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调整拉开序幕，先下去搞农村调查

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共和国总理的语言是如此凝重：

虽然情况已经比前两年大有好转，但是由于工作上缺点错误的影响和连续两年灾荒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时期，尤其是粮食情况陷于被动，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

这是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周恩来经常讲的几句话。在国务院系统，当人们听到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说出这番话时，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一点儿都不是危言耸听！

1961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一年。

进入1961年，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然而在这个时候，领导干部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却越来越陌生了。周恩来肯定地提出：“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当1961年来临的时候，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这一年，也正是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形势的一个开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共和国经济艰难的一年！

而在中国共产党内，进入1961年，人们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感觉：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

年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表明：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要从农业着手。

会前，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就在这次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掷地有声地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的调查组陆续前往各地基层（主要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南下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刘少奇率调查组回乡，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开展深入的调查；朱德西去四川、陕西等地，对农村情况做了调查……而周恩来则决定，为不影响内政、外交工作，找一个离京近一点儿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最后选定了河北省邯郸地区。

对于主持全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周恩来来说，要率领调查组长时间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并非易事。1961年年初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而这一年又是调整工作起步的一年，因此，在下农村之前，内政、外交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周密的安排和谨慎的部署。

2月份以后，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周恩来侧重抓了调整基本建设、压缩基建规模等问题。他在审改《中央关于安排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时，赞同这样的分析：今年1、2月份工业生产指标，比年初预计的要低，许多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部分原因是经济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而基本建设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分散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同意采取如下措施：“必须继续坚决地迅速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以争取扭转目前生产上的被动局面，转入主动。”

为解决1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进而扭转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2月23日，周恩来动身前往沈阳，亲自解决东北的困难。东北之行，拉开了周恩来在“实事求是年”中外出调查研究的一个序幕。

行前，周恩来仍担心人们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2月22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与中央常委们研究了1961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安排，还专门就当年的粮食情况指出：粮食问题是对灾荒的估计问题，去年以来对灾荒的估计是不足的，因此一下子不易恢复，今年的粮食进口量需要由原来的400万吨增加到500万吨。

一个星期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报告了粮食进口的情况：

截至2月22日的计算，今年二、三季度的粮食尚差74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100亿斤（合500万吨）。现已签好合同52.4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50亿斤。

到沈阳后，周恩来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了东北的工业生产情况，并与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的领导人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问题解决了，全国的问题才好解决。经过几天的工作，周恩来对东北的调整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2月26日，他回到北京。

抵京的当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上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会上他提出了四句话：

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他还解释了我们在困难面前为什么要肯定成绩的问题，认为：我们肯定成绩是为了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不致畏难苟安，不致泄气松劲。今明两年需要很好调整，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和新事物发展中需要做的工作。

周恩来坚信，只要情况明、决心大，就会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他特别指出：

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2月6日至12日分别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田家英、胡乔木等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所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做了一些重要讲话或插话，其中谈道：公社太大，是出现平均主义、瞎指挥的原因；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其职责和权力，生产小队的权必须增加；政策不宜多变，要固定下来，以解除农民的顾虑；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剥夺农民、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等原则；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否则势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党委不能什么都管，党和社要有明确的分工；干部一定要接受群众监督。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这些谈话的纪要，周恩来是3月2日看到的，当天他批示：“提议将这个谈话纪要印给三北会议到会同志。”

三北会议，即中共中央将在北京举行的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周恩来于3月4日飞赴广州。在广州，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对国内的一些情况做了说明。在谈到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要解决“盲流问题”。在谈到钢、煤的产量时，他又提出：今年后三个季度钢、煤产量的计划指标将比第一季度有所增长。他还认为，在调整时期，必须提倡厉行节约。中央政治局还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及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拟将人民公社及其核算单位划小。三天以后，周恩来返回北京。

就在调查研究变得必要而紧迫的时候，人们新发现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周恩来读后感慨：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他还说：“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这时，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而毛泽东则亲自为党内拟定了11个重点调查的题目。

1961年3月11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各省第一书记汇报当前农村公社的组织规模和体制变动情况，还听取了粮食部门的负责人陈国栋、姚依林汇报粮食的调拨、市场供应及进出口情况。会议期间，周恩来就解决粮食进口问题专门约参加会议的有关负责人谈话。为集中决策，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作出决定：三北会议合并到广州，与毛泽东召集的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一起开。

3月14日，周恩来等人来到广州。

在周恩来到达广州的前一天，毛泽东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正在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主题。信中有恳切的期望，有批评、质问，也有自责，他说：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毛泽东不客气地批评道：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大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毛泽东提醒并自我反省地说了两句话：

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他在信中还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他早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这篇重要的文章，虽然是30年前写的，却恰恰透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因此，毛泽东的语气，带着对党内忘却调查研究方法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却讲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心里去了，他说：

我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讲的这篇文章，是不久前发现的。后来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后，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工作内容上，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粮食、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得最多的仍是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3月19日，周恩来到中南、华北小组参加讨论，并发表了一番很有针对性的讲话，着重谈的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他毫不掩饰地指出：

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对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调查工作》，周恩来谈了自己读后的感受：

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

一切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他将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联系起来，刻意强调：

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最后，他直言相告，毫不护短：

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应该说，这番讲话，是周恩来对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也是他在即将下去搞调研之前所表明和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如讲责任，不少是从中央，主要是从政府方面搞下去的。如生产高指标，瞎指挥，两本账，基本建设搞多了，职工招多了，学校办多了，现场会议开多了，许多事情没有经过试点试行就普遍推广，报纸宣传有浮夸毛病，1958、1959两年粮棉钢煤四大生产指标没有经过核实就发表了，等等，不少是从政府方面向中央提出来的，或者直接搞下去的，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

对摆脱粮食困境一事，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意见，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500万吨左右。

这就是说，在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500万吨左右的粮食，才能渡过难关。天灾和人祸，给中国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广州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并没有完全找到彻底解决难题的办法。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真正解决上述难题，必须从农业着手。

而要解决大国的难题，必须改变领导干部以往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信中提出：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央确定了“首要任务”以后，为带头落实，周恩来回京后便召集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商谈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先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

4月初，周恩来派办公室副主任许明打前站，先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农村做本次调研的前期工作。

此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其中包括：

《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提纲，这份提纲的核心意思：（一）三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战线拉长了，需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二）基本建设既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又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三）基建和生产，都应照着农轻重的方针安排；（四）基建不仅决定于投资，更重要的决定于设备、材料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的不断提高。

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1961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其调整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方、各部门在接到这一计划方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安排；不论施工单位、维持单位或者停建单位都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动员，说明道理，以利集中力量，缩短战线，打歼灭战。

《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内容包括：为了支援目前的煤炭、森工、金属和非金属矿山、运输部门劳动力不足和一小部分职工离职回乡的情况，基本建设部门继续精减下放的二百多万人，可以先行安排到以上这些部门参加生产，作为回乡职工的顶替。

……

调整就要调查研究，调整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这点上，周恩来的态度是极为明确的。他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的问题，正像他在4月3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7次扩大会议上所强调的：我们的工作要更加切合实际，1961年、1962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打算放在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上面。他还表示：“过农业第一关，使每人每年达到800斤粮食”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许明等人离京赴邯郸不久，周恩来利用去广西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和去云南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机会，沿途对武汉、南宁、成都、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农村工作进行调查。在这些地方，他了解到，各地在试行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中，存在着分配制度上的问题。

回到北京，周恩来就所掌握的情况，于4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这次在武汉、南宁、云南、成都与省委和云南五个县委书记谈（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时，均接触到“三包一奖”和“三七开”这两个问题。广州会议和六十条中对“以产定分”没有深入讨论，所以在分配上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当然，生产收入低的不一定非实行“三七开”不可，还可“二八开”或更少于“二八开”）。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西南、中南各省如此，回京后听小平、彭真同志谈，北京各县也是要求“以产定分”，而黑龙江则早已实行“以产定分”。其他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

他同时将四川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给中央的一个会议简报和省委批转的南充地区关于一个公社和生产大队贯彻执行“三包一奖”办法和决算分配经验的两个报告推荐给毛泽东。

周恩来在京期间，毛泽东于4月25日致信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

毛泽东动议的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了解决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明确规定：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

离正式开会还有二十来天时间，毛泽东在信中要求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毛泽东在信中列举了11个亟待进行重点调查的关键问题：

食堂问题

粮食问题

供给制问题

自留山问题

山林分级管理问题

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

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

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

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

恢复手工业问题

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

当天，邓小平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会议通知下发，把上述关键问题作为调查题目向所有与会者公布。

周恩来赴河北邯郸蹲点，出发时是午夜，到达时已是第二天清晨。顾不得休息，他便听取了当地干部汇报的情况。他选的点，是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的结果，使他彻底地否定了公社办集体食堂的办法。他对毛泽东直言相告：食堂要散伙，“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

带着毛泽东拟定的一些题目，4月28日午夜，周恩来安排好各项事务后，前往火车站，正式赴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研，从4月28日午夜第一次赴邯郸，到5月14日上午最后一次离开，前后共半个月。中途为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问题，周恩来曾两次回京，每次返回邯郸的时间都是午夜。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忙上加忙。

周恩来到达邯郸时，已是4月29日清晨。当天，他找来中共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人，听取他们汇报邯郸地区的有关情况。以后几日，他每天听取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为首的先遣工作组汇报情况，并同时召集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等人开会。

此次下邯郸，周恩来本来是打算专心搞调研，不受任何其他事务干扰的。

正当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国际局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5月2日，周恩来获悉：由于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在美国总统特使进行阻挠性活动后，反对召开任何国际会议讨论老挝问题，使得西哈努克于5月1日在万象宣布撤回他在年初提出的关于召开14国会议（即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并决定取消日内瓦之行。

这一变化，是原先没有想到的。中国是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参加国，当西哈努克1月1日提出召开由14个国家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时，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立即表示：“如联合国对老挝进行干涉，会像在刚果一样造成恶劣的后果。解决老挝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召开日内瓦会议，并吸收老挝的邻国参加。如果老挝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对于亚洲和平很有好处。”他还说：“我们认为西哈努克在1月1日所提出的召开由14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扩大会议的建议很好。”当初就这一建议，西哈努克还专门写信向周恩来征求意见，周恩来于1月14日复信西哈努克，表示支持他的建议。2月11日，当周恩来获悉西哈努克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时，他又一次致信西哈努克，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不干涉老挝内政，尊重老挝统一、领土完整等原则如果得到有关国家的认真遵守，这无疑将有利于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和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多次表示过：召开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由14国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这就是西哈努克关于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建议的前后经过。

而现在，风云突变。这一突如其来的重要变化，对于在党内主管外事工作和政府工作的周恩来来说，日内瓦会议问题，暂时打乱了原先在邯郸蹲点调研的安排。

5月2日，周恩来不得不返回北京。下火车后，他立即主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案问题。

事情基本谈妥以后，周恩来决定返回邯郸。当晚，他利用在京仅有的一点儿时间，接见了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缅甸代表团，对中缅关系，他乐观而欣慰地说了这样几句话：1961年是中缅友好继续发展的一年，两国之间的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并且两国人民后一代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建立了起来。

5月3日，周恩来又踏上了去邯郸的专列。两天来，他几乎没有合眼。

再次到邯郸后，为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周恩来除了继续听取地委书记和许明等人的汇报外，还亲自选择了一个最基层的调查点。3日，他带人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定点调查。

在伯延的日子里，周恩来忙得不亦乐乎：他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他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一锅玉米面糊糊；他参观公社百货商店和农机站，了解商品价格、销售和农业机械等情况……在伯延公社，周恩来待了四天。

在伯延公社，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周恩来总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吃不饱，为什么大锅饭不好，调动不起农民的积极性？他走了许多家，处处都是一样的情景：农民兄弟们太穷了，饭吃不饱。

一天，他走进伯延公社先锋街第六食堂。进去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食堂的司务长和炊事员见总理进来，忙迎上前去。他们之间开始了拉家常式的聊天……聊着聊着，周恩来走向灶台，想看看群众吃的都是些什么。揭开锅一看，里面只有一些吃剩下的玉米面糊糊。

一阵心酸之后，周恩来向炊事员提出：“我在你们这儿吃点饭行吗？”

炊事员一听总理说要吃饭，恨不得做最好吃的东西给总理吃，可此时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里仅剩的就是锅里的这点玉米面糊糊了。他很为难，不知说什么好：“这，这……”

周恩来为了安慰他，接过话去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

炊事员看总理真的要吃，拦是拦不住了，只好找了一个碗，为难地准备给总理盛饭。农村用的碗，由于条件所限，再加上习惯问题等原因，看起来里面有些脏。随同周恩来前来的人把碗接了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擦一下再给总理用，周恩来立即说：“这没关系。”说完又把碗接了过去，递给炊事员。炊事员给周总理盛了一碗玉米面糊糊。

接过玉米面糊糊的周恩来，几口就喝了下去。他安慰地笑着对司务长和炊事员说：“这饭不错。”

但食堂是不是还要办下去，周恩来越来越怀疑。为了征求群众的意见，他除了挨家挨户地了解外，还召集一些群众开座谈会。

在最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人们不敢讲真话。启发了一阵，一位年近五旬、衣着俭朴的老农站了起来。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一位说话直爽、性格开朗的人。他冲着周恩来，带着怨气说：“如果再吃大锅饭，再过两年，恐怕你们也会饿死。……”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人叫张二廷。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地委干部悄声说：“这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话是真理，只有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提出要亲自登门拜访张二廷。这是随行的地委领导没有想到的。

来到张二廷家，一进门，周恩来就十分亲切地招呼：“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张二廷也没有想到总理会上门来，急忙迎到院子当中，激动地说：“周总理，快到屋里坐。”周恩来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他一边说，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廷的手，一同走进屋内，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起了家常。从张二廷这里，周恩来得到了不少农民的心里话。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个人又步行走到了张二廷家中，进了门就招呼：“二廷，二廷……”声调又亲热又熟悉。可是没人应声。周恩来见门开着，就走进屋内，这才发现张二廷因劳累在炕上和衣睡着了。被惊醒的张二廷睁开眼睛，周恩来坐在炕上，轻轻地用手拍拍他的腿说：“二廷，累了吧，你先休息。今天下午咱还开会，你准备参加。”张二廷急忙起身，要挽留总理再坐会儿时，周恩来已经走出了屋门。在门口，他又回过身关切地说：“我不多打搅你了，休息吧。”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张二廷头年失去了妻子，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要料理家务，又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活确实有许多难处。周恩来主动跟张二廷商量：“四个孩子你照管有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张二廷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总理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他不忍心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便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

伯延之行，周恩来与张二廷交上了朋友。当周恩来就要离开伯延，最后一次跟张二廷交谈时，张二廷依依惜别地对周恩来说：“以后抽空再回伯延看看。”周恩来微笑着说：“有机会一定来，如果我不来，也一定派人来看你。”后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五年中，周恩来每年都派人来看望张二廷。周恩来曾对人说过：张二廷的话对我教育很大，这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最生动的话。

深入伯延期间，由于内政、外交诸事缠身，周恩来把一些工作也带到了伯延，利用调研之余的时间插空处理。5月4日，他审批了我国政府《关于老挝停火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为维护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为老挝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理解西哈努克亲王5月1日在万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心情，并希望他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力。5月6日，周恩来致信西哈努克亲王，指出某些国家一直在阻挠和破坏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希望西哈努克重新考虑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5月8日，西哈努克复信表示感谢，并说明了他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和目前不参加会议的原因。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西哈努克亲王改变了主意。5月12日，西哈努克致电周恩来，决定将率柬埔寨代表团参加会议。

5月6日早上，几乎在周恩来致信西哈努克的同时，他看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县（今简阳市）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讲的全是调查研究的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对发起此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的严肃态度及其急迫心理。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式。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末了，毛泽东又加上一句话：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毛泽东的这封信，虽然是用“渴望”的心理要求大家“发善心”给他写信，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毛泽东一方面对调查研究工作极端地重视，另一方面对不给他反映情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此信一发出，毛泽东的保密电话不断地传来领导同志赴各地调研得到的情况——这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声音。

5月6日夜，很难停下工作的周恩来又是通宵未眠。凌晨3点，他按毛泽东的要求，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电话汇报，记录如下：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6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8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20天。

接到电话的毛泽东，在高兴之余非常重视。对周恩来的汇报记录，毛泽东郑重地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当天中午，周恩来又到另一个县——涉县继续做调查研究，晚上回到邯郸。

为解决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5月8日，周恩来再次返回北京，当天就与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陈毅等人商议有关方案。同一天，周恩来在欢迎越南、老挝两国政府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宴会上，就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发表讲话，谴责由于美国的破坏和挑拨行为使老挝三方面的政治会谈至今未能举行，甚至使西哈努克亲王倡议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遭到威胁。他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愿意同具有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真诚愿望的与会国代表团一道，为争取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做出努力。

9日，陈毅作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全权代表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日内瓦。

临时回京的周恩来赶紧处理完几件大事后，于5月10日午夜又一次踏上了去邯郸的专列。

此后，从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继续在邯郸进行调查研究。他把刘子厚和工作组汇报的情况做了汇总，并与邯郸地委书记核算了粮食账。为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还到成安公社社员家中做了详细的访问。

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周恩来于5月14日最后返回北京。至此，周恩来长达半个月的邯郸农村调查活动告一段落。

从邯郸回京后，除继续关注日内瓦会议的有关情况外，周恩来主要关心的还是粮食问题，他多次约有关方面人士商谈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为解决粮食困难，他还于5月18日专程去了一趟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河北的粮食情况。

至5月20日，赴各地调研的中央领导和各地前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云集北京。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历时23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报告。

一次讲的是实际问题——5月31日，他在大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周恩来对1960年至1961年度粮食的形势做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1961年至1962年度粮食尤其是1961年第三季度的粮食情况做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报告指出：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1961年至1962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另一次，周恩来讲的是理论问题——会议期间，他就有关总结十年建设经验等问题讲话，侧重谈到了思想方法。周恩来向全党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从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

（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定要破坏生产力。

（三）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有了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

（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

（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

（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

周恩来还说：“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

会议期间，为了说明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的道理，周恩来向大家讲了张二廷的故事：

我在邯郸伯延公社听到了最生动的一句话。经过工作组做了两个多礼拜的工作以后，我下去跟农民谈话，有一个社员（他劳动很好，老婆死了，家里还有四个孩子都不进学校，全部在家劳动），告诉我：“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还指着我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饭吃的。”他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的这个亲历的故事，令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们感到震惊：再不认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共产党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就会没饭吃了！

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如下成果：

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公共食堂问题则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

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

……

与会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和决定，比较符合实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要不是毛泽东发起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些成果的取得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要不是在调研当中中央领导同志鼓励农民们说真话，实际情况的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仅就周恩来来说，通过这次调研，他对中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后他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心中更有底了。正如会议期间他所说的：

农业上的问题，是组织生产问题，小农经济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管是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都要经过许多步骤和时间，把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根据农民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强制，要引导他们。命令方式和强求一致，反而效果不大。

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

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在周恩来等人心中更加明朗化了。

会议期间和会后，周恩来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办法也更加明确。他在与各大区负责人讨论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1961年至1962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粮食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8月以后再作最后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减计划；城市征兵；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中央指示信以及其他文件的同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周恩来说了这样一句话：

增加农村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情，只许办好，不许搞乱。

我们从留下的周恩来工作台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年，他约人谈话中谈得最多的内容是：粮食、外贸、基建和农村工作。

从1961年起，通过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找解决中国难题的办法，以退为进地将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渐纳入稳妥发展的轨道，可以说，周恩来的工作，进入了又一个艰难而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