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带山麓的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白带山西南麓，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1年，隋文帝在诸州高爽清净之所建舍利塔，北京西南白带山上的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

隋炀帝大业年间，智泉寺静琬秉承其师南岳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大师的嘱咐，深感法灭危机，为有效保护佛藏，发愿刻石藏以不朽。

静琬刻经之举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与响应，611年，隋炀帝临幸白带山附近的涿郡，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

静琬时期所刻石经至少有《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9部，最初刊刻的《华严经》藏于白带山雷音洞左之第8洞，《法华经》等则嵌刻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从此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因此白带山后世又称石经山。

到唐代贞观年间的631年，为了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并把原智泉寺重新命名为“云居寺”。

在唐代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冥报记》中，对云居寺的这段机缘有详细的记载：

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由于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631年6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建起了云居寺。

云居寺创建时形成了三院格局：即东峪云居寺，又称东云居寺、东峪寺或东域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云居寺，又称西云居寺、西峪寺或西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后世之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又称中云居寺、中峪寺或中域寺。

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此后，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历经玄导、僧仪传至惠暹、玄法，尤其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为房山刻经的全盛时期，因为得到了唐玄宗的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支持。

730年，唐玄宗经金仙公主奏请，颁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福寺沙门、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智升亲自负责运送至云居寺。

在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两洞，将所刊刻石经藏于此洞内。玄法时期于唐开元末年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600卷的佛经《大般若经》，754年刻至163卷。

在此期间，静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对云居寺进行了第一次重修。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将云居寺四周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北限大山分水岭的大片山场划给云居寺作为刻经费用。

云居寺僧人为了感念金仙公主之德，特于白带山顶的石塔上刻下铭文，这座石塔世称“金仙公主塔”。此塔为笋状四面小石塔，通高3.67米，其下部由四块汉白玉石板竖砌成方形龛状塔身，龛门浮雕拔券，门两侧各浮雕金刚力士一尊，上部为七重宝檐，宝珠刹，造型酷似西安小雁塔和云南大理三塔。金仙公主塔至今仍完好地立于白带山顶。

“安史之乱”爆发后，房山的刻经工作也未停止。自789年至809年，受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施助，用了20年左右，续刻了《大般若经》300卷前后至412卷的100余卷，终唐之世，这部600卷的《大般若经》续刻至第520卷左右。

唐武宗登基后，主张废佛，云居寺被迫停废，后虽得恢复，但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使石经刊刻被迫停顿下来。

到了940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划燕云十六州归入辽人版图，在辽皇室的支持下，云居寺开始转机，再度兴盛。

964年，云居寺住持谦讽和尚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共修建大小庙宇70余间，使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并且扩大了云居寺的规模。

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成为我国古代为寺院募捐的社会宗教组织。对于谦讽组织的千人邑，南宋史学家王正在《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中记载：

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1027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游览白带山，发现了刻经始末，乃奏请辽圣宗耶律隆绪恢复刻经，辽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重启辽代大规模刻经。

韩绍芳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10卷经文，接着又开始从521卷刻起，续刻了《大般若经》的最后80卷。

1041年9月，涿州刺史刘湘承袭前任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至第600卷，计经碑240条，最终完成此经的镌刻。

《大般若经》的刊刻历经唐至辽代共计300年时间，共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

此后，至1057年云居寺刻完全部《大宝积经》120卷，计经碑360条，至此完成4大部佛经，它们是：《华严经》、《大涅槃经》、《大般若经》和《大宝积经》。

辽代的早期刻经均藏于藏经洞内，后由于各洞已满，至辽大安年间的通理大师时开始改单面刻经为两面刻经，并由大板改为小板，大字改为小字。通理师徒所刻的4000余片经碑和道宗刻经碑180片，均暂时放于山下。

由于藏经洞已满，自辽代起，云居寺僧人在云居寺南塔所在塔基的南侧建起一座石经地宫，用以珍藏辽金时期所刻的《契丹大藏经》10082片。

随着幽州地区社会的稳定，辽人开始恢复石经刊刻。在辽重熙年间至大安年间，云居寺建起了北塔和南塔。

北塔又称罗汉塔，建于辽重熙年间，为寺僧文密化钱3万余缗而建。北塔造型极为特殊，是楼阁式、覆钵式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塔。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其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完全是一个早期的喇嘛塔。历经千年沧桑，北塔仍以其雄伟的英姿成为云居寺的象征。

后世修缮北塔时，塔基上所镶的200余块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铭文的佛偈砖朽坏，需要去旧换新，但是苦于没有替代品，工程无法进行。

在当时，北塔东南10米处施工用的淋灰坑里的石灰水一夜之间向正北流渗而尽，有洞长达10米，距北塔塔基不足两米。有人推测或许塔基下有藏宝洞，遂停工挖宝。这时，奇迹出现了，从洞中挖出了辽代建塔时埋下的佛偈砖221块，拆旧易新，恰巧用去220块，仅余一块，此机缘足见古人建塔时虑事之缜密，仿佛早就算准了未来修缮时有此之需。

南塔建成于1117年4月，为寺僧绍坦所建。塔13层，高60余尺，内藏舍利300余粒。

辽代云居寺的佛教宗派由晚唐的禅、律共处，改为律宗。

金代直至金明昌年间，云居寺并未因朝代更替而间断刻经事业。1180年，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改律为禅。金世宗子、章宗伯父完颜永中施刻的《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就在义谦住持之际。金人继辽代之后续刻自辽代开始刊刻的《契丹大藏经》，并因此才使此经留传后世。

义谦对云居寺“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当时长乡城义井院、李河灵岩寺以及歧阳开化寺皆请义谦为提控宗主。

1215年，蒙古大军攻破辽中都，大元一统后，云居寺得到元执政者的重视。

1315年，元仁宗命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前往涿州代自己进香，顺道至云居寺视察石经。明里董阿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

元代在元文宗、元宁宗之际，云居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至1332年才告结束。

1341年4月，高丽僧人慧月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5块经版。

大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于1388年派名僧道衍到云居寺视察，道衍为隋静琬开创刻经事业所感，题《石经山诗》并序镌于华严堂石壁上。

1428年，道教的北派全真教代表人物陈风便、南派正一教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经，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等4部共刻石8块，送至石经山藏于第七洞中。

1393年和1444年，明政府又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明永乐年间，中天竺僧人桑谒巴辣曾修复东峪云居寺，改称“东峪观音寺”，并成为该寺住持。

桑谒巴辣是在我国佛寺担任住持的第一位印度僧人。他在1405年率领诸国使臣至明政府进贡方物，在南京受到永乐皇帝接见，并被封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允其随方传教，自在修行。

在此之后，桑谒巴辣奉诏居于北京崇恩寺，并在内府教授官员学梵语，有不少王公大臣投其门下，削发为僧。他还于1436年大修了崇恩寺。

桑谒巴辣圆寂后，塔葬于东峪云居寺附近的白云陀金香炉山清峰岭上。桑谒巴辣传播的是秘密大乘佛教，自明永乐年间桑谒巴辣重修东峪寺后到成化年间，东峪寺住持哩提干资罗及西峪寺住持嗔嗒悉哩，他们都是桑谒巴辣的梵僧弟子，从而开创了我国佛寺由印度僧人任住持的先例。

1592年，五台山一代高僧真可法师至石经山雷音洞参礼，发现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还在雷音洞拜石下石函内起出3颗肉舍利。于是，真可法师在明代慈圣皇太后李彩凤等人的资助支持下，赎回骨塔和香树庵，并为香树庵购置500亩的下庄一所。

此外，真可法师还将东、西云居寺的住持、执事僧召集一处，严加训示，重申戒律，再肃清规。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南方籍官僚居士葛一龙、赵琦美、冯铨、董其昌等刻造石经，他们采取先集资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共刻经10余部。并于雷音洞左侧新开一洞，将这些石经藏入其中。

1631年初，出资刻经的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在新开的洞额题“宝藏”二字，故此洞也俗称为“宝藏洞”。

至此，历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刻造事业宣告结束。

到了清代，云居寺改为临济正宗，世代相传，而且在1672年终于迎来了溟波大师任住持。溟波大师后被尊为云居寺重开山第一祖。

据溟波大师自述，他7岁即被父母送往天仙庙出家，后在北京悯忠寺受具足戒。曾经师从天津如来庵大博禅师开悟，40岁入主云居寺。

溟波大师是清康熙年间的著名高僧，蜚声遐迩，曾得康熙帝亲自垂问法力，并赐白金30两添钵。

在溟波大师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200余间，整修了西域寺、东域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暴经台等一应建筑。

此后，重开山第二代圆通法师继承乃师遗志，至1698年将云居寺重修工程告竣。

圆通的弟子重开山第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了尘法师也是一代有作为的住持，移大悲坛，修两壁僧寮，建藏经阁。

云居寺蒸蒸日上的时候，正是清康乾盛世，后世将清代前三代重开山祖师圆通、了尘、光泰并称云居寺“三公”，并将他们三人的遗骨分别安奉在3座形制相仿的覆钵式塔中，墓塔均为东向，石砌覆斗座，覆钵塔身，塔刹为十三天承宝珠，通高均为7米，并列位于云居寺北塔以北的平台上，俗称“三公塔”。

经过历代多次增修、重修的云居寺，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由当代佛教领袖、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居士题写的“云居寺”寺匾悬于寺门之上。

云居寺山门前有汉白玉的款龙桥和台阶石狮，整座寺庙，依山而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各殿逐次提升，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蔚为壮观。

云居寺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北部有北塔罗汉塔、三公塔，右侧有石经地宫和琬公塔、压经塔即续秘藏石经塔。

山门即天王殿，出天王殿前有木牌楼一座，左右为钟鼓楼，院东北隅修竹耸翠，溪流环绕。

正殿为毗卢殿，殿前的两通石碑为1688年立，记载了重修寺院经过。毗卢殿门悬匾“慧海智珠”，两旁悬对联“林外钟声开宿月，阶前幡影漾清辉”，均为清代乾隆帝御笔。

毗卢殿后通过两道砖阶攀至第一平台，有一座韦陀小殿兀立其上。

入第二道院为释迦殿，门额悬匾“耆窟香林”，殿联“石洞别天清净地，经函常护吉祥云”也是清代乾隆帝御笔，殿内供释迦牟尼像。

释迦殿后由旁梯升至第二平台，即第三院，有正殿“药师殿”，内供药师佛，悬乾隆题匾“香云常住”，药师殿后有两石阶连第三平台。

进入第四院为寺院中心所在，院落宽敞，花木扶疏，院右为方丈居所，院左为文殊殿。

正殿为弥陀殿，悬乾隆御题“金轮正觉”，内塑阿弥陀佛像，后堂供观音坐像。弥陀殿院内还立有清康熙年间造的经碑《金刚经》《药王经》两方。

绕行弥陀殿后，拾级攀入第五院，庭院甚阔，立碑4方，正殿为大悲殿，悬乾隆御匾“莲台净域”，内供大悲观世音菩萨，相貌慈悲，供于神龛之内，外遮深色薄纱。

殿右为藏经殿，有小门与大悲殿通。藏经殿深且广，殿内巨柜林立，中存经卷。

此外，第四院有南北跨院，南院有殿两座，一座为祖师殿，内供云居寺历代住持像，另一座为地藏殿；北院有大殿两组，一为千佛殿，另一为行宫院，为清代历朝皇帝驻跸之所。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和木版经，号称“三绝”。石经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00多年，镌刻佛经共1122部、3572卷、14278石，分别珍藏于石径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石经地宫中。

镌刻如此大规模的石经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我国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被誉为“北京敦煌”。

云居寺纸经现藏2.2万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刻印本包括明永乐时期南京印刷的近3000卷的《南藏》印本和一部1440年《北藏》印本7000余卷，一部1613年《北藏》印本3000余卷。藏文经卷共4种1000余卷，属于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手写佛经多数为明代抄本，最早书于1540年。云居寺纸经数量之多，为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

云居寺木版经，是始刻于1733年至1738年的清代《龙藏》，梨木雕刻，刻工精细，佛像及版面生动美观。这批《龙藏》木版经共7.7万多块，先后存放于故宫武英殿、柏林寺、智化寺，后分别运至云居寺，全部木版经重达400余吨，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

云居寺塔建有很多，其中包括唐塔7座，如开元十年塔、开元十五年塔、景云塔、太极塔与石径山金仙公主塔等；辽塔5座，如云居寺北塔即罗汉塔、开山琬公塔、续秘藏石经塔、老虎塔等；以三公塔为首的明清代塔若干。此外还有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

云居寺中有4件铜质品弥足珍贵，分别是：铜佛1尊、铜锅2口和铜香炉1尊。

铜佛乃供奉于云居寺弥陀殿内的阿弥陀佛，这尊铜佛高约3米，重7.5吨，仅修复一个缺损的指头就用去铜料1.5公斤。

铜锅是云居寺的镇寺之宝，有一大一小两口，大锅直径3米，小的直径1.5米。据说过去云居寺香火鼎盛时有800僧众，两口铜锅烧一次饭足够800僧众吃一顿。铜锅底部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凹槽，是为防止熬粥时里面有小沙子而特意设计。

铜香炉为明宣德年间铸造，三足鼎立，古朴敦厚，是一件难得的铜铸法器。

云居寺不仅藏有石经与千年古塔，而且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两颗佛祖肉舍利。这是世界上唯一珍藏在洞窟内而不是供奉在塔内的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并称为“海内三宝”，为千年古刹增添了一份祥光瑞气。

[旁注]

天台宗　我国佛教宗派之一。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顗。因其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智顗注有《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其教义主张一切事物都是法性真如的显现，以中、假、空三谛圆融的观点解释世界。

智升　唐代名僧。730年，于长安西崇福寺东塔院撰开元释教录20卷，详录后汉明帝至唐开元时传译至我国的大小乘经律论三藏、贤圣集传，及失译缺本等，共收录5048卷，敕入大藏。此录为经录中最完备者，古来凡言及翻译经典之书，亦皆以此录为标准。

刘济（757年～810年）北京人，唐代藩镇割据时期任卢龙节度使，忠于朝廷。卢龙节度使即幽州节度使，又称范阳节度使，是唐王朝在今河北地区设置的节度使，天宝时期的十节度使之一。后来直到五代时期割据河北，一直为河北三镇之一。

《大宝积经》又作《宝积经》，唐代菩提流志等译，凡120卷，收于大正藏第11册。系纂辑有关菩萨修行法及授记成佛等之诸经而成，在我国佛教界，被称为五大部之一，有着崇高的地位。全经内容泛论大乘佛教之各种主要法门，涉及范围甚广，每一会相当一部经，亦各有其独立主题。

喇嘛　藏语意为“和尚”。本来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和尚的，只有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才能具此称呼。在我国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处，皆称僧为喇嘛，意思是上师。

全真教　也叫全真道、全真派，是世界道教的主流宗派，被天下奉为“太上玄门正宗”。该宗嗣太上老君遗教，秉东华帝君演教，承正阳帝君钟离权和纯阳帝君吕洞宾二祖传教，开宗于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重阳，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宗旨，并逐渐包容合并了太一道、真大道和金丹南宗。

真可（1543年～1603年）俗姓沈，字达观，明末僧人。17岁到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拜虎丘僧明觉为师，闭户读书。20岁受具足戒后，广研经教。对修寺、刻经，颇有业绩。始自楞严寺，终至云居寺，复兴梵刹计15所。晚号紫柏大师，门人尊他为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

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

覆钵式塔　又称喇嘛塔，是藏传佛教的塔，因塔身形如倒扣的钵而得名，基本结构相同，有八种不同的风格。塔的每层结构都表达着一种宗教意义，从下向上分别是：基座、塔身、塔脖、塔刹。巨大的塔身蕴含着深厚的佛教内涵。

方丈　我国佛教虽然一般将住持称为“方丈”，但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寺庙就有住持，而方丈必须是上规模的寺庙群才能有。并且方丈可以兼任多个寺庙，而住持则不能。一般来说，方丈必须由所在省的宗教管理部门和佛教协会任命才能生效。

敦煌　位于我国甘肃酒泉，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1600米。存有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法门寺　位于炎帝故里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周魏以前称作“阿育王寺”，隋文帝时改称“成实道场”，唐高祖时改名“法门寺”。法门寺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法门寺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阅读链接]

在云居寺弥陀殿院内，有座嘉庆御碑亭。嘉庆御碑是一块卧龙碑，雕刻精美，做工考究。碑上玉龙腾跃，祥云环绕，碑身两面分别刻有清嘉庆皇帝两次游幸云居寺时御笔亲题的诗文《云居寺瞻礼二十韵》和《再游云居寺》，词藻华丽，书法遒劲，是一代天骄的代表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日军战机轰炸，有一块炸弹弹片神奇地击中了《云居寺瞻礼二十韵》诗中的“云”字，且恰恰切去了“云”字的下半部分，形成一朵云衬托于“云”字的下方。这一巧合不得不称为云居寺的灵异所在。大概云居寺通过这朵云来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战争阴云，给世界文明带来的灾难。