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常时期东北行

196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为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挽回由于“天灾”和“人祸”所带来的重大损失，自年初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等为主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开始全面地推向中国广袤的大地。

这年夏天，百忙中的周恩来去了一趟东北。他带去了一个由八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其中有国务院各有关部的部长、副部长，还有一些重要部门的司局长。邓颖超也跟着去了，这是她与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有的一路同行中的一次。全国各地太困难了，他们都想亲自到基层去看看。

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一次特别的出行……

当1962年这个非常时期来临的时期，周恩来不得已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办法：“‘精兵’必先‘简政’”，“‘拆庙’，同时‘搬菩萨’。”为贯彻中央有关调整的重大决策，他自告奋勇北上，前往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进入1962年，在中共中央的许多正式文件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词句：“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极关紧要的一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进入1962年，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人们仍普遍感觉到：“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当初掀起“大跃进”高潮的时期，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不仅没有迎来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甚至“小跃进”也没有出现。出现的，却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调，原有平衡的严重打乱，各行各业的全面性灾难！

现实，给党内党外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在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务实的领导人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在于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下大力气调整国民经济，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为切实搞好财经工作，扭转财经状况，中共中央于西楼会议后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由一些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组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薄一波、谭震林、罗瑞卿，还有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人。

这期间，周恩来与李先念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国家计委党组也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汇报提纲》。在这两份文件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这份指示，以不容乐观的语言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形势和调整工作的现状。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指示再次提醒全党：

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

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由周恩来亲自审改，这里面有几句颇能表达他心境的话：

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周恩来还给方方面面的人这样打气：“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由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提出的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5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一个大幅度调整中国国民经济的工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

从1月份全党召开七千人大会到5月份中央财经小组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总算是措施有了；但要真正落实，并非易事。特殊时期，如果没有点特殊行动，看来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为此，上述指示发出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一些成员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工作。

周恩来自告奋勇北上，去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根据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其他人员，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

分赴各地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们十分清楚，他们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中央关于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一定要贯彻下去！

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从小学习、生活过的沈阳。这次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却是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坚定地告诉东北的干部：“困难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5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登上了北去的火车。车上随行的有邓颖超和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

行前，周恩来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一个由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八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先期前往沈阳，进行调查研究。

这次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沈阳。

在全国众多的省会城市中，沈阳恐怕是周恩来最熟悉的城市之一。当1910年周恩来离开江苏淮安的老家到沈阳投奔伯父时，他的一生便由此改变了。他后来对这次离家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从1910年到1913年，周恩来在当时还叫奉天府的沈阳度过了三年的少年时光。在这里，他以一个南方少年的瘦弱身躯，经过艰苦的磨炼，终于适应了北方的生活，并习惯了吃高粱米。对少年时期在东北的生活，他曾多次提及。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风趣地说过：

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三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要感谢你们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饭，给我很大的锻炼。

有一次，他还对亲属说过：

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三年的沈阳生活，使周恩来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留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千古绝句。当年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他还发出过“吾党何日醒”的疾呼。

沈阳，可以算是周恩来的第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回过辽宁。而1962年的这一次，却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来的。无论是随同前往的人，还是接到通知的辽宁省方面的人都知道，这次周恩来总理是为坚决地贯彻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而来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决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并找到东北摆脱困境的出路。

5月29日中午，火车缓缓驶入沈阳站。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于下午召集先期到沈阳的顾卓新等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到沈阳后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的数日，周恩来多次听取随同前来东北的中央各部部长汇报情况，有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东北军工生产的情况，还有东北局及东北三省负责人汇报精减职工、工业调整、粮食生产、市场供应、农业恢复、煤炭生产、木材生产等情况。这些汇报，为周恩来全面了解东北经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研讨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恩来提醒大家，东北的情况是与全国联系在一起的，东北的问题也反映了全国的面貌。在听取汇报时他多次强调：东北要摆脱困境，必须进行调整；而东北的调整，必须对照全国的情况进行；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刚到东北，周恩来就发现东北存在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中所批评的问题——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在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及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行动比较迟缓。周恩来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经过他耐心说服，有关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并立即行动起来，落实调整方案，全面贯彻中央的决策。

认清形势，是搞好调整的前提，为此周恩来多次与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以及东北局和东北三省领导人谈当前形势，从大局着眼看问题。在大家理解全国的大局后，他便与他们进一步地研究企业的关、停、并、转，研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研究城市人口的精减和机构的精简，研究农业的恢复……他一再告诫：东北的同志们要充分认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灾区。到辽宁后，周恩来还用当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鼓励辽宁的同志战胜灾荒、克服困难。他乐观地说：“现在，难道比长征、抗日的时候还困难吗？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依靠广大群众，一切都好办。”

他还以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辩证观点对辽宁的干部说：“困难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这是想提醒干部们：在我们承受了如此严重的困难后，我们对困难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措施，应该对克服困难有足够的信心。

在沈阳期间，因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来访，周恩来于6月4日在沈阳接见了宾努亲王，随后又抽出时间陪同宾努亲王去了一趟大连。在飞往大连的专机上，他感叹地对宾努亲王说：“在国家建设问题上，有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后，具体的建设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地摸索。各国情况不同，不仅取得民族独立的方法不同，而且建设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设比革命的时间要更长些。”利用在大连的时间，周恩来又与旅大市（1981年2月9日改称大连市）的党政负责人谈了如何节约粮食的问题。当天，对外宾做过安排后，他急匆匆地赶回了沈阳。

自到辽宁以来，周恩来亲身体会到，东北的困难是极为突出的，一些方面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还严重。仅粮食的紧张，就是燃眉之急。尽管全国的粮食依然非常紧张，这方面的情况及中央的措施周恩来也向东北局的同志详细地介绍过，但是，鉴于辽宁当前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以及东北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对全中国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恩来还是与中央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决定增拨粮食5000万斤给辽宁人民渡过难关。他还明确地告诉东北局的同志说：“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基地，成绩很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大困难，必须全国支援。”

然而，要想解决东北的困难，周恩来考虑的远远比“救济”要深远得多，他到东北的目的之一，是要鼓励东三省的人民“自救”。

为激发东北的干部和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周恩来想起了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贤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他沉思：在困难时期，祖国建设之大任，不正需要人们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艰苦奋斗精神担当起来吗？

这段话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下》，读《孟子》，周恩来始于1903年5岁之时，那时虽不能全读懂，但却对他后来思维习惯和个性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快60年了，为鼓励全国人民建设的斗志，周恩来在来东北之前再次仔细地研读了《孟子》，尤其是其中的《告子》篇。他对一些段落做了详细的摘录，并记下了读书心得。为挖掘《告子》篇的现实意义，周恩来做了许多新的解释。

6月8日，借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之机，周恩来来到了会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会议讲话的开场白中，长篇引用并逐句解释了孟子的一段话。他说：

孟子讲这段话，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今天引用，是引古鉴今。他总结了经验，今天谈一谈，还感到亲切。

周恩来开始一字一句地读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长文读罢，周恩来接着逐句往下解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是拿自然规律来解释的。拿社会规律解释也是一样：胜利了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世界上，在今天的时代，应当担当大任。则“必先苦其心志”，就是要一个人经受各种锻炼，思想、意志必须得到锻炼。中国共产党28年，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做事不遂心，到处碰壁，难得很，有对立面，总有那么一些不一致的意见。……总之，就是工作累，肚子不饱。常常别扭，按孟夫子说，这就叫作锻炼。饱食终日，就一定无所用心。吃得好，不劳动，享受得好，做事很顺利，就不能受到锻炼。……因此，他的结论是“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要动脑筋，想问题，千方百计想办法。经过这些锻炼，把我们锻炼得有涵养了，不那么急躁了，也能够忍受了，既克服了困难，也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说到这，周恩来惊叹道：“孟夫子的这些解释，相当合乎逻辑。”他接着又往下阐释了“人恒过”以至“而后喻”几句。

再向下引申，周恩来继续说：

孟子不仅说了个人方面的，也说到了国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人总要讲不同意见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切都顺利得很，国家就要衰亡。国内不讲法制，不讲纪律，没有人管束，没有对立面不行，一人挂帅，一呼百应这个局面也不行。……如果一个国家，国内不讲法制，国外无敌国外患，这不是很顺利吗？孟子的结论，这样的国家就会灭亡。因为他不能发愤图强，不能卧薪尝胆。……如果一个国家，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不感到困难，好逸恶劳，一定亡国。孟夫子说得很重。他是个论辩家，说得很有逻辑。因而他的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因为有患，人就可以经受锻炼，少犯或不犯错误，就可以动员起来鼓励大家去干。可以卧薪尝胆，就不会亡国，人民就可以担当大任。如果能在有患中成长起来，那就是“生”。如苟安图乐，就得“灭亡”，则“死于安乐也”。如果一个人苟安图乐，很早就会衰老。这是泛论，不是指一人、一事。总之，锻炼能生存，不锻炼就要衰老。……

这篇精彩的、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古文新解，出自困难时期的人民共和国总理之口，不要说是在座的东北局干部，就是同去的国务院各部部长，都很少有幸完整地聆听。原先，对孟子的这段话，他们或曾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过，或曾在旧式私塾的教鞭下听教书先生吟咏过。那大都是字面意义或旧式解说。就是读过宋代大学者朱熹的《四书集注》这部最有名的诠释、解注之作的人，也只能从中看到简单的字面之义。像周恩来总理这样极富现实意义的系统阐发，东北局的干部们所听是第一回。

东北局的干部们被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在敌国外患、国内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心是让大家不要好逸恶劳，不要苟安图乐，而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卧薪尝胆，带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周恩来还告诫大家：

孟夫子不愧为圣人。历史给我们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接受丰富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可以借古鉴今。我很有所得，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讲，希望大家也看看。……

在对孟子的话做出解释后，周恩来恳切地告诉东北地区的军工干部和地方领导人：

当前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没有过去。

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

……

经过多次听取汇报，周恩来对东北三省的基本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他决定下到基层去调查。

下基层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东北的特大型企业——鞍山钢铁公司。

6月12日，周恩来赴鞍山。作为总理，为避免下基层形成前呼后拥的局面，临行时他嘱咐有关人员：“要轻车简从，尽量减少车辆和随行人员。”

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来过鞍山，那年他来到这里时，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这样一个设想：准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比日伪时期最高年产量翻一番。周恩来当时大加称赞：“你们干得好！就是要跳出日本人的圈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加新钢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还叮嘱厂领导：“要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时隔六年，周恩来又到鞍钢。可这次来，面临的却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鞍钢也受到影响。周恩来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达鞍钢后，周恩来便得知接待人员已经安排他住新建的宾馆，他断然拒绝：“你们这个楼盖得这样好，可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他执意要他们换一个普通房间。当他在鞍钢冷轧厂看到建设中的1.2米轧机由于苏联不履行合同，再加上中方经济困难，正停工待料时，便感叹地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啊！”为此他鼓励大家：一定要自力更生，打破封锁（根据这一指导方针，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鞍钢于1964年独立自主地把1.2米大轧机建成投产）。

中午吃饭时，服务员为周恩来等人做了四菜一汤，周恩来走进餐厅后，亲自端下去两个菜，并特意交代说：“留着下顿热热吃。”吃完午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周恩来走访了住地的厨房、传达室、服务员休息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店等处，向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一天的参观结束后，周恩来利用晚上的时间与鞍钢负责人谈话，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谈完话已经比较晚了，他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沈阳。

6月13日，沈阳的天空下起了雨。工作人员提出是不是取消原先的参观计划。周恩来仍坚持要出门。上午，他冒雨来到沈阳拖拉机厂。在这个厂，他仔细地询问了拖拉机的质量、农民是否欢迎及农具配备情况等。问完后，他要求厂技术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并说：“要核实好，一台拖拉机需要多少钢铁，尤其是铜。”就要离开拖拉机厂时，他再次坚持与工厂职工一起在雨中步行，直到走出厂门，才上车与工人们告别。下午，他继续冒雨参观了沈阳的松陵机械厂（飞机厂）。在厂里，他向工人王传康询问了工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从工人师傅们口中了解实情。当有的工人不忍心让64岁的周恩来在雨中行走，主动过来为他撑伞时，他多次拒绝。

经过两天的参观，周恩来对辽宁的城市和工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6月14日，他先后约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和东北局、东北三省负责人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对东北如何搞好工业调整、减少城镇人口、节约粮食、发展林业、搞好市场和清仓核资等提出了更详细的意见。

在当年学习、生活过的辽宁铁岭，周恩来有意向小孩子暴露自己的身份：“你认识我不？”“认识，你是周恩来！”老百姓感觉，有总理在身边，困难只是暂时的。到达吉林长春后，周恩来专挑了几个龙头企业：一汽、长拖、长影……

6月15日，周恩来赴铁岭县，开始进行农村问题的调查。

铁岭，是周恩来少年时期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到沈阳（即当时的奉天府）投奔伯父时，由于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他便随三堂伯周贻谦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多书。那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也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刚刚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周恩来刚到东北那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拯救中国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初到东北的周恩来，油然升起了满腔的爱国激情……铁岭，应该说是周恩来最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之一。

52年后，周恩来再次来到铁岭。这次虽然与52年前大不一样，中国的地位和国家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人民已经翻身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了，周恩来也已是国家的总理，但是，再到铁岭的周恩来，脑海中依然带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而铁岭人民给他留下的，依然是一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志气。

到达铁岭的当天，周恩来便来到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召集社员开座谈会。在他的鼓励下，社员们在座谈会上谈了当前农村的实际困难。大到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小到生产用的铁锨、农田鞋短缺等，社员们都坦诚相告。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仔细地询问社员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后表示：“我一定把大家的心意转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他深入到社员家中访问，仔细地问了社员家里有多少人口，还数了数被格上有几床被子，看看铺盖够不够。看到铁岭人民，周恩来感觉格外亲切。当他从一户社员家出来的时候，见门口正围着一帮小孩，便俯下身去，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开玩笑说：“你认识我不？”小男孩瞪着天真的大眼睛说：“认识，你是周恩来！”周恩来抚摸着小朋友的头顶，爽朗地大笑起来，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两人的对话，引来周围的人一阵欢笑，铁岭人顿时也有了一种亲人回老家的感觉。他们知道，有总理过问，有总理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定能够克服！

在铁岭，周恩来还走到田间，和社员一边拔草一边交谈。他鼓励大家：“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有困难，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横垄的时候，周恩来大声地提醒随行人员：“要走垄沟啊，别踩伤了小苗！”

铁岭人民多么希望周恩来在这里多留一些时间，可他还得赶回沈阳，因为当天下午还要到沈阳火车站去迎接途经这里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下午，周恩来与邓颖超抽空一起登上了铁岭的龙首山，这里是周恩来当年在铁岭读书时经常去的地方。在龙首山上，他回忆了少年时期在铁岭的读书生活……

离开铁岭前，周恩来与铁岭县委负责人谈了话，就如何带领铁岭人民克服困难并改变铁岭面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赶回沈阳后，他设宴款待了朝鲜客人们，并进行了交谈。当晚，周恩来结束了在辽宁的活动，离开沈阳赴长春。

这次赴吉林省，是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第一次到吉林省是在1950年2月28日，当时他陪同首次成功访问苏联的毛泽东主席归国，路过长春。他们在长春停留期间，听取了长春市党政领导汇报长春解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情况。那时候的长春人民，正在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当天在长春视察时，市区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年初，当我国决定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时，针对当时人们在厂址选择上的争论，周恩来当即指示：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设在长春附近。这一重大决定，对长春市、吉林省乃至全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53年3月，由周恩来呈送毛泽东批准，将我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命名为解放牌。中国的汽车工业进入了扬眉吐气的岁月。1958年5月，当一汽人又把东风牌轿车送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周恩来再次指示：“在汽车制造上我们要独立自主搞设计，自力更生搞建设，不要依赖外国。”

时隔多年，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再次来到长春。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吉林省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困难，再加上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的合同、撤退专家后带来的不利影响，给吉林省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到达长春后，周恩来首先参观的，就是我国的大型企业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拖拉机厂。

6月16日，周恩来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一进厂，他直奔车间，先后走了铸造、发动机、车身、总装四个分厂，到发动机分厂时，陪同的省、市领导怕周恩来累着，安排他在这里稍事休息，周恩来为了赶时间，婉言谢绝了。他边看边走，边与工人们交谈，与满手沾着油污的工人握手，从工人的生产情况到生活、学习、思想等情况他都问到了。他鼓励工厂的干部职工：“我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是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在视察总装配线时，陪同的人请周恩来坐坐中国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他欣然同意。他亲手开门上车，正在驾驶室的司机杨春余见周总理要上车，赶紧摘下帽子去擦坐垫上的灰尘，周恩来连忙制止并亲切地对杨春余说：“请戴上帽子开车。”第一次见到总理的杨春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没想到周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周恩来坐上杨师傅的车，在厂区行驶起来。行车中，周恩来勉励杨春余说：“你们厂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个汽车厂，你们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汽车工人。汽车厂不光要出车，还要出人才，今后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出车，出好车，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车停下来后，周恩来伸出双手，紧握住杨师傅的手表示感谢。随后，周恩来打开车门，站在脚踏板上，双手叉腰，以自豪的语气对在场的人说：“我坐上了我们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了！”

在一汽，他还鼓励干部职工：“对符合科学的管理制度要承认、尊重，对外国设计的生产线要加以改造。”听了厂里汇报汽车生产任务后，他说：“工厂除了生产汽车外，同时还要有两个任务，一个叫支援农业，一个叫支援国防。此外，还要担负援外任务。”

在东北，面临停产下马的企业很多，按国家要求，不符合条件、盲目建设的那些企业，该停就停，该关就关，该合并就合并，该转产就转产，该下马的就得下马，否则只能走进死胡同。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措施上，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在关、停、并、转后不给予工人们出路。周恩来在视察中向当地的负责人详细地交代了中央的政策。

6月16日这天，周恩来还来到长春拖拉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厂的一些项目正面临停建下马的困境，工人们深切地担心着工厂的命运。周恩来听取厂领导的汇报后，又到车间视察，鉴于长春拖拉机制造厂的特殊性，周恩来当场嘱咐随同前来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工厂的领导说：“一定要及时帮助拖拉机厂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他又勉励工人：虽然有的项目不得不下马了，但我们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多生产拖拉机，生产好拖拉机，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贡献。

6月17日，周恩来来到了我国电影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他看了录音车间、洗印车间，还看了正在录音的故事影片。当他发现音乐声音太大，压过了人物的对话时，对创作人员说：“电影音乐不能喧宾夺主，要突出人物形象和语言。”在座谈中，周恩来强调：影片要突出主题。还说：“你们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听了周恩来所谈的一些意见，电影工作者感叹：虽然周恩来不是搞电影的，但谈出来的意见却处处都体现了行家的风格！

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出来，周恩来还参观了合成纤维厂。

在长春，周恩来待了两天，听取吉林省负责人汇报工作，并详细研究了如何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等问题。经过对大型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和剖析，周恩来对如何克服困难，心中有了一些底。

在黑龙江，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深夜，他赶往大庆油田，到那儿后便称：“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当他再度进入吉林时，直奔少数民族聚居的延边州。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离开长春，前往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

当周恩来来到黑龙江的时候，黑龙江的经济也与全国一样面临严重的困难。这里有许多大型企业当初是苏联援建的，自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停止供应设备后，给黑龙江的重点建设工程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这几年的天灾人祸，对黑龙江的经济困难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是东北面临的普遍问题，周恩来深知这一情况。

在抵达哈尔滨后的两天里，周恩来连续参观这里的炮弹厂、轻合金加工厂、飞机修理厂和哈尔滨发电厂等重点企业。他以坚定的语气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们说：“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现在苏联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6月18日，周恩来来到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因为农业机械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他对农业机械化问题也特别关心。他得知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设计了垄作七铧犁，很感兴趣。到研究所后，他首先观看了“犁后喘”的表演。表演开始时，七名工人扶着犁杖，紧张地跟在开动的拖拉机后面打垄。此时烈日当头，土壤干燥，在拖拉机和犁铧的后面，扬起了许多的尘土，扶犁的人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周恩来跟出了80多米后，让拖拉机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干，贫下中农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犁后喘’的问题。”紧接着，他又观看了垄作七铧犁表演。他再次跟在拖拉机后面仔细观察。当看到垄作七铧犁代替了“犁后喘”，大大减轻了贫下中农的劳动强度，并且质量好、效率高时，他非常高兴地称赞说：“这个好，应当多生产，解决‘犁后喘’。”

6月19日，周恩来召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讲了自己在参观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黑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听后非常紧张，出了身冷汗。他们这才体会到，总理这次来东北，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看来在一些问题上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周恩来的讲话，毫不护短，在讲到精简工作和艰苦奋斗等问题时说：

今年下半年抓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项工作，是克服困难的一条基本出路。下去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检讨上级机关的错误，对“不自觉地造成一个特殊阶层”的错误，要自己克服，不要给后代留尾巴了。

讲到农业机械问题，周恩来断然说：

不能跟着苏联搞大型的农业机械，而要大、中、小结合，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

针对黑龙江省在困难时期却花费2000万元修建了北方大厦一事，周恩来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不客气地说：

这几年我们占老百姓地，拆老百姓房，应引为教训。

6月19日晚，周恩来离开哈尔滨，赴齐齐哈尔市市郊的富拉尔基。这里以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闻名，来黑龙江，不看这里似乎是不全面的。到富拉尔基后，他便视察了这里的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

在富拉尔基期间，周恩来以肺腑之言谆谆告诫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参观完富拉尔基，周恩来当天又赶赴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他白天参观，晚上听取汇报。

在这里，他见到了专程从大庆油田赶来的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俩是来接周恩来一行去大庆的。当晚，他们一同赶往大庆。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听取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有关情况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的人见时间太晚，劝周恩来休息，他却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这一夜，他又是几乎没有休息。到达大庆时，已是6月21日上午。

这是他第一次到大庆视察。这片地方原叫萨尔图，自从探明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发大庆油田”的英明决策。作为总理和决策者之一，周恩来是积极支持开发大庆，大力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的。当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时候，这里正是处在艰苦创业、进行石油会战的时期，大庆的全体干部群众为了抛掉“贫油国”的帽子，住牛棚、干打垒，以五两粮加野菜保一日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为把大庆建设成为中国的石油化工基地而流血流汗。

10点30分，当列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时，周恩来看到，一面是千里油田、碧空如洗、芳草萋萋的景象，另一面是石油部组织的大庆会战大军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场面。周恩来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负责人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他动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心，有共和国总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表示：不辛苦，辛苦也是值得的。他们请周恩来先休息一下再到下面去视察，周恩来赶紧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接见了石油部在大庆参加会战的工程技术干部和专家教授后，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看到石油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周恩来深受感染，他不由得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周恩来抢先一步，主动上前紧握住钻井工人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工人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点点头，谈到有趣处还发出爽朗的笑声。当他听说我国自行生产的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大家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

在钻井队，他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便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这位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边握边谈，久久没有松开。快要离开井队时，周恩来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愉快地答应了。他把工人们叫了过来，伸出两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让摄影师拍下了难忘的镜头。

离开钻井队，周恩来又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在这个注水站的墙上，他看到了贴在那里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便仔细地端详起来，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他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时，嘱咐道：“要把时间标上。”一旁的邓颖超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对整个大庆而言，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岗位，但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总理，时间不短了。”周恩来却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接着他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想实际了解一下大家在大庆的生活怎么样。走进食堂，他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他深知大庆职工们生活的艰辛，便体贴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辛苦啊！”当炊事员说“不辛苦”时，周恩来喉咙哽了会儿，为有这样的职工而感动。随后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大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我们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对总理的理解和鼓励，在场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食堂出来，周恩来一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陪同的人一看，那里哪是总理去的地方啊，赶紧劝周恩来不要下去。周恩来却一个劲地向前走。一位住里面的家属又激动又担心，她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恩来坚持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他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相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在这次视察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按科学态度办事，注意充分搜集和掌握各种相关资料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等做法也很赞赏。他热情地对有关负责人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一概括，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周总理来到咱大庆啦！”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当晚周恩来就要离开大庆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在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上了火车，见大家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他又再次走下火车，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并说：“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大庆石油工人记住了周总理的这句话。后来周恩来的确没让他们失望，在60年代，共和国总理的身影又多次出现在大庆油田。

火车离开大庆，在夜色中逐渐驶离黑龙江省，再次向吉林省的东部开去。车窗外一片漆黑，路还很远。而车厢里，周恩来仍在约同行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农垦部部长王震和农业机械部的一位副部长等人谈话，研究东北的农业恢复问题。

6月22日，火车终于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火车站停了下来。下火车后，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径直来到延边农机厂参观。在农机厂，当他听说生产一副五铧犁需要一吨半钢材时，他鼓励说：“能不能改革？要大胆设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支援农业。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周恩来告诉大家，在国家钢材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厂的生产要多在技术革新上下功夫。随后，他又来到延边大学和延边医学院参观。在延边大学，他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学习进展等情况。他摸摸学生的被子，看看他们睡的床是否舒服。为保证学生们的视力，他还检查了灯泡的亮度够不够。征得学生同意，他又翻阅了学生记的笔记。在延边医学院，他详细地察看实验设备，还到教室亲自听教师授课……

在延边视察了一天后，第二天周恩来约延边州和延吉市的负责人谈工作，谈得更多的，是如何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如何使延边的农业走出困境等问题。

延边是个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但如果不注意环境保护，不久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给子孙留下后患；像经济建设一样，如果不注意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单纯追求高速度，就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因此在召集中国共产党延边州委常委会议时，周恩来明确地指出：“军队修工事、修营房、修公路、开荒、打靶五件事，都要保护好森林。城镇人口太多，要让职工家属搞农业，这是一条出路。”

6月23日，周恩来前去延边农学院视察。在路上，他看到有山上还没有绿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千万要保护好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察，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他还叮嘱有关人员：“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的问题。”“要挖沟栽树，治山治水。”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延边要修好安图水库和亚东水库。治山治水要有个规划，在山坡地开荒，要保留一部分沟渠，防止水土流失。”

在延边农学院，他走进实验田和果树苗圃，当看见学生正在劳动时，赞扬说：“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好，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解决实际问题，用得上。”在听了关于建校的汇报后，他说：“你们要继续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更多地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苹果树苗和梨树苗，栽遍沟坡山岭。”还交代说：“校办农场要搞好，要起到示范作用。”

鉴于“大跃进”以来过分工业化，使得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在延边，周恩来一再叮嘱自治州的领导同志：要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定要抓好农业，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注意研究工农业关系。

这天，周恩来还冒雨来到延吉市长白公社新丰大队，走进朝鲜族社员金再洙家。按朝鲜族的习惯，他一进屋就脱鞋上炕，盘腿要坐下。主人拿出花坐垫请总理坐，周恩来摆摆手表示不用，翻译告诉他这是朝鲜族招待尊贵客人时的风俗习惯，客人不坐，会使主人扫兴的。周恩来这才笑着：“尊重，尊重。”周恩来接过花坐垫坐下，与大家攀谈起来。他关心地问：“你们经常学习吗？是用汉文学习，还是用朝鲜族文学习？”大家回答说：“用朝鲜族文学习。”周恩来又问，队里有多少土地、人口？水稻产量有多高？黄牛饲养得怎样？养不养猪？粮食够不够吃、柴够不够烧？……一连串的问题，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在周恩来心目中，这些都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事。为了了解困难时期基层群众的实情，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他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个环节都问到了……

直到晚上，周恩来一行才乘火车离开延吉，前往吉林市。当火车到达吉林市时，正是深夜。市委负责人请周恩来等人到宾馆休息，但周恩来为了不打扰吉林市的干部和群众，决定天亮后再下车，他说：“夜深了，不要惊动同志们了！”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后半夜，第二天清晨，又在火车上吃过早饭，就直接去丰满发电厂视察了。在视察途中，周恩来看到地里的庄稼有些打蔫，担心地说：“这里旱情不轻啊！”他嘱咐同去的地方领导人要发动群众搞好抗旱。晚上，在吉林市宾馆举行晚会时，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听到雨声，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伸手去试了试雨下得有多大，然后兴奋地对市、县的负责人说：“这雨能解除旱情吧？”随后又交代：“下了雨也别放松抗旱，这样你们的庄稼就有希望了。”

6月24日下午，周恩来还参观了吉林化肥厂。在厂里，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努力发展化肥生产，为战胜暂时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他来到压缩车间，详细询问合成氨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状况。当听说有一台压缩机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时，周恩来非常感兴趣，立即问道：“是哪一台？”随后他走到国产的9号压缩机旁，仔细观看，并同操作工人亲切地握手交谈。他还关心地问：“农民喜欢用硫铵还是硝铵？硫酸是不是对土地没有好处？除硫铵、硝铵以外，还能不能生产其他高效氮肥？”他几次强调：“不要让二氧化碳白白放空。”当听到工人们提出用氨和二氧化碳做尿素的合理化建议时，周恩来热情地赞扬说：“造尿素这个意见很好啊！”他还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一起探讨了如何扩建、搞综合利用、生产高效氮肥尿素的规划。他询问：“还需要多少投资？”“还需要多少煤？”“还需要什么设备？”最后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记下，以便回去帮助解决。在车间，周恩来又与许多工人交谈，并详细地询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哪年入厂的？”“几级工？”“一个月工资多少？”“吃饭花多少钱？”“生活费用够不够？”“操作条件怎么样？”“累不累？”……当他来到合成车间闻到空气中有氨的气味时，立即问厂里的负责人：“空气中氨的允许浓度是多少？”“应该多送进些新鲜空气来。”他还亲自到通风口前用手试了一下风量。随同视察的人们很惊异：堂堂一个国家总理，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专业知识！

在两次进出吉林的日子里，周恩来白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农村，视察参观，听取汇报，和群众交谈，接待各方面的人，了解下情；晚间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常常是翌日两三点钟才休息。在东北的每一天，他几乎都是这样工作的。

6月25日，就要结束此次东北之行了，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乘飞机抵达沈阳。

在东北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再三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建议：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自5月28日从北京出发，周恩来在东北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工作。这次在特殊的形势下来东北，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农业的恢复至少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工业的恢复亦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以身作则，他在东北期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刚到达辽宁时，为了便于在基层工作且不增加当地的麻烦，周恩来自带了一套行李：有一床战争年代就开始用的毯子，一床薄薄的旧军被，枕巾已磨得断丝透亮；一条用旧毛巾重新对折起来的擦脸巾。他的衣服更是特别，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外衣，底边是放过的；一件麻边了的白衬衣，领子上还缀着补丁；一条膝盖上补着补丁却干干净净的旧衬裤；最好的，要数那一件接待外宾穿的“礼服”，但就是这件“礼服”，上衣的后部也有一处是刮破且用线织补上的。难怪有人建议：“总理，你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却笑着回答：“这就蛮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到沈阳刚刚住下，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交代：“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我们这次到东北，有几样东西不能吃，包括鸡、鱼、肉、蛋、木耳、海米等，肉制品也不行。每顿饭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五角钱，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希望你们配合。”这样，在东北期间，周恩来都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定饮食。当工作人员试图想办法给他改善一下时，他再三表示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在辽宁的18天里，周恩来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有一次接待外宾后，随行人员给周恩来沏了公家的茶，周恩来发现后立即付了款，但服务员坚持不收。周恩来解释说：“现在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带头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最后他还是用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茶叶补上了。

这种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在沈阳期间，他有一次抽空回到自己少年时期就读过的东关模范学校（已改为沈阳市第六中学）参观，可他却硬要坚持自费坐车去。

在长春和哈尔滨，周恩来也同样如此。长春的服务人员曾在早餐时给周恩来炸了几根油条，当周恩来在餐桌上看到油条的时候，用责备的口气说：“做这东西多费油啊。”接着他询问了这里每人每月供应几两油，计算了炸一次油条要用多少油，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搞特殊，我们国家还很穷，要精打细算，学会过日子，将来形势好了，仍然要勤俭节约，有了油也不能一顿吃完。”他还说：“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来克服现在的暂时困难。”他点名要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有人担心不好消化，周恩来却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在哈尔滨，服务人员在周恩来住的房间里准备了沙发床，铺上了新的毛毯，放上了新的缎被，目的是想让总理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能够休息得好一点。可周恩来都没有使用这些东西，而是每天睡在硬板床上，用的仍是自带的旧行李……

6月26日，经过29天的奔波，周恩来终于返抵北京。

东北之行，周恩来感触极深。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他心中更有数了。

通过这次东北之行，周恩来对如何深入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何克服主观主义、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东北期间，周恩来曾就调查工作指出：下去不仅要调查，还要解决问题，摸出解决问题的经验。回京以后，他除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东北工农业等各方面的情况和调整工作进展外，还向中央提出：为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人口情况，建议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分赴各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很快决定从上述部门抽调了100多人，成立45个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7月12日，在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即将出发之前，周恩来给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专门作了一次动员报告。

在报告会上，周恩来明确交代：

中央调查组的任务，第一是深入调查，第二是反映情况，第三是提出意见。

根据自己下基层的亲身体会，他提出要求：

深入到基层去的时间要长一点，起码三个月或者更长；也不要搞特殊化，生活要艰苦一点，处理事情要更慎重一点。要抱着学习的态度，然后调查研究，然后反映情况，然后逐步提出意见。生活上不能随波逐流，但也不能与当地格格不入。就得采取辩证的态度，原则性、灵活性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为了让调查组在调研过程中加以注意，他还向大家点明了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十个问题：（一）农业问题，这是当前的一个中心问题；（二）国家如何支援农业；（三）粮食问题；（四）财政金融问题；（五）市场问题；（六）精简问题；（七）调整问题；（八）清仓核资问题；（九）体制问题；（十）干部作风问题。

东北，又一次在周恩来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从东北回京后，尽管由于毛泽东对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有不同看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内不久就迎来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认识转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求实的领导人在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方面，却越来越清醒了。正如周恩来这年年底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所说的：

过去我们总说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但还要看到我们对棉花生产领导中的三个缺点：一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二是“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抓重点”；三是“没有运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领导方法”。

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领导工作，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做出正确的结论。领导干部必须实事求是。

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从棉花工作引申到其他一切工作，无论在思想方法还是在工作方法上，周恩来都更加注意提醒人们：领导干部必须实事求是，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