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话班禅的“七万言书”

1962年，藏传佛教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舆论的焦点。

5月18日，第十世班禅向国家总理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作“七万言书”的报告。此后，人们谈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总要与他1962年写的，以致后来二十多年间一直背了黑锅的“七万言书”相联系。而班禅谈及自己的这段历史，又总要与他的“敬爱的周总理”密不可分。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它留给后人的是众多的遗憾和深深的沉思……

探究班禅向周恩来写作“七万言书”的起因，可能得追述班禅的经历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身为藏传佛教领袖的班禅曾坦诚地说过：“我从幼年起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要探究班禅向周恩来写作“七万言书”的起因，可能得追述班禅的经历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称贡布才旦，1938年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系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当1949年6月李宗仁代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批准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并派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于8月10日在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时，第十世班禅便面临着是留在大陆还是随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的重大抉择。在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和谈阴谋破产以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民的面前。此时的班禅，不满12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班禅毅然率领堪布会议厅全体成员留在大陆，9月5日，迎来了西宁解放，并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立即指定在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班禅后来说：“我从10岁开始参加政务活动，十一二岁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更不会任人摆布。”这话指的就是上述之事。

尔后，班禅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宾。38年后的1987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毛泽东眼中和中央的地位，他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宠爱，可以说是他的宠儿，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前提，是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秉笔直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1年年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达赖，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来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1951年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实现了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愿望。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13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班禅一行，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周总理。在这之前，班禅曾听长期在内地生活并担任班禅驻重庆（后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介绍过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人品有所了解。初次见面，周恩来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双方年龄和经历、信仰悬殊，但周恩来以他那让世人为之倾倒的特有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懂得礼仪，因此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最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会见之后，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因此，不久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凝聚了班禅等人的智慧。

首次进京，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基础。从这时起，班禅暗下决心：为了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随后，中央护送第十世班禅返藏的重大事宜，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11年以后，班禅把“七万言书”直接通过周恩来转交中央，是与这种个人友谊有密切关系的。与周恩来的交往、倾谈，对班禅一生的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1954年9月，无论是对于全国人民，还是对于西藏地方的政治生活，都是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岁月。此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又同赴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和朱德偕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党政军等各级负责人以及民族界、宗教界人士共八百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两位西藏地方领袖。次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宴会，欢迎达赖和班禅。席间，班禅在祝酒词中说：“承蒙中央各位首长对我们热烈欢迎与设宴招待，这是我们深为感激的。现在我以最兴奋愉快的心情，向各位首长致以恳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为各民族大团结而干杯！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健康干杯！”对班禅等人在京期间的一切活动，包括饮、食、住、行各方面，周恩来都亲自做出周到的安排。会上，班禅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又在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内部，班禅与周恩来主席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更直接的关怀。

1955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决定》（任命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

这两份文件，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规划了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蓝图，成为又一次联结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达赖、班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团结的纽带。为此，周恩来曾经做过众多的、细致的工作。文件通过的次日，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再次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此时，周恩来与班禅之间已建立了既是友好合作的同事，又是情谊深厚的朋友的密切关系。

正因如此，当1956年11月至1957年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加佛事活动时，班禅才能够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摆脱叛国分子的纠缠。其间，周恩来正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做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决不会受外界影响。对于刚刚成年（时年19岁）的班禅来说，第一次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就能不为当时的复杂环境所左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周恩来的谈话和信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由于有了班禅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友好合作、亲密交往的关系，因此，他后来才坚持直接给他信任的周恩来和党中央写出书面意见。这一原因，班禅在重新出来工作后提及过。他在1982年7月17日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这种“特殊深厚的感情”，最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周恩来之间。这就是“七万言书”的报告上唯独出现周恩来个人名字的原因。

“七万言书”反映了当时班禅的真实思想，他曾说过：“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和班禅之间约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有事谈清楚了好。”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人们的设想进行的。

在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指导下，从1955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一开始，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一些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红汉人”的侵犯。各地不断出现武装叛乱。195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召集在京的民族界、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周恩来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从来没有人主张不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任何事情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周恩来还提出：对于目前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解决的办法是停战。

然而，由于地方各级干部中间“左”的思想作祟和一些地区少数叛乱分子煽动、破坏，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叛乱尚未彻底平息，而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

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不断地指示、责成有关方面去迅速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1957年6月1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个别少数民族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指出：“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国家的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都是不容许的。”他特别强调：“我们对人民负责。”

但是，中央的精神并没有被完全贯彻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一些地区的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达赖逃离拉萨。3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讨伐叛国集团，叛乱被迅速平息。3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的同时，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这份文件中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决定在西藏采取“边打边改”的方针，逐步推行民主改革运动。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周恩来发布命令的次日，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4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会上他表示坚决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参与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文件，大大地推动了西藏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做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0月，班禅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周恩来、朱德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迎，祝贺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

在庆贺成绩的同时，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也逐渐在藏区滋生出来。班禅参加完庆典后，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左”的、过头的做法。从此，在他心中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再加上看问题的角度和认识深浅的不同，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因此与一些地方干部发生争执，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

在班禅参观结束回京后，周恩来于1960年1月25日接见了他。周恩来听取了班禅的意见，认为：班禅大师“出发点是好的”。并指出，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周恩来历来认为，在同志、朋友和合作共事者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这样才能较好地合作相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说：“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应该说，这一“协定”“诺言”，两年以后鼓励了班禅直接上书周恩来。

以后，班禅在参加完新中国成立11周年、12周年庆典活动之后，都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陪同，到各地去参观访问，足迹遍及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福建，以及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市。走时，周恩来设宴为他送行；回时，周恩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是，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班禅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之间的看法出入越来越大。

在藏区，他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而在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方面，以及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对这种失误程度的大小、范围宽窄的估计，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班禅与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着重大的分歧，甚至与藏区的党政领导发生意见冲突，闹得很不愉快。例如，在视察四川时，四川省委和西南局的领导向班禅介绍了甘孜和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情况，介绍中充分肯定了平叛和民主改革以来，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班禅对这种说法很不满意，不以为然。他说：“甘孜、阿坝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平了五六年，到现在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国家干部打成‘叛匪’。群众的生活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生产下降了，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迫还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他还质问四川省的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他觉得，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藏区的情况不敢讲真话，自己与他们交换意见，很难像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样坦诚相见。他极反对一些干部只看成绩，不看错误、缺点的思想方法。

在西藏，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班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曾向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过。但由于看法不一致，班禅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是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导因。

早在1960年10月至12月间，班禅在李维汉等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做过13次长谈。这些谈话，多少增进了些双方的了解。用班禅回京后对周恩来讲的话来说，他与李维汉“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这一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书，但是，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这一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

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与班禅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领导上来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和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可见，毛泽东、周恩来充分理解班禅的出发点，对藏区发生的问题的看法是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的，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是辩证、稳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鼓励班禅纠“左”的。周恩来强调了我党对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历来采取的“慎重缓进”的方针。

这次谈话，消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但是，班禅觉得中央领导虽然能够理解他，却不一定完全了解下面“左”倾错误的详细情况。他认为自己了解到的很多情况尚未完全吐出来，而且光是口头谈谈，也不会引起多大的重视。鉴于此，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他的这一打算，遭到堪厅主要负责人、经师和身边人员的反对。从性格上讲，班禅认准了的事，就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因此，他尽量说服了身边持反对意见的人，于1961年年底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当1989年1月，班禅再次看到归还回来的“七万言书”手稿时，感慨地说：“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并说：“我要把它好好保存，作为永久的纪念。”

班禅写的“七万言书”，报告名上唯一出现了周恩来的名字。仔细看了“七万言书”后，周恩来评价：“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并说：“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班禅在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还于1962年三四月间，与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的各藏区代表进行了交谈，了解近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这些接触，使班禅更加感觉到藏区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在写书面报告时，班禅的汉语仍然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1962年5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写完，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中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也很关心此事。当班禅报告的中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于1962年5月18日下午，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详谈，并通知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童小鹏、张经武、张国华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为的是取得广泛的协商意见。这是周恩来就书面报告一事与班禅等人的第一次会谈。

在周恩来约见前，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是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但是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5月18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标明的日期，仍为“1962年5月18日”。由此可以看出班禅对周恩来的尊敬、信赖。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书面报告的进展情况做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看法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

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用他那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指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分析了双方意见的实质，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11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具体工作上，尤其在平叛以来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则是思想问题。”

周恩来的话，首先找出了双方分歧的主要点，在于对具体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看法上，并指出这种分歧仅仅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对你说错的我们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

由于即将亲赴东北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周恩来与班禅约定：“我先去东北，等你的报告的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我回京阅看后我们再谈一次。”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宴款待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双方气氛极其融洽。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后期工作。中文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终于在6月初定稿付印。正如班禅多次对翻译们说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我的意见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个题目，是班禅经过反复斟酌后选定的。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书面报告，就必须讲究形式，选择理想的送达途径。在他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中央领导人中，最了解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人，也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周恩来心胸宽广，从来都是民主作风的楷模，能听取党内外任何一种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周恩来善解人意，以诚待人，是非分明。这份报告的形成，体现出他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

书面报告翻译成中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其为“七万言书”。它的内容共分为八个部分：

（一）关于平叛斗争。

（二）关于民主改革。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五）关于民主集中制。

（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七）关于宗教。

（八）关于民族工作。

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涉及其他藏族地区的问题，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5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他特别交代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6月26日，周恩来结束近一个月的东北之行回到北京，他很快接到了“七万言书”的中文稿。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尽管内政、外交工作极度繁忙，但周恩来还是抽时间仔细地阅看了班禅的报告。看完后，周恩来精辟地概括了班禅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基本看法：“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七万言书”的八个部分中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传佛教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的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民主改革中，有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采取了投机的做法。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八个问题”和“五个宗教原则”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

这“七个认识”包括：一是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是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是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是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是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是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是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简而言之，班禅认为：自治区筹委会的权力受限制太多。中央和藏区的一些领导干部，很少真正过问藏族的疾苦和今后的发展，“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由于不重视藏文、藏族风俗习惯，以及在平叛扩大化中，大部分青壮年男子被逮捕关押，大有“消灭民族”之势。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于灭亡，大有“消灭宗教”之势，我们藏人于心不忍。藏区错误的发生，既有地方干部工作上的问题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也有中央政策上失误方面的问题。

在“七个认识”中，班禅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言辞尖锐、激烈，带有刺激性。甚至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若不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危险，国家也将没有前途。

在“七万言书”的酝酿、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班禅的情绪是非常激愤的，他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有关领导的矛盾日益明显，有时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情绪充分地体现在“七万言书”中。

周恩来就“七万言书”与班禅谈话，“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制定了“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解决了问题后，班禅“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并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多次召集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的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帕巴拉以及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负责人平杰三、刘春等人开会，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许多会议还专门请班禅参加，共同研究、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谈。

在与有关方面的接触中，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7月19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帮助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则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7月24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一方面听取班禅介绍情况，一方面详细地回答“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

从总体上，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归你所有。”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周恩来的回答，贯穿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谈话，始终是亲切的、和蔼的，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班禅听完周恩来的一席话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的气氛做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消。在情绪上，他要比起草“七万言书”时顺畅得多；在认识上，他也比在“七万言书”中提高了许多，能够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了。

8月初，班禅一行离京返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8月13日至9月2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与文件相应的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有关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

这期间，班禅的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周恩来尽力说服人们：“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不幸的是，诞生在特别年代的“七万言书”不久便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班禅被批斗以后，周恩来对他仍加关照。尽管周恩来也处境艰难，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苦的班禅仍真诚地表示：“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在对待班禅“七万言书”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认为：“班禅的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他们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他甚至对西藏工委的负责同志说：“活佛不能换。”

对班禅，周恩来有着基本的信任，但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班禅思想认识中的错误一面。他曾对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的同志说过：对待班禅，“一要尊重职权，二遇事要取得同意，三要有等待”。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国内的，有国际的。班禅的事也同样如此。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驾驭了。

自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将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化后，班禅的问题，也被逐渐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处理。虽然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曾强调，对班禅“要有正确的政策”，也“要有必要的批评”。但是，一个月以后，周恩来的这一愿望便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波覆盖了。由于后来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又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论点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指明的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正确的政策”，得不到体现；他要求的“必要的批评”，也被升级到改变了性质。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班禅等人较妥善地解决了“七万言书”问题的李维汉和习仲勋，也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被批判、撤职。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关于全面贯彻四个文件的精神，也由此被迫中断。班禅那刚刚平息下来的火气，再次升了起来，他与西藏工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一次拉大了。

班禅的“七万言书”，写于多事的1962年。这一年，在国际上，印度军队在不断蚕食、推进方针的指导下，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由于西藏在地理位置上与印度毗邻，在宗教上与印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不断地活动，使得班禅与西藏工委的矛盾自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国内方面，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也动荡不安。而海峡那边的台湾当局也一点不安宁，不断地制造“反攻大陆”的沿海登陆事件……这样的客观现实，自然使人们强化了“敌情观念”。加之当时“左”的思想作怪，人们心中阶级斗争的这根弦越拉越紧。

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七万言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自然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旋涡中，由原来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逐步升级，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班禅的本意、本性或出发点是好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里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看来我这个毛病改不了，我也不愿意改。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的基本立场是爱国的，对班禅应采取正确的政策。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远远超出了班禅“七万言书”的本来性质，也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历史，使伟人也无能为力了。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证据。班禅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对班禅这样宗教界、民族界头面人物的处理，周恩来是知道的。但是，个人无法左右历史发展的道理，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体现得再透彻不过了。中国政坛上的阶级斗争动向，给求实的周恩来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特殊年代中的周恩来，是内心困苦且左右为难的。尤其是1964年党内做出“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后，周恩来对“从资产阶级手中”（在西藏便是从过去的“农奴主”手中）夺权的运动内容和方向，更是陷入了一种不甚了了之中。这种困苦为难的真实心态，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更是困扰着周恩来。但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不得不带着忧虑的心境艰难地工作，有时也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特殊地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力图保护党内外一大批民族精英和杰出人物，对班禅，周恩来同样倍加关照。

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意外事情，特意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班禅。周恩来还特意交代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班禅的生活。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中央有关部门对班禅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

周恩来对班禅的关心和保护，并没有随着形势的混乱而放松。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危局也越来越难以支撑。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不顾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武斗行为。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在卫戍区，班禅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得知：卫戍区必须向党中央负责，向周总理负责，不能让班禅出来。为此，班禅内心充满了感激。他很想见周总理，但却只能感受到总理的关怀、温暖，见不到自己尊敬的人。他在被监护期间，深深理解了周总理的困难处境。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修身养性、静心反省的生活。1968年，班禅再次被带走，送去隔离监护。这次与上次不同，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就连周恩来的关怀，也几乎被“四人帮”一伙隔断了。在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班禅。林彪叛逃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一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相继解放。他也曾考虑了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因各种阻力，未能如愿。1974年3月，重病期间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促成班禅出来工作事宜。但是，不久以后“批林批孔”运动的狂潮，又使周恩来的愿望成为病榻上的遗愿。

直到1977年10月，第十世班禅才得以获释，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在狱中以至出狱后，班禅一直在反省自己“七万言书”的是是非非。他明白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总的看法：“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对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他是清楚的。同国家的灾难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比较，他并不感到委屈。他恢复自由后曾说：“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我准备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周总理早已定论的人民内部问题，却被一些人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来处理。但是，班禅坚信，“七万言书”的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好的，周总理是理解自己的，党和国家是会对自己做出公正结论的。这种信念，使他熬过了九年多的铁窗生涯。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忌日（1月8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质地优良的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的灵魂祈祷。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还是自己最亲密、最崇敬的一个挚友。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这位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领袖，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复出后的班禅，也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的恩情。1988年4月4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表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自己亲自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检查、布置工作。因为两天以后，他将离京赴西藏，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伦布寺南捷开光典礼，行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安排。在佛学院的事忙完后，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这是一位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的杰出领袖对自己祖国的总理最感人的怀念。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1月28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