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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从化读书，静下心来思考建设问题
1960年二三月间，在北京中南海的人们，有二十多天没有看到周恩来总理。只有少数一些人知道他的去处……
进入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现实，进一步摆在人们面前。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内，一时间产生了许多的困惑。
这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周恩来来到广东从化，组织了一个专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以期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一个日理万机的政府总理来说，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静心读书的机会，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经过“大跃进”的震荡以后，毛泽东向全党干部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使我们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伟大的经济工作，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读完以后，下一步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不久，在周恩来的台历中，留下了许多深夜读书的记录。
周恩来政治生涯中的这次极为特别的读书活动，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的倡导。它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集中读书，尽管他始终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和对新知的渴求，然而日理万机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静下心来长时间去读书。
当热热闹闹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以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开始产生重重疑虑。历史，迫使从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领导干部，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和建设规律。
思考，是需要冷静的。在这种“冷静”中，坐下来读点理论著作的愿望，油然生成。
1958年11月9日，头脑由热逐渐变冷的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这样一封信——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的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干部们理论联系实际，并解决“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对“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是反感的，主张亲自去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答案。所以他的建议很明确，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时的毛泽东，对读书一事非常重视，他甚至明确了读书的方式——“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读书的时间——“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还有读书的步骤——前两本书读完以后，下一步要读的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坚信，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找到智慧和办法，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坚定地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从内心而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是非常赞同和重视的。对冒进、大冒进——“大跃进”以来的建设阵痛，周恩来心有余悸，他历来主张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用冷水洗洗”。
在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早就急切地希望全党冷静下来，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这一希望，也反映在周恩来的家庭生活中。毛泽东的信，是在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郑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的。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周恩来于11月17日抽空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对于社会过渡、社会阶段、所有制以及商品生产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周恩来提醒邓颖超注意研究，并将其定为两人之间见面时探讨的重点。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其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极感兴趣，他立即提议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阅读，并指示给每人发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详细阅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出一定时间读书。在留下来的周恩来台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他深夜读书的记录。
1959年1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不久，毛泽东认为，全党各级干部读这本书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亮明了他的想法：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
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在毛泽东拟定的关于庐山会议所要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议题就是“读书”，他是这样写的：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三本书不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
……
毛泽东认为，读书可以澄清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应当好好读书”，才能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摆脱事务主义。
根据这一要求，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又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一些研读。
不幸的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原定方向，同时也冲击了原先有关读书的安排。
1960年2月13日，继刘少奇、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人正式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组织的第三个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这次读书前后用了20多天时间，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了一遍。在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周恩来共做了三次系统发言。
庐山会议后不久，读书的事被再次列入党内学习的日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于当年冬季重新落实毛泽东早就提出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计划。
11月初，刘少奇来到风景如画的海南岛，率先与广东省委的负责人组成了一个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组织读书小组的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他根据刘少奇读书的经验建议：
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毛泽东自己也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专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逐章逐节地集中研讨。在边读边议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成果。
毛泽东在读书小组中的谈话，当时就被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等记录稿。
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形式中，周恩来受到启发。1月，周恩来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议。
1月31日和2月11日，周恩来先后两次到广州见毛泽东，2月11日还在广州见了邓小平，向他们谈了组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的事。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同志正式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
这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组织的第三个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在中外历史上，为了从理论上静心思考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以一本外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而发起的这样的读书活动，在今天看来，不敢说是绝后，但至少是空前的。
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前后用了20多天时间，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研讨了一遍。在这个读书小组中，每人一方面自己研读，另一方面还要参加组里的研讨会，互相交流。
从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来在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共做过三次系统发言。这些发言的内容，都是他在读书中的心得。对这样的会上交流，周恩来非常重视。每次发言之前，他都先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发言之后，再由参加学习的人做记录。
从周恩来三次发言的内容来看，第一次（2月23日）着重讲了过渡问题，阐述我国过渡时期的五条基本方针；第二次（2月25日）主要阐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其前者的先导作用；第三次（3月2日）主要讲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方法，并对整个学习做了总结。
2月23日，周恩来在读书小组做第一次系统发言，主要阐述“过渡”问题。
过渡问题，是周恩来读书小组学习、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阐发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开篇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周恩来发言首先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起：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对过渡时期的国家是不是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点周恩来与读书小组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研讨。从一个侧面看，他们的认识明显地带有时代的印迹。但是，对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周恩来却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
我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和实现这一过渡呢？
周恩来的意思是，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特定条件而定。
他干脆认为，实现这一过渡，必须完成两大任务。“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
他讲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第一句话的含义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二句话的内容就是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两句话实现了，自然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过渡时期的任务也就得以完成。这就是他所说的：“革命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周恩来看来，鉴于中国的特定条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是搞好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对提高生产力有着决定性的反作用。
他指出：
一般地说，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主导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够起决定的作用。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特定条件。
这一认识，无疑是受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的影响。
从周恩来所说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革命”的含义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各种变革。因此，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是指实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所以，在指出了过渡时期的任务以后，周恩来阐述了中国为了保证实现这一任务所必须采取的五条方针。
他讲的第一条方针是“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
他在解释总路线时，揭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蕴含的主客观关系，认为“上游是客观存在，上游是无止境的。如何争，要鼓足干劲，发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
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无止境”地力争上游这一意思来看，在周恩来心目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有充分认识的。
发言中，周恩来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处理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问题上。从发言来看，他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只是做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述。
他讲的第二条方针是“两条腿走路”。
这一方针，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周恩来在1959年5月3日曾对文艺界人士解释过“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
重提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背离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尤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走极端、狂热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极力提醒人们注意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实际工作中。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注意到对立统一的矛盾内涵后，不客气地说，在这一点上，“教科书就是片面性”。
他讲的第三条方针是“五大革命”。
“五大革命”的提法，显然受到毛泽东前一时期提出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
我说的继续革命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的革命步骤是：
（一）争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完成了。
（二）土地革命。1950年至1952年三年内基本完成了。
（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1955年也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
（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有问题还可以搞。
（五）还有技术革命。
虽然周恩来所说的“五大革命”与毛泽东所讲的“革命”是有所不同的，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他显然是接受了的。客观地说，这一时期人们对“革命”的认识，还主要指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因而周恩来所说的“革命”，主要还是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讲的“五大革命”，包括经济方面的三大改造，政治思想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所有制等方面。这五大变革，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关于这些“革命”的内容上的提法，有很多欠妥当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提法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比如，在所有制革命方面，周恩来提出：“从集体所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也还要革命。”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和所有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由于受到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法的影响，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认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上仍有模糊状态，认识上的清醒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他讲的第四条方针是“四个现代化”。
这是周恩来此次读书的一个重要的收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对周恩来完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他在发言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并扼要地提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阶段要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他还对未来10年到13年的社会发展指标提出了设想。
这一提法，显然比1954年9月一届人大时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前进了一步。在次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决定》中，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去。到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最终把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完善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后来在1964年年底和1975年年初的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两次强调了完整意义上的四个现代化及其战略步骤：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由读书而引发的思考，无疑深化了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步骤的再认识。
他讲的最后一条方针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讲了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两大差别，并认为这些差别会自然消失。周恩来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方针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同时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差别自然消失”的说法是模糊的，“究竟怎样才能自然消失，没有说清楚”。
周恩来的看法是，“我们总要在过渡时期使三个本质差别逐步消灭”。他强调了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周恩来当时的认识中，上述五条方针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关键。
周恩来说：
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条方针都是关键性的。用这五条方针，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在解决了方针问题过后，周恩来认为过渡不必急于求成，而且要分阶段进行，他说：
革命的转变时期还是分两个阶段比较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日。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前一阶段长一点，后一阶段就可能快一点。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首先要不断进行三个方面，即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革命。
这五条方针的内容，按照今天的认识来看，不一定完全正确，提法上也有许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认识，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独立思考建设问题，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胆识。
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系统发言。
这次发言是对23日发言的补充。他认为，在了解过渡问题即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改革问题后，还必须搞清楚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的革命问题。
他发言的开始，便提醒大家辩证地理解毛泽东所讲的思想认识的变革问题：
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主席又说，思想认识又常常落后于客观现实。先驱者作用，就是在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在胚胎中就能认识它，并推动人们去认识它、实现它。马克思、列宁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认识的居先和落后两个侧面。有时思想就是认识了，但事物在不断发展，一时认识了，一时又不认识，这个问题认识了，那个问题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苏联的经验也丰富，只是后来它没有总结。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
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辩证法深刻和透彻的理解。既尊重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又实事求是地处理主客观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贯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充分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对恩格斯晚年阐述的社会意识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做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当然，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思想意识革命性的先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之上。周恩来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就说过：“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1952年，周恩来又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长河中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各因素交互作用的关注，被周恩来深刻地领会到了。
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周恩来阐述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变革的问题后，又单独提出了如何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引导大家这样去认识：
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是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的学说，并把它用之于各方面。
毛泽东思想在形成方式上的特点——
马克思几乎一生、列宁一半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而毛泽东则一直是处在革命的风暴中，没有多少时间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只能在很忙的情况下进行写作，主席的学说，是在革命的风暴中生长的。
如何学习和整理毛泽东思想——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要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周恩来的发言中，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矛盾、模糊、费解之处，但毕竟是经过一番思考后的认识结晶。这些看似枯燥的阐述，却反映出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后的一些思想状况。
最后一次发言，周恩来重申了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周恩来的态度毫不含糊：“必须批判地学习。”他明确地说：“中苏两国情况不同，经验不能照抄。斯大林有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但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他一语惊人：“‘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
3月2日，周恩来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最后一次系统的发言。
虽说是最后一次发言，但他重申了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在读书会上或会下，对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周恩来都反复地做过强调。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
采取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在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中，同样如此。正像毛泽东在1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的：“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讲的是学术领域求真求实的方法，而非政治上的含义。“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它是与不加分析、盲目接受的教条主义做法截然相反的。
采取批判的态度和方法，使中共中央的几大学习小组充满了学术研究的味道。
批判的态度，符合周恩来历来坚持的学习态度和思考风格。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是以“审慎求真”的批判性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与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革命时期就饱尝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进入建设新中国的初期，由于或多或少地存在主观上的“左”倾思想和客观上的苏联模式及苏共“老子党”做法，教条主义的东西始终时隐时现地干扰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清理教条主义的客观要求。因此，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重新思考建设问题，这是读书小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在2月23日发言时，周恩来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过：“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2月25日发言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周恩来又引发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我们中央负责同志都到北大、清华去作报告，就是没有去人大，吴（玉章）老说过好几次。我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和教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他对中国人民大学仍在沿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教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所担心的，正是人民大学不加分析、缺乏批判地使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样会误导一部分教员和学生。当然，他并不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才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天的发言中，他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科书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
到了3月2日下午的结束会上，周恩来除了做总结外，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20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20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
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就马上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
这一总结性的发言，既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也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对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如此，对待一切学习和理论思考亦然。
讲完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周恩来开始提出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既然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必须批判地学习，那么对苏联的经验更不能照抄照搬。周恩来从斯大林片面性的角度说：
中苏两国情况不同，经验不能照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弄得农业长期不能发展。斯大林第二个问题是肃清党内派别问题，分了很多阶段，才战胜了反对派，统一了党的组织。但他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于是肃反扩大化了。斯大林第三个问题，是领导卫国战争胜利的问题，斯大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御的一面，但是敌人深入了，他还是坚决抵抗。斯大林三大成绩之下，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国胜利以后没有将革命继续下去；党内斗争极端化了；战争胜利后骄傲了，发展了大国主义。
之后，周恩来又将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做了比较：
前两个时代比较起来，列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成绩不可忽视，但有很大的片面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另一个方面去了。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赫鲁晓夫时期，原则上说，他做了些好事，但也做了些错事。
接着，周恩来又由如何理解、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发，引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
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表明了三点意思：
（一）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
（二）毛泽东思想是有“根”的——
这个根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理论基础还是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
（三）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
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尽管中国人民群众是会拥护的，但会使兄弟党发生误会，感到中国党骄傲了，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还在世的时候，最好不提；列宁死以前也不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死后斯大林提的。不要先把名字叫出去。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
此语惊人！有人要提出“毛泽东主义”，周恩来态度明确：“最好不提。”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发展史的惯例，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图；把毛泽东思想说过头了反倒会损害这一思想，也会使兄弟党产生误会。
他告诫大家：“这不仅仅是个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
周恩来的这一意见，无疑是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以后的宣传中，“毛泽东主义”的确未曾正式提出来。
就在当月24日，周恩来到天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他赞同邓小平对报刊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邓小平：“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这就不正确了。”
邓小平：“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
周恩来：“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
天津会议的提法，显然是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学习思考的一种延续。
应该说，周恩来的许多想法，是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的。他所组织的学习小组，曾邀请《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到组内做辅导。胡绳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并整理了毛泽东在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边谈边议的谈话记录。这一以笔记形式整理的谈话记录，胡绳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内做了宣读，后来又留在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做过仔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
周恩来读书小组，成立于1960年2月中旬，当时离庐山会议闭幕只不过半年时间，人们对庐山会议后期的阴影还心有余悸，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自然避而不谈。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2月25日读书小组会议上的一番话中，直截了当地讲：“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他告诫说：“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发表这样一番讲话，在当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周恩来的这番理论勇气，自然得益于深入研读马列著作和从化读书生活的静心思考。
3月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次日，他把胡绳留下的两本笔记送给毛泽东看，并附言：“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周恩来的发言记录，在4月份他出国访问时，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也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起了一定的借鉴甚至指导作用。
读书的作用，在于反思，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几十年前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这次读书活动，起到了这一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带头组织读书小组，促进了党的领导者深层次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很好的理论储备。
然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思，仅靠读一两本书或者一两次读书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的复杂与曲折，并没有因几次静心读书而改变它的扑朔迷离。周恩来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建设，前面的路，依然是极为艰难的。
就在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周恩来正式嘱咐经济学家、国家工商局局长许涤新：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明白，周总理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只知道社会主义，还要了解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