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要搞清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为何风云变幻，仅仅看它本身的一些篇章是不够的。会找门道的人，总要先去摸摸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历史决议》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最终，大冒进战胜了反冒进。所以《历史决议》中还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5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尖锐批评的味道：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领导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建设速度缓慢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经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多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趋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等人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情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非常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促进”和“促退”的两种思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

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

他进一步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儿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等人的冷静思考以及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辩证思考精神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未必完全同意这样做。

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应该说，毛泽东一方面处在一种“促进”的思路下，一方面也关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但是，既然是处在“促进”的总思路下，这种总结的求实精神和辩论思考就不可能完全贯彻到底，仍然是建立在对建设速度的过高期望之上的。所以，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引起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不安。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促进”的思路却是坚定的，仍坚持意见。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这时候对在建设问题上的“保守”思路，已经不能接受。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对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你们为何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抑制冒进。

国务院方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在刘少奇的授意下，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社论侧重指出：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社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角度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也是针对党的领导集体中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他后来是这样评价这篇社论的：

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1956年8月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存在的问题。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欣赏的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

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毛泽东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1957年秋天以后，在党内有一批急于“促进”的领导人，一种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想法强烈地重现开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促进”的思想。中央委员们在听毛泽东讲话时，感觉动人心魄，毛泽东讲的题目就是：《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求实、慎重的人们猛敲了一下警钟。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周恩来这时候的着眼点，仍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很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向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会上，从毛泽东反复说的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情绪：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想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战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在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说这些人“像蜗牛一样爬行”：

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篇社论要求人们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反冒进的人，又被归入了“懒汉”行列。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苏联老大哥的一些做法，无形中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的情绪也又一次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当。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做检讨。“大跃进”，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1958年1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

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

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严批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画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地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借柯庆施的文章来批评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做检讨。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倒向“左”的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周恩来在会上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做检讨。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而这时的周恩来，心情则是极其苦闷的。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

报告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就把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极为难堪的位置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做检讨。周恩来在检讨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出发，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处在一种痛苦的抉择中——甚至有了是否辞职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文献资料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威望和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跟着毛泽东等人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任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口号。

在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下，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当然，自“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也一再提醒人们要“留有余地”，他自己也在运动中不断发现并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向。但是，毛泽东真正发觉并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毛泽东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远远达不到，很难完成。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把空气压缩一下”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转变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风格，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胆识。

毛泽东还对前一段缺乏科学精神，只凭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的做法进行了反省并提出了批评。尽管毛泽东并不赞成打击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和高涨热情，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毛泽东在思想上这一重要的转变，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艰难处境以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有胆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有犯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但是，他一旦发现错了，便主动承担责任，并主动去纠正。尽管有的错误他不能够及时发现，甚至由于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使得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有错，但是，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犯的许多错误的纠正，都是与毛泽东最早有所察觉有关的。

党内对错误的纠正往往又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为先导的。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但这却是一条艰难的纠“左”路。

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依然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本来目的是要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但由于特殊的原因，使得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总体思路上出现了扭曲：一方面认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全党必须开展一场反右倾斗争，从而打乱了纠“左”的进程；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在周恩来等人“算细账”的基础上，调整降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规定钢产量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为5500亿斤。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倾气氛的笼罩下，人们在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再一次抬头，计划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的一轮跃进风潮。到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甚至把赶上的时间确定为五年，还提出用八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主观臆断的赶超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带来客观上的惨痛结局。一年下来，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可怕的数字和问题：

据1961年统计，1960年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2％，已经滑至1950年（2062万担）的水平；油料作物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了54％……

农业生产的全面滑坡，使得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吃、穿、用紧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而国库里除了少量的仓底外，几乎无粮可调。大面积的严重饥荒摆在人们面前，许多省、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严峻情况。

历史是无情的！由于天灾和人祸的合力作用，中国大地演化了一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综合性的“暴风雨”。

然而，主观的和客观的诸多因素，又在孕育着雨过天晴……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婉转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