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长河”小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

洋洋百万余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是罗曼·罗兰十年构思、十年写作的结晶。全著共四大部。它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欧美文学中一部非同凡响的巨著，有“音乐小说”、“长河小说”的美称。其最值得称道的意义，是通过主人公——天才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奋斗历程，高奏了一曲“人的赞歌”，使人们在二十世纪颓废之音甚嚣尘上的西方文学中，重新听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关于人的英雄主义旋律。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德、法两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德国宫廷的伪善和专横，批判了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颓废和庸俗，表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叛逆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保证了这部小说的不朽价值。他的一生犹如一部“英雄交响曲”，在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中，回响着自由、创造、追求、痛苦、人道、理想、爱情、友谊等诸多乐章。它讴歌人的生命的庄严， 激赏自由思想与创造精神的价值，颂扬人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对于真善美的顽强而宝贵的追求。借助于既有的文学形象和历史、文化名人去宏观把握的话，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贝多芬的才华与气质，托尔斯泰的博爱与真诚，哈姆莱特的彷徨和痛苦，堂吉诃德的无畏和率真， 于连的虚荣和傲骨，浮士德的幻灭与追求的形象。他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常人的很多缺陷，但绝没有懦弱、虚伪、卑鄙、庸俗。他是一个寻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人，但绝没有个人主义者的偏狭与自私。他的人格中并存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成份。他临终时对幻觉中的上帝说了这样一段话：“天父，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现在，让我在你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

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这段临终自慰，正是对他自己的历程和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弄潮儿；在芸芸众生里，他也很难说是一个用世俗眼光看来攀到了人生顶峰的成功者。但是，他实现了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因此，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感到充实和欣慰，并渴望有一天能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贝多芬的故乡——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音乐师家庭，从小表现出纯洁的天性和极高的音乐才华。在他的童年时代，祖父就经常带他去看歌剧和音乐演奏会，并把他的涂鸦之作精心收集起来题名《童年遣兴》献给王公。11 岁时他就举行了专场音乐会，获得“音乐神童”、“莫扎特再世”的美誉，被任命为“宫廷乐团第二小提琴手”。祖父的精心培养使他滋长了一种与纯洁天性不相容的虚荣和既崇拜力量又蔑视强暴的傲气。与此同时，他的舅父又谆谆告诫他为人处世要崇尚自然，要真诚坦荡，否则一定要受到生活的惩罚，这种教育又在巩固和维护着他的真诚、善良、美好的天性。来自父系与母系的两种对立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影响了童年的克利斯朵夫，他日后那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才华、气质和思想、情操正是在这种最初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小小年纪就显露了非凡的音乐天才，但与他的天才极不相适应的是，他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压制天才的环境。当时德国等级森严，市侩气炽烈，艺术家的身份实际上是王公贵族的仆役，艺术也只能迎合宫庭趣味而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由灵魂”。克利斯朵夫对此十分反感，并决心以真诚的艺术与之抗争。他在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音乐，可是却遭到主人的喝斥和责骂， 一批欺上压下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市侩文人也随声起哄。克利斯朵夫奋起反驳：“我不是奴隶，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要写我想写的事。”从此脱离了庸人们昼思夜想进入的侯王府，以艺术问题为中心写文章抨令人窒息的现实。后来他教小姐弥娜弹钢琴，两小无猜，产生爱情，又被弥娜的母亲察觉，遭到辞退。他日益厌恶周围的社会，胸中蕴积了愤怒的火药。终于有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将一个调戏乡下姑娘的大兵痛打了一顿，随即流浪到了法国巴黎。

克利斯朵夫原指望在巴黎这个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美称的世界里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法国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美好。文坛艺苑里，雨果、巴尔扎克时代的繁荣兴旺景象已荡然无存， 文艺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和大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摆设。到处是“文艺的集市、智力的卖淫和精神的腐化”。克利斯朵夫十分悲愤，利用一切场合一边向人们揭露法国现实的腐败堕落，一边敬告文艺家保持自己的艺术气节和艺术良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站着死！”他这种卓洛不群的态度，使他在法国也象故乡德国一样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招致一大批新的敌人，以至在一次他为弘扬真正的艺术而精心准备的音乐会上被喧嚣的喝倒彩声气得大病一场。即使处于这种地步，他仍不退让， 病中昏迷还在向庸众宣战：“即使世界上全是魔鬼，即使魔鬼要吞噬我， 我也不怕。”他发誓，总有一天，要用自己那表达着自己灵魂的音乐震撼欧洲。他的精神不是在压迫中萎缩，而是愈加强大。

如果说压迫与嘲骂激发了他的抗争意志，那么，友谊、爱情和人民

的生活则不断地造就和加强他的“伟大心灵”。他与一个意大利民族的女性葛拉齐亚保持了长期的纯洁爱情，这使他感受到了欢乐与幸福。他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性格互补的挚友奥里维，真诚的友谊也使他的情操不断升华。他与奥里维参加了工人的五一游行，奥里维被警察打伤，他冒着风险杀死了凶手。由于奥里维的引导，他看到了平民的生活，听到了劳动者的呼号，自己一次重病，也是由于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工精心照料才得以康复。这一切，不断地激发起他作为音乐家的才华，他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最深沉最博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在自己的自由灵魂之声中熔铸了德意志民族深奥神秘的思想，法兰西民族丰富细腻而层次分明的感情，意大利民族饱满热烈的性格，形成了博大精深而又汪洋姿肆的风格，成为了誉满欧洲的大音乐家。晚年， 当女友葛拉齐亚和男友奥里维都先于他而去世以后，他又怀着慈父般的爱心培养葛拉齐亚的女儿和奥里维的儿子的才能和爱情，让自己纯洁而伟大的心灵和充满着自由、创造、博爱精神的艺术代代相传。这时候， 他的心胸无比宽广，与对手和解，消失了嫉恶如仇的锋芒，对周围的一切，只剩下圣人般的同情与怜悯。这表明他一生反抗与斗争的目的是世界的博爱与和谐。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形象日益“非英雄化”的潮流中极为罕见的高大形象。他承受了作者的高度赞扬。他的最大意义是鼓舞人们创造生活、热爱生活。关于这一点，罗曼·罗兰曾清楚地说过：“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你坚强而真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爱， 去生活！”

作为一部倾注了作家二十年心血的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音乐性”。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个音乐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作者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他采用了交响乐的模式来结构小说。全著四部，有如交响乐中的四个乐章，恰与交响乐的序曲部、展开部、高潮部、尾声部形成对位关系。各部分又有各自的“调性”和“乐章”，在雄浑庄严的基调中展开了各种情绪、各种色彩的乐段。整部小说对人的艺术感染力，正犹如一曲交响乐对心灵的冲击，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一种混茫而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激动和共鸣。

第二，“长河性”。罗曼·罗兰把自己这部小说称为“长河小说”， 这不仅指篇幅长、构思大，而且指主人公的生命运动有如长河。小说从他呱呱堕地一直写到他告别人世。这种覆盖人物全部生命过程的构思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伴随主人公整个生活历程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流”意象。全著开篇第一句便是“江声浩荡”，主人公正是在这浩荡江声中降临人世。以后每隔几个章节，也即每当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或精神出现转折的时候，便要出现“河流”。它时而汨汨汤汤，时而奔腾咆哮，时而开阔平静，时而电闪雷鸣，随时空的变化而显出千姿百态， 恰与主人公坎坷曲折而绚烂辉煌的一生相映衬。直到克利斯朵夫弥留之际，他还在梦中听见了莱茵河的涛声。这种构思寓有作者深意：宏传壮丽的“长河”实即主人公，也即人类的生命、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与意义，正如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

先生的高度评价：它“是一部散发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书”， “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书”；它“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的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的积累”；“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