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就在中国西部地区升起第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的这天——1964年10月16日，一件巧合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了——

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之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国际国内焦点关注：苏联领导人更迭，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态度？周恩来坦言：“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在苏联方面并不准备举行大庆典的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此种考虑，自有意图：摸摸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中共中央还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个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致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联领导人更迭，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关心的一个焦点。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封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联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决定作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两党两国之间的接触也很感兴趣，因为接触总比疏远甚至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视并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节，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议，并为苏联领导人做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契尔沃年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这位驻华大使甚为感谢，并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他顺便问了一句：“中国将派谁去，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因为他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将决定苏联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接待规模。周恩来对此留有余地，只告诉他：“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契尔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议传回苏联。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谁去最合适呢？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周恩来是最佳人选。周恩来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党的副主席，他一生多次赴苏联，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且与苏共领导人比较熟悉；他既熟知中苏两党的历史发展，又深谙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既能坚持原则，又会灵活地运用策略；他温文尔雅，刚柔相济，善于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及矛盾；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而缜密。在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趋势下，在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担负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非周恩来莫属。

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约见契尔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的。”同时提出建议：苏方能够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他坦率地告知：“我们要把这个建议告诉兄弟国家，希望他们同意我们这样做。”

最后，周恩来又一次风趣地试探说：“你们欢迎，我就去。”

为“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对这五国的外交官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来对五国外交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周恩来还表示：对苏联发生的这一事件，我们知道一些情况，但还不甚了解；因此，各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派出党政代表团前去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同时进行必要的接触。

他进一步建议：最好是派总理级的人率团前往。

3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并说明：“这次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个重要时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前去庆贺，也可以彼此接触，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上述国家的响应。中共中央的建议，也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后一天，苏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周恩来，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意见，并把苏联方面的庆祝安排告诉了周恩来。在谈话中，契尔沃年科代表苏共中央也代表他自己说：“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周恩来表示：“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周恩来的这席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谦逊无私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行程定下来后，周恩来便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国内的正常工作外，还有围绕着“上天”和“下台”两个焦点事件所要做的事情，周恩来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10月31日与契尔沃年科谈过话后，当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见并宴请前来采访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听斯诺谈完他这次来中国的采访计划后，周恩来坦诚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周恩来提醒斯诺：“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对你讲我能讲的，把那些我认为应当对你讲的告诉你。”周恩来曾多次说过，对朋友他是不会吝惜时间的。所以他与斯诺约定：“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此次来华，原拟写一部有关长征的历史著作。他的这一打算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实现。赶巧的是，他到中国来时，又碰上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和作家，斯诺决定：再次推迟写长征，首先报道这两件大事。

周恩来为斯诺的采访做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活动方面的情况，可以找唐明照，经济问题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的问题找龚澎，文化方面的问题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个是谈政治问题，一个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说是个技术问题。”对此安排，斯诺非常感激，在中国，他就像回到家似的。当夜，周恩来把12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给斯诺，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表。

斯诺回到住处后仍欣喜若狂，他对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周总理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这样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个准备。”在回忆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斯诺还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他在讲到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时说：“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他还说：“目前国际形势大好，我们国内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点，总结好经验；留在家里的人一定要抓好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及其夫人。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也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传递了苏方安排方面的一个变化了的信息：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苏方经过重新考虑，认为不安排外宾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尽管周恩来对此安排有些遗憾之意，但他还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说：“事情的变化已有了一个开端，总应该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契尔沃年科也诚恳地说：“祝周恩来同志莫斯科之行顺利成功。我们真诚地希望，您的访问将成为中苏关系中的转折阶段。”

的确，中共中央和中国党政代表团是抱着“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的良好愿望来对待这次重大行动的。当天，周恩来还仔细地审阅修改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接触时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等有关文件。

从11月1日至4日，在出发前的这段紧张而短暂的日子里，周恩来接见或陪同外宾的活动就达18次之多。在接待来访的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时，周恩来又一次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方面的态度：“核垄断的危险性很大，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不要全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只由几个大国来决定，哪有这种道理？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少数，没有的是多数，发生核战争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问题；少数人反对销毁，多数人主张销毁，少数服从多数，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有可能。”

11月2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小型会议，次日，他再次约刘杰、张爱萍、徐子荣、刘西尧谈话，议题都是讨论进一步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用于防御的。正如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正是由于中国原子能事业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也使得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家们在世界舞台上说话的分量陡然增大了。周恩来说过：“没有这一声响，就不会有人理睬我们。”

11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时，以一种良好的愿望谈道：“我们对苏联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鲁晓夫被苏联党和政府撤职是一件好事。这种撤职不能不影响到苏联的政策，因此，这是苏联国内国际关系变化的开始。”在谈到中英贸易时，他请大臣回国后告诉首相：“中英贸易要克服障碍。我们很愿意进口设备、器材、仪器，但限额、禁运使贸易受到限制；我们愿意相应地供应你们需要的商品。”贾埃说，他已经向中方负责外贸工作的叶季壮等人谈过希望消除障碍、减少限制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贾埃直率地谈了这样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了解英国事务。”

11月4日，周恩来和罗瑞卿专程前往上海，欢迎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上海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上海之行，是他出访之前最后未办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除当日与苏加诺会谈外，他还在晚间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苏加诺总统。

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对到达苏联后的情况，他们的估计有喜有忧。周恩来心中没底地说：“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有意与老朋友米高扬叙起了旧情：“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为表达中方的诚意并配合周恩来等人在莫斯科的访问，北京还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1964年的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时节，天有了很大的凉意。这天清晨，当周恩来从上海飞回北京时，西郊机场的寒风扑面而来。他知道，北边的莫斯科此时已是大雪纷飞了。从机场出来，周恩来急匆匆地赶回中南海，因为离他出发前往苏联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根本来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装，安排好工作，便再次来到机场，和贺龙登上了北去的飞机，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除了团长周恩来和副团长贺龙外，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臻、余湛以及其他随员共五六十人，这样强大阵容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去进行礼节性的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随行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1964年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1965年3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

为壮其行，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到机场为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送行。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在估计到达苏联后的情况时，有喜有忧。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看来，《真理报》同《红星报》的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柯西金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讲话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不无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

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

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11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词婉拒，似乎也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会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会柯西金，谈了20分钟。因为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相似，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柯西金说：“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必须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的不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

离开柯西金五分钟以后，周恩来又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办公室拜会了老朋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他们的谈话是从叙旧开始的。周恩来回忆，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很遗憾没有与当时的米高扬部长见面；1949年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秘密来华，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是双方认识的开端……老朋友见面，既有朋友之谊，又有国家之别。这样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对话：

米高扬：“你休息得很少，但气色很好。”

周恩来：“马马虎虎。……”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周恩来再次叙旧）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

在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拜会三位苏联领导人，谈话时间由30分钟、20分钟，最后到米高扬这里，只停留了10分钟。这既是时间所限，也是一种苦心的安排。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在下午。

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11月6日下午5时，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安排了一个大会。周恩来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

为配合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以期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为真心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和对苏联新领导的支持，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贺电；11月6日，中国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大报纸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并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安排在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所没有的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

11月7日上午，周恩来等人来到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前，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苏联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外国客人除了兄弟党的代表团外，还有“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等。在列宁墓前，周恩来见到了好几位苏联元帅，他们问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慑下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其中，索科罗斯基元帅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炸得好，可以多炸几个。”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火箭。”索科罗斯基赞成道：“应该多搞。”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提到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要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在谈话中，双方都感觉到了苏方在细小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如允许各代表团进行接触，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内可以自由地抽烟，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周恩来告诉罗方人员：“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多留几天，说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们少数几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到我们住的地方共同吃饭，进行接触。”

本来就笼罩在中国代表团头上的不祥之兆，终于在11月7日这天晚上发展成为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这位苏联元帅行为阴险，口出狂言：“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第二天，周恩来严肃地向苏联新领导提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勃列日涅夫等人辩解：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周恩来一语道破天机：他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愤然永别莫斯科，周恩来感慨万千。

正当周恩来准备着“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且等待着与苏共领导人说的“有商量的可能”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事件发生了。

11月7日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上，周恩来先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然后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算与他们谈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看他的神情，来者不善。

马利诺夫斯基劈头盖脸便对周恩来冒出一句阴险的话来：“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阴谋！”

此言一出，周恩来虽然十分惊讶，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图。由于当时在场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美国等国的记者，周恩来有意用别的话把马利诺夫斯基的意思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进一步口出狂言：“不要让任何鬼来妨害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害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心中不悦，但在这种场面上不便与他理论，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与别的元帅说话，却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还在继续冲着中国代表团高声嚷嚷：“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跑去找贺龙元帅胡言乱语。他鼓动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

由于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晚，周恩来在这里与代表团的同志一起仔细地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成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这不仅是对中国党和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在谈话中，周恩来首先问了头一天的书面贺词苏方如何处理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显然没有顾上考虑这件事，他仓促回答，打算出版一个贺词专集，在集子上登载，但他没有说是否马上在报纸上发表的事。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昨天，在公开的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西方记者在场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衅的话……”他把马利诺夫斯基的丑行复述了一下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说：“我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搞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还表示，这件事情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

8日这天，美英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发出报道，内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联共产党已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记者虽然善于捕风捉影，但此等拙劣的报道却事出有因。气愤的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赖账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本来就蒙上阴影的中苏关系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即将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显然困难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来正式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

在9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着重提出：“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

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原因，勃列日涅夫讳莫如深，故意搪塞，说可以下次再谈。他反而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停止中苏两党之间、其他党之间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但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对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胜计的攻击、对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却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议题未予回答。

为摸清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大差别，周恩来又提出了有关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希望了解我方在与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依我们看来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却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中国党显然不是笼统地反对开会，关键在于开什么样的会，什么时机下开。所以周恩来又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会议？”

这点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干脆：“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筹备会议。”

周恩来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令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连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诡辩说：“开会是苏联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再次说明：“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经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反过来说：“中国党对我们的复信是命令。”

周恩来理论道：“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而你们则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来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迄今为止，已有七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从苏共新领导的态度上明显地感觉到，要劝阻他们改变召开分裂会议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话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要坚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点明，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

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但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庆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

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做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做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行前，柯西金提早来到了中国代表团所住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来此次访苏的感受。

柯西金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我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途径团结对敌了。”

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柯西金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

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避而不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要将这一意见转告中共中央。

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

随同访问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后来撰文这样概括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11月14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飞抵北京东郊机场。从莫斯科遗憾地回来的周恩来，走出机舱时仍然面带笑容。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率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周恩来赶紧上前，与毛泽东等人紧紧地握手……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共中央直接汇报此次访苏的情况。中苏关系，显然急需重新审视。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对米高扬说过，他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十次访问苏联。应该说，这次访苏，也是最令他难忘的一次。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这次莫斯科之行，成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苏联老大哥与中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风雨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