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走路，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这一告诫，这种痛心，按理说应该能扭转走极端倾向。然而，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这一讲话并未引起文艺界领导部门的重视，甚至文化部和一些省市都未向下传达，以至于这次在新侨会议上他带着领导人特有的“情绪”说话。

尽管如此，这次周恩来有话还是要直说：“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体上的“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

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既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

第一大问题，他讲的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

他说：

1959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定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文艺工作都非常关心，而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主动地把部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1958年拍80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103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账，算大账，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

借此，周恩来也讲到了文艺界的调整，他强调指出：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第二个大问题，周恩来讲的是“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他首先说：

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

他着重指出：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在第三个大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

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

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

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为解除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负担，周恩来特意让文艺团体的领导们回去以后“也要做自我批评”，他说：

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

为了防止在调查研究中出现“封锁消息”的情况，他又告诉大家：

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

他在讲到实事求是作风时，还诚恳地提醒大家：

毛主席说，11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很清楚，无论是文艺界还是其他领域，都刚刚经历“大跃进”的阵痛，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下子不可能完全清楚，认识的提高必然有一个过程，况且任何人的认识都是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所以对自己今天讲的这番话，他采取了科学的和辩证、求实的态度。他最后说：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人们在感受周恩来总理科学态度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了他的民主精神。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注）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里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做评价的这几段话，给赵丹、黄宗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看过这部小说和电影的会议代表们，对周恩来总理竟能如此细腻地谈出他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来，也感到非常惊讶！

7月1日这天，共和国总理邀新侨会议代表同游香山。登山的时候，艺术家赵丹拽着周恩来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两人争论起来，最后，面对语塞的赵丹，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坐在台下的赵丹，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备受鼓舞，感觉太过瘾了，尤其是国家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赵丹非常感动，他忘却了台上的周恩来是总理，只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话。对整个讲话，赵丹心服口服，只是有一点，他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尽管赵丹“看电影时流了泪”，但他仍认为小说比电影强；尽管周恩来看电影“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并且对小说和电影做了各有所长的评价，但他还是讲“小说比较粗犷”，“电影加工较小说好”。赵丹认定了他的看法，想找周恩来论论理。周恩来也准备着听艺术家们提出的意见，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从自己开始，树一个“的”，让大家来射射；树一个“活靶子”，让艺术家们毫无顾虑地来攻一攻。

6月19日讲话以后，周恩来又在22日约请各电影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交流心中的感想。

7月1日之前，周恩来通知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时和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

香山是北京一个著名的风景区，1949年中共中央刚到北平时，首先进驻的就是香山。在筹备新中国的日子里，周恩来曾在香山住过一段时间。

12年后，周恩来又在党的生日这天，兴致勃勃地来到香山，和参加新侨会议的代表举行登山活动。天空虽然烈日炎炎，但山中却翠谷青青，花鸟欢笑。周恩来与大家拾级而上，谈笑风生。

赵丹此时心中的想法，就像离题之箭，他拽着周恩来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来。

“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赵丹的“箭”开始攻周恩来树的“的”。

“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感兴趣地问。

赵丹大胆直言：“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比较广阔……”

赵丹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却坚持他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用人们熟悉的那种神情、目光和姿势，冲赵丹提高声音，以既亲切又不示弱的语气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乐了。看到这一场景，香山的游人早已认不出谁是国家领导人，谁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更让大家感到不一样的是，在山上照合影时，周恩来几乎都是站在后排的角落上，有时他甚至很随意地歪坐在栏杆上，自然、随便，平易近人。

后来赵丹回忆游香山之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原来，赵丹在新侨会议刚开始时不敢讲话，一直在寻求“免斗牌”。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头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便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

赵丹的话后来让周恩来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参加会议时，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说：“听说你不敢讲话了？你说吧，在我面前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总理的鼓励下，赵丹等人才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尽情地倾吐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就自然地发生了香山的争论。事后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使你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还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侨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制定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

尽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这两个文件的真正实施还需要做艰辛的工作，但是周恩来的讲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深远地影响着我国的文艺工作。难怪文艺界参加过新侨会议甚至所有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

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在谈起周恩来时甚至这样说过：“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