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尽管由于“大跃进”的严重影响，要想彻底恢复并发展中国经济仍需一个艰难的过程，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调整的成绩，这时却是世人瞩目的！

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明显感觉到，这时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前几年要顺得多了。

这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在经济回升的情况下，很有必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舞全国人民的志气，激发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文艺，成为周恩来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在这年的国庆节期间，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歌舞作品，在中国艺术史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受非洲热情奔放的歌舞和上海大歌舞的感染，“动心”的周恩来提议：在国庆15周年之际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他表示：这件事我要亲自抓，由中宣部、总政和文化部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指挥部。

自进入19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调整，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表现生活、反映时代，如何以文艺形式鼓舞全国人民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士气，如何推动文艺工作自身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这些问题，一直在周恩来脑海中回旋。

3月1日，周恩来与宋庆龄、陈毅在出访锡兰回国后，观看了昆明军区文工团等单位演出的节目后，又一次对歌舞形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这时的周恩来，对歌与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已经达到了钟爱的程度。

4月8日，周恩来在约刚获奖的优秀话剧《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的编导人员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以及夏衍谈话时，就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

6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时，再次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艺形式。对艺术的革新问题，并不仅仅是文艺工作者自身的事。周恩来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时时把握着艺术发展的脉搏。

7月12日，周恩来和陈毅来到上海，这次他们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访缅期间，周恩来也同样受到缅甸歌舞的感染，使他对各国艺术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大众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

没想到，上海之行，使周恩来早已有之的以新的艺术形式反映伟大时代的想法，进一步明朗开来。

上海，对周恩来和陈毅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三十多年前，周恩来在反动势力极为猖獗的时候，在上海成功地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又在白色恐怖下在上海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上海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这次到上海，他们有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研究台湾海峡的局势，另一个任务就是休息。

7月13日，周恩来和陈毅约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谈话，针对台湾当局袭扰沿海地区、搞颠覆活动问题，周恩来毫不含糊地指出：“要加强沿海军队的训练，沿海的党委要抓军事。”在谈到东南亚形势时，周恩来提醒大家说：“到处都是前线，这样的形势可以锻炼我们，也可以培养干部，培养军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共中央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谈完话后，大家觉得，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工作太累了，最好让他们真正休息一下。这样，7月13日晚上，上海市委通过陈毅告诉周恩来：今晚有一个文艺演出，是一场刚刚排演完不久的大型歌舞，取名为《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请总理去观看。陈毅一说，周恩来高兴地答应去看看。

周恩来和陈毅进场坐定后，场上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越看越感兴趣。这部多幕大型歌舞，形式独特，集音乐、歌曲、舞蹈、诗歌等为一体，在舞台布景上也有独到之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道具，而且采用了幻灯投影作为每一个主题的背景，以多样化的形式和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周恩来越看越不能平静，这不正是长时间以来自己想找的一种艺术形式吗？他告诉陈毅，这种史诗般的作品，正好能反映我党几十年的光辉历程；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伟大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伟大作品来表达。陈毅同意周恩来的这一看法，在观看的过程中，他也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尽管节目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看完演出的周恩来对上海文艺工作者的这一成果表示了极高的赞誉。同时，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艺术构想：马上就要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了，这样一部集音乐、歌、舞、诗等为一体的大型文艺作品应该搬上首都舞台，并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排演，以更宏大、完整和系统的气势反映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

当然，要搞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作品，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绝非易事。它既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光辉历程的史诗，又是一部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力作。周恩来凭着自己对艺术规律的了解，深知这其中的难度。为此，他决定：“我自己来抓，以上海的这台歌舞为基础，把北京、上海和部队的有关文艺团体的优秀力量调动起来。”

周恩来的想法得到了陈毅的赞同。以陈毅对周恩来的了解，他深信，在中央领导人中，总理可谓最有艺术细胞，他懂艺术，一定能搞出一个精品来。

看完上海演出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回到了北京。在上海的想法，也开始实施开来。他先找来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谈了自己的设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周恩来当即决定，此事具体由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牵头，会同总政治部文化部的有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始筹备。

几天以后的7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谈国际形势。他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并阐述了当今世界存在四个矛盾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还根据国际形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抓住中心问题。在国内建设中也要排队，也要打歼灭战，有的东西宁可推迟一点。

希望在建设三线时，各线都要有动员，要有一些工业。

讲完这些大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建设措施，周恩来确信大家已经对大局有了认识。随后他将话题一转，讲到我国如何庆祝国庆15周年的问题。他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

怎么筹备？他当即在会上宣布：

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为搞好这次史诗般的大歌舞，周恩来这期间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很大心血。他清楚，这样一个大的行动，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踏实的作风，是绝对搞不好的。

7月20日，周恩来接到几份文件，是关于1964年将在北京举办音乐会演和亚洲文化艺术国际活动问题的。周恩来看后觉得，起草这些文件的部门在很多问题上只凭想象，简直就是官僚主义的翻板。他当即在文件上批示：

从这些文件上可以看出，我们有许多同志只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内兜圈子，批公事，而不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

当天下午，周恩来约与此事有关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他再次批评了有关人员在这样一个国际文化艺术活动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做法。由于第二天他就要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朝鲜，因此在这次谈话中，他再次部署了有关大歌舞的工作。他说，在国庆15周年之际，以这样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对时间紧的问题，周恩来提出：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这次谈话后，周扬会同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负责人积极工作，加紧筹备。按周恩来的要求，这是一份献给共和国15周年的厚礼，既有重大政治任务的含义，又是艺术创作的一座需要艰难攀登的高峰。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明白，此事丝毫马虎不得。由于此事涉及北京、上海等地区，涵盖国家级、地方和军队各有关文艺团体，因此周扬等人首先要起草一个关于排演大歌舞的报告，以便由中央来统一协调。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一开始颇费思索。大家认为，上海的歌舞用《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好是好，可是太长，最好用一个精练一点的。鉴于这个大歌舞是表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奋斗历史的，有人想到了陕北的一首民歌——《东方红》，它的寓意真是恰到好处，便提议：大歌舞的名字就叫《东方红》吧。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赞同。

7月23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便以中宣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名称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东方红》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等内容外，还写明了这个大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等内容。

接到报告的周恩来眼前一亮，被大型歌舞的题目所吸引——《东方红》，多么好的一个名字，既符合大歌舞所要表现的内容，又切合自己的意思！他立即对报告进行了仔细的审改。

7月30日，周恩来就周扬报告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约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听完汇报后，周恩来表示：“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我们要争取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

会上，周恩来还明确地告诉大家，《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工作方便，他当即决定：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指挥部。周恩来亲自为这个指挥部敲定了成员：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在这个起领导作用的总指挥部下面，又设立了分级机构，各司其职，其中的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

第二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7周年的日子，周恩来在修改后的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痛快地批示：“同意。”为确保报告得以落实，他还批了下列内容：

应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下列原则：

（一）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如届时还搞不好，或新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以现代京剧代替。

（二）演出队伍以解放军各文工团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为辅，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三）领导小组十三人和组织指挥人员六人名单（略）。

（四）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五）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需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四人最后审定。

自周恩来亲自批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启动以后，他倾注了更大的心血，甚至在舞台艺术创作和朗诵词、歌词的写作上，他都亲自上阵。他一面排除干扰，一面交代：“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周恩来同意《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的批示下达后，以解放军各文工团为主的排演方案很快便实施开来。在解放军的各文工团中，总政治部歌舞团又是主力中的骨干。他们一方面借鉴上海大歌舞的经验，另一方面发挥自己多年来演出革命历史题材歌舞的优势，加班加点，几乎是以“一级战争任务”来赶排节目。

几天后，军队几个文工团的节目初见端倪。8月5日，有关方面请示周恩来，军队系统的一些节目已经初排出来，能否请总理前去审查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周恩来立即答应。当天他来到总政治部歌舞团排演场，对军队的歌舞节目进行审查。看完，周恩来有欣慰，也有不满足。从单个节目来看，部队文工团的同志下了很大的功夫，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从整体来看，离史诗般的作品还相差甚远。他对如何从总体上艺术地把握中国革命历史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8月份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云集，解放军、政府部门各方面艺术人才应召加盟。成百上千的人在为这一空前的史诗作品而奉献自己的艺术才能。

1964年，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如同千军万马在尽展叱咤之风云。这万马千军在集中起来之时便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东方红》的最高指挥者是国家总理周恩来！

自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启动以来，周恩来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尤其在舞台艺术创作和朗诵词、歌词的写作上，他几乎亲自上阵，成为创作者。

这期间，文艺界的知情人都知道，周恩来在为《东方红》的事不停地奔波，这是事实，人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而周恩来所奔波和忙碌的，还不止这一件大事，只有陈毅等少数熟知周恩来内政外交活动的人知道，为向共和国国庆15周年献礼，周恩来还在秘密地忙着另一件事：紧张地进行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决策。这件事，他一直是主帅——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会）主任。有时候，他从《东方红》排演场出来，赶紧奔往中央专委会的会场；而有时候，开完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他又要连夜审阅《东方红》的剧本和解说词。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964年国庆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第九次会议。会上，他与专委们研究了首次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几天以后，他和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提议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时间定在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

就在第九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前后，《东方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从9月中旬至下旬，周恩来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并约有关人员研究出现的问题。会上，他亲自酌定史诗的主题和一些重要情节。

周恩来还将他亲自审改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词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有关人员，他对他们说：

《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周扬等指挥部的人们惊异：周总理的这些意见，竟如此具有专业水准；他并不只是强调政治性，也强调艺术性；他看重的是“新鲜活泼”“能打动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推崇“打破框框、标新立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赞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不喜欢“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他要的，不仅是“政治教育”，而且包括“艺术享受”“浪漫主义”……听到这些意见，参与这件事的人们都为之一震，眼界大开！

其实，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是贯穿始终的。1963年的8月16日，文化部曾召开了一个音乐舞蹈方面的座谈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并就音乐舞蹈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讲过一番话。他当时就说：

我们不能希望14年就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拿过来，融会贯通，成为一个东西，总得经过一个时期。艺术的东西还是要立足于我们国内，在我们的民族基础上发展……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厚今薄古”，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的方针。中国的艺术必定要以六万万五千万人为出发点，而在六万万五千万人里头，又要以工农兵为出发点，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

对艺术作品、音乐歌舞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标准方面的要求，周恩来都曾对文艺界发表过众多精辟的意见。

《东方红》要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有人深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增加一些与周恩来有关的戏。比如有人提出：增加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周恩来在审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坚持不采纳这个意见，他说：“应该突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可南昌起义这段历史又是绕不开的。最后，周恩来只是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上这么一句话：“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修改后的朗诵词，周恩来还多次征求彭真、陆定一、郭沫若、姚臻等人的意见。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作品，它的难度还不仅仅来自作品本身，也来自政治层面。这使得《东方红》的排演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的大背景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周恩来的心理，也处在矛盾之中。

8月15日，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就一段时间以来的文艺工作写了一份《检查工作简报》。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批了这么一些话：

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批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断定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且“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一判断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在文化部8月15日的《简报》中，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列举了许多文艺界的“严重问题”。《简报》送到周恩来手里后，他看后也在上面做了这样的批示：

即送彭、陆、康、周（扬）、冷西阅后请转主席、刘、邓传阅。从附上的简报中可以看出：

（一）在党的正确号召下，群众只要一发动，许多坏人坏事都会不断被揭发出来的。

（二）许多有严重错误的人，如果再不下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参加集体劳动三四年，进行彻底改造，那他们是不可能再做文艺工作的。

（三）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的领导机构的改组和加强，必须依靠从党和军队中选拔新生战斗力量。……

（四）文艺部队分期分批下去参加“四清”和“五反”，主要是参加集体劳动和工农兵生活。今后六年，文艺表演包括电影创作，宁可少些好些；而劳动锻炼和生活实践，也就是直接参加生产和阶级斗争，对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可缺少，并且要有三年左右的积累时间，才能打下初步基础。否则一曝十寒，上台尽管演革命的戏曲歌舞，下台仍然不是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对周恩来来说，文艺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会影响《东方红》的排演，因为他并不认为文艺队伍都已“烂掉”，而且他提出了“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

而对文艺界来说，却面临着一个大的危险，它来自一个对文艺工作极为“关心”的特殊人物——江青。借毛泽东的批示，江青做起了在文艺界进行一场所谓“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

康生和江青等人盯住文艺界的所谓“坏人坏事”不放，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抓那些“有问题的”“上层文化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周恩来意识到，江青等人的插手，必然有一场曲折、复杂的较量。

首先在人选上，江青等人就横加阻拦。参与《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人员有几千人，其中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被江青等人认定不能再登“革命的文艺舞台”。而周恩来的目的，却是要通过《东方红》这样一部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让那些真正有水平的艺术家站在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演出的舞台上，使他们的艺术生命长盛不衰。参加《东方红》，也可使他们免遭政治运动的冲击。

周恩来交代指挥部：《东方红》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优秀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

除了在用人上有较量外，在《东方红》的内容设计上，也受到了来自江青等人的阻力。如歌曲的选择，周恩来同意指挥部的意见，起用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曲目。但江青却硬说《游击队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不能用，原因很简单，前者是由贺绿汀作词作曲的，而后者是由田汉作词的，这两人都受了批判。周恩来得知江青的这一意见后很生气，怎么能因人废文、因人废言呢？何况这两首歌曲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精品。周恩来果断地表示：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在其他方面，《东方红》也遇到了许多并非艺术本身的难题和麻烦。周恩来用他的行动告诉《东方红》的组织者和创作人员：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

经周恩来亲自批准，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获得极大的成功。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周恩来连续看了三场。喜上眉梢的演员自豪地说：“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日本客人感叹：“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加紧赶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国庆节前告捷。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查《东方红》的节目。直到这时，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东方红》终于可以在国庆节期间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尽管周恩来曾经表示过，时间要服从质量，如果质量不过关，宁可不赶国庆节这个日子，但是，在他当初有关排演原则的批示中，第一条就是“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所以在最后一次审查中，他对文艺界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东方红》这种文艺形式，它的好坏，最终还是要放到人民群众中去检验，要由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来评判。为此，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向国庆15周年庆典的重要节目之一，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公演。

《东方红》演出的日子，经与国庆活动组委会商定，定在10月2日晚上。作为文艺活动，这是最佳的日子。因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白天首都天安门有70万人的大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还有重要的观礼活动。这两天，其他的节目都要让位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东方红》10月2日公演，可以说是已经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了。

《东方红》演出的地点，更是引人注目——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从政治需要来看，还是从场地大小而言，都只有人民大会堂这个地方能够举办像《东方红》这样云集了三千多名演员的大型演出；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以最佳效果欣赏到这样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气壮山河、翻天覆地斗争的史诗性巨作。

10月2日晚，万名中外观众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中心地区，走进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在这万名观众中，人们看到了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以及在他们陪同下进入会场的各国贵宾。

众人落座安静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徐徐拉开了序幕……

尽管人民大会堂里的周恩来多次看过这些节目的排练，但除了少有的一些人外，人们这天晚上看到的，是《东方红》的首次公演。就连周恩来等亲自指导《东方红》的人，在特殊日子的特殊场景里，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震撼！

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举办国庆晚会的方式，再次上演《东方红》。这次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去看了。毛泽东和前去观看的彭真、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知道，《东方红》这部大型音乐歌舞史诗，是周恩来亲自抓的。虽然《东方红》以表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为主，有许多地方明显地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但由于它基本符合历史的事实，再加上又是一部艺术化的作品，因此毛泽东看了以后，还是很满意的，他充分肯定了这部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对当代人的教育作用和它的积极意义。这晚一起观看的解放军指战员更是对演出报以了热烈的掌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0月15日晚，周恩来又一次观看了《东方红》。这是他在半个月内第三次观看《东方红》。这次，他是陪同日本芭蕾舞团观看的。

日本芭蕾舞团，是由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兼演员松山树子率领的。四天前，周恩来亲自观看了松山芭蕾舞团在京演出的芭蕾舞剧《祇园祭》，那部芭蕾舞剧，是与神有关的，周恩来只是礼节性地去看了。这次他陪同日本客人看我们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想让日本艺术家们了解中国的艺术精品，并通过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向外宾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看完《东方红》的日本客人对这部史诗作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要求到后台看一看。周恩来答应了，起身带他们来到后台。《东方红》的演职员们一看总理陪着外宾来了，来不及卸妆，站在一边热烈欢迎。日本客人对这场大型演出的每个细节都很感兴趣，周恩来便做起了义务解说员，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周恩来所回答的问题，不仅包括主题、内容、场景，而且包括布景、道具甚至灯光设置等技术问题。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等日本艺术家惊呆了：怎么周恩来总理如此熟悉这些极具专业性的问题？得知日本艺术家的这种疑问，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眼含泪花，激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这件事给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恩来的艺术修养和对文艺工作的关心，令他们倾倒。多年以后，这种激动的心情还留在了他们写的回忆文章里。

1964年10月16日，所有参加《东方红》的演职人员都预感到，一个特殊的幸福时刻就要来临。这天，他们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集中，不是演出，而是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下午，当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按照预定好的位置入座后，却迟迟不见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出现在接见大厅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有人被告知：中央领导正有一个重要活动，将稍晚一点到，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大家早就猜出来了，应该是毛主席要来！当面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大家心中无比高兴，尽管将到晚餐时间，但多等一下也是值得的。大家知道中央首长每天都非常忙，尤其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更是每日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

此时，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在中国西部，北京时间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一声巨响，一个火球升入长空，形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

当人们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时候，已是17点，外面天色已晚。随同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几乎包括了所有在京的领导人。人们预感到，在这些中央领导人走进大会堂之前，可能有大事发生了。

果然，毛泽东一边向在场的所有《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挥手致意，一边让周恩来总理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周恩来走近话筒，激动地向全场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使全场一下子像开了锅似的，《东方红》的演职员们哗啦一下全都蹦了起来，欢呼雀跃。场内的人一起蹦跳，声音震耳欲聋。周恩来只好挥动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好不容易欢呼声才稍微小了一点，周恩来笑了笑，以诙谐的语言告诉大家：“大家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大家高兴的劲还没有过去，周恩来又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了！

《东方红》的演职员们又一次欢呼起来。在他们心中，那个与中国党争吵不休的、言而无信并老卡中国人民脖子的苏联领导人，终于下台了！

……

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和欢呼，持续到很晚。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所有演职人员经历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他们永远铭记下了周恩来总理发布好消息时的场景。

参与人员清楚，《东方红》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周恩来。为了让参与《东方红》的人们了解《东方红》所要反映的内容，周恩来多次亲自给大家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们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懂得艺术规律的总理亲自抓，《东方红》要想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东方红》自10月2日首次公演以后，在北京连演14场，观众多达十几万人，反响极为强烈。它的轰动效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舞台上所不曾有过的。前来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贵宾看了《东方红》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而言之，《东方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参与《东方红》的人们，无论是组织者还是演员，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总理花费的心血，是最多的。《东方红》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周恩来。

演员还清楚地记得，为了让大家演好这一划时代的题材，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多次结合《东方红》的主题和各个节目单元给大家作有关党史的报告。他还要求熟悉党史的中央和军队方面的有关人员，要多给《东方红》的编创人员讲讲党史，只有使大家熟悉了党和历史，熟悉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将它们表现出来。

《东方红》在正式公演前共预演了八场，每场下来，都是好几个小时，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为了保证它的质量，亲自从头到尾完整地审看了五场。每场结束后，他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并中肯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讲到《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地告诉大家：《东方红》这部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达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讲到《东方红》所表现的重心，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这是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得出的结论。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线。《东方红》所表现的内容和情节，都要突出并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来展开。

他强调：

我们不仅要看到1949年以前这三个法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15年依然如此。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基本的原理还是一样。具体实践要结合当时的情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讲完三大法宝，周恩来还提到了党的三大作风，他指出：

一个党，如果不是联系群众的党，那这个党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革命力量源泉的，光有个人的英勇，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联系广大的群众。在群众中生了根的党，那才是有领导力的党，才能产生出具有智慧和思想能力的领袖。一个党如果不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是不能领导革命胜利的。

主题确定了以后，还有一个表现手法的问题。自周恩来7月份在上海看了第一个史诗性的大歌舞后，他便为《东方红》的表现形式定了基调：“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东方红》的排演，便是用史诗般的艺术语言进行的。在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强调：尽管用大歌舞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有大歌舞指挥部的领导，有部队文艺工作者多年来在政治和业务水平上的进步，有上海大歌舞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艺术路子来。在每次审查节目或朗诵词后，周恩来几乎都要提醒大家：“我们搞的是一部史诗，史诗就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它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对艺术家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今天的艺术舞台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粗线条地勾勒，就会变成平淡、单调甚至无味的东西，或者变成空洞的政治说教，收不到教育人、打动人的效果。群众如果不认可，那么花这么大的力量去搞，就只能是劳民伤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意指出：

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周恩来要求，《东方红》在艺术手法上至少要达到两点：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是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要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总体原则确定以后，周恩来又对各个时期如何反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谈到表现武装斗争问题时，他强调：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党的五个重要的武装斗争阶段，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提醒大家：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谈到“星火燎原”一场戏时，针对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才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谈到遵义会议如何反映的问题，周恩来非常认真。由于所要反映的是一次会议，在舞台艺术表现上有一些难度。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特别向编创人员指出：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但这一场戏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

他告诉大家：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在周恩来的启发下，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并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达红军指战员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再次提出，要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谈到“红军长征”一场戏时，周恩来主张要尊重历史，并照顾到各个方面军的作用。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则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都要正确表现。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为此，他亲自改定了欢庆三大红军会师的歌曲。

每次报告，周恩来几乎都要提醒演员们：

我们党是在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你们经过学习，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在表演中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

在整个审看、座谈过程中，周恩来的谈话始终是循循善诱，既启发大家打破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强加于人。他的民主作风，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创作欲望和创作热情。这使得《东方红》在艺术处理上出现了许多独创，成为艺术上的精品。

……

《东方红》的成功上演，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取得的。凡参加组织、创作和演出的领导、作家、艺术家们都深深感受到，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抓，如果没有他这样抓得详细，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懂得艺术规律的总理，《东方红》要想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赶在国庆节之时高质量地公演。

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推向银幕，以又一种新的形式再现《东方红》的辉煌，是周恩来的又一打算。他没有理会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坚持说：“《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他专为电影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就在《东方红》公演获得成功的时候，一些看过演出的外宾向周恩来建议，这么优秀的作品可以将其搬上银幕，拍成电影。这一建议，使周恩来受到启发。

有文艺界人士回忆，就在《东方红》首次公演的10月2日夜间，周恩来约他们谈话，倡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当时他还对电影拍摄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还有文艺界人士回忆，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并宣布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的1964年10月16日晚上，他将《东方红》指挥部和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提议将《东方红》拍成电影。

……

将《东方红》推向银幕，以又一种新的形式再现《东方红》的辉煌，这是周恩来的一种热切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当然，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要将《东方红》拍成电影，也非易事。虽有舞台上的《东方红》为基础，但银幕艺术毕竟有它自身的规律，除导演、演出、场景、音乐、对白、声音等不一样以外，仅就技术问题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舞台艺术到电影艺术，又是一次再创作。

为解决难题，周恩来首先提议，扩大《东方红》大歌舞指挥部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增加文化部电影局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经周恩来同意，王苹、李恩杰担任了电影《东方红》的导演，薛伯青、钱江等担任摄影。在领导小组之下，周恩来还建议成立了电影导演团，以加强艺术领导。

组织领导问题解决以后，周恩来仍然强调，要进一步向参加这一工作的所有同志宣传我们党的历史，让大家充分了解将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重要性。为此，他多次召集演职人员会议，深化人们的认识。

10月23日，周恩来召集有《东方红》演职人员和中央、地方、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共700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专门作了有关中共党史和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

这次报告一开场，周恩来肯定了《东方红》演出获得的巨大成功，并对大家经过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接着，他再次向大家讲了党的历史。

最后，他提醒人们，《东方红》的排演和拍成电影，都面临着一些复杂的国际形势。他说：“赫鲁晓夫下台和原子弹上天是国际上的新形势，这个问题还在发展之中。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一下，看看变化。”

言下之意，党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只顾埋头演戏，还应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为此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上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

这些要求和提醒，实际上暗示文艺界的人们：《东方红》面临的，不仅仅是国际上的复杂形势，而且还有国内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文艺领域的发展，与其他领域一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文艺界的调整，显得更为复杂。

的确，在周恩来亲自“导演”《东方红》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东方红》的成功，令以文艺领域“哨兵”自居的江青更为嫉妒和不满。有人这么评价江青：演过戏的江青，虽然只是个蹩脚的演员，但她在生活中演捣乱的戏，却是个高手。对周恩来如此关心《东方红》，江青是不以为然的。

但为了对这位特殊人物表示尊重，周恩来在多次召集《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开会时，都将江青请到场，以免她日后借题发挥。

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1月上旬，利用在北京召开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周恩来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与《东方红》导演团成员一起研究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的问题。他还把彭真、周扬、江青也请去参加了。

会上，周恩来再次表明了要下功夫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且要拍好的愿望。江青则不然，她反复强调：《东方红》的问题不少，如果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江青说来说去，无非是讲《东方红》主题不明确，艺术上也平平。但在场的艺术家们谁都清楚，《东方红》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但绝不是江青所说的那种情况。

周恩来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没有理会江青的否定，明确表示：

《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就在这次政协、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即“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下，文艺界自然也不应该甘于落后，《东方红》只能更上一个台阶。

“两会”闭幕的时候，年轮已经走向了1965年。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设想，这是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的最后一年，用周恩来的话来讲：“在1965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东方红》再创作为电影，就是文艺界在调整时期“尚未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周恩来的一个心愿。

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进一步研究将《东方红》拍成电影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的讲话都是具有针对性的，他说：

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

……

为了不让江青那类的人抓住口实，周恩来在总的原则问题上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两点：一是主线要更明朗——贯穿毛泽东思想，二是要再创作，弥补舞台上的缺点。

同时，周恩来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走群众路线”。

自1965年以后，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工作便紧张地开展起来。这次再创作，周恩来明确地交代，除了主题要更明朗外，在艺术手法上也要更加细腻。这部电影摄制的每个环节，周恩来同样予以极大的关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同编创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1965年3月5日，是周恩来67岁的生日。这天晚上，周恩来是与参加《东方红》再创作的人员一起度过的。他来到人民大会堂，审查《东方红》为拍摄成电影而进行的修改排练。看完排练，周恩来与大家进行了座谈。他再次重申：要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反映。

他还谈了自己的一些修改意见。

讲到“南昌起义”一场，周恩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

讲到“情深谊长”一场，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把彝族、藏族的头人改成老人，这样做不好。少数民族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在长征途中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

……

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辛劳，到3月底4月初，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工作进入后期，领导小组深知周恩来对《东方红》的关心，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出了一个主意：请周总理题词。报告送上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国外，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4月4日晚，周恩来从缅甸首都仰光飞回昆明，第二天，有关方面就将请求周恩来为电影《东方红》题词的报告送到了昆明。

刚刚回国的周恩来看了报告后，欣然为电影《东方红》题了八个字：“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接到这一题词后，参加电影《东方红》工作的人们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的精神很快就拍出了一部分样片。

5月25日，周恩来亲自审看了电影《东方红》试拍的一部分样片。看完后，他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尤其强调的是，电影《东方红》的拍摄方针，仍以舞台表演为主，拍成舞台纪录片。周恩来之意，要充分利用舞台演出的成功。

在座谈中，电影厂方面提出了胶片的问题。国内的胶片，目前还不能满足《东方红》这样的精品影片的要求。为确保《东方红》的质量，周恩来果断地表示：胶片问题，请外贸部协助到伦敦去买质量好的。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但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做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

不久，在外贸部的大力帮助下，胶片问题得到解决。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和摄制，到1965年9月中旬，电影《东方红》终于拍竣，并剪接、合成完毕。9月18日，百忙中的周恩来再次抽出时间，从头到尾将刚刚制作完成的电影《东方红》全部样片看了一遍。看完这份样片，周恩来心中有底了。对制作完成的电影《东方红》，周恩来基本上做了肯定，但他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最后他提议：“请大家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节上映。”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有关人员又对电影《东方红》进行了精雕细刻。

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东方红》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的。《东方红》以电影的方式，使得这部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传播得更广，影响更大。随着电影《东方红》的上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新的爱党爱国热潮。

就在《东方红》以电影的方式制作和传播的时候，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舞台的表演也要进一步改进，要精益求精，不断地演下去。

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陪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到上海、广州期间，听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除了在上海、北京演出以外，又在汉口演出过，目前正在广州演出。周恩来很感兴趣，到广州的当天晚上，便去看了广州演出的《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接见参加演出的人员时意味深长地说了几句话：

《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上海演、北京演、汉口演，现在广州又演，演出还要精益求精，后来居上。要一部一部地写下去。

这部“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东方红》，这部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浇灌出来的划时代的艺术精品，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可，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辉煌。

那些亲自参与《东方红》的人们、那些真正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们心里最清楚，《东方红》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方红》的艺术魅力和政治内涵，必定是经久不衰的。参加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组织、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总是异口同声地重复这样一句话：“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